斯宾塞·科尔哈伯：为什么民主党正在输掉“文化战争”？-斯宾塞·科恩哈伯

原文发布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原标题为：“为什么民主党正在输掉文化战争。”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文/斯宾塞·科尔哈伯，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后，《纽约时报》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与同胞之间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认识脱节。

在一系列地图中，该报用不同的颜色标识美国各地区民众对电视剧的偏好，比如城市居民更喜欢看《权力的游戏》，乡村地区的观众更爱看《特工老爹》（American Dad!）。以下是最鲜明的对比：亲特朗普地区（Trumpland）观众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鸭子王朝》（Duck Dynasty），一档以狩猎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而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连一秒钟都没看过。

《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只是众多旨在为“蓝色美国”敲响警钟的媒体尝试之一，哀叹这个国家是如何分裂成一个个封闭的聚落。学者们一致认为，要让美国社会恢复团结并遏制特朗普时代的极端主义思潮，就需要选民们走出舒适区，去理解、结识以及说服另一方的同胞。

《纽约时报》2016年统计（上），美国西海岸及城市居民偏爱《权力的游戏》等美剧，而乡村民众偏爱《鸭子王朝》（下）等真人秀节目外媒截图

八年后的今天，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部分原因是他成功地将年轻人拉向右翼，看起来前面提到的呼吁根本没有受到重视：自由派美国反而变得更加内向，现在不得不吞下苦果。但这样说也不完全对。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出现了持之以恒的文化层面的努力，将“抵抗”这种意识形态注入到美国保守派的地盘。好莱坞对“#MeToo”运动的声援波及日常工作场所；黄金时段的橄榄球比赛直播被追求种族正义的呼吁占领；好评如潮的儿童电影和卖座大片体现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这些都是美国的左翼在做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影响所谓的“主流文化”，无论它还剩下多少实质内容。但美国的文化形态正在发生改变，如今很明显的是，只有一方知道该如何应对变化。

保守主义学者安德鲁·布莱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可以说是这个持续演变的政治时代的一名关键设计师，也是特朗普主义最狡猾的“文化战士”史蒂夫·班农的搭档。布莱特巴特在2000年代初期创办了一系列网络刊物，他本人于2012年去世。

所谓的“布莱特巴特主义”提出，“政治是文化的下游（downstream）”——也就是说，通过流行娱乐产品传达的理念塑造了消费者的世界观。这一主张呼吁美国保守派打造一个“影子好莱坞”，能够讲述保守派的叙事，培养保守派的明星（《鸭子王朝》节目中不讲政治正确的主演菲尔·罗伯逊曾在2015年获得保守派一个以布莱特巴特命名的奖项）。不过，从长期影响来看，“布莱特巴特主义”最大的贡献是鼓励美国右翼在互联网文化方面发挥创意。

关于社交媒体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扮演的角色——协助将各种不满情绪打包成一种令人兴奋的、在事实层面能够自圆其说的“精英压迫普通美国人”的叙事——已经讨论的足够多了。鲜为人知的是，这一现象却引发了一场诡异的、如同开倒车一般的反扑。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民主党人当然也制造了许多梗词并在互联网上组织起来，但他们同样通过内容审核与加强监管把精力投入到“改革”社交媒体上。

这些努力是谨慎的，也在名义上是维护两党团结的。然而，当民主党人似乎渴望恢复一种不那么无政府主义的范式时，共和党人却开始抨击他们认为的科技领域存在的自由主义偏见——意味着共和党人实际上想要一种更符合自身议程的喉舌。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媒体理论家长期以来提出，新的传播形态变革了一个社会对自身的思考以及同自己对话的方式。按理说，一场有效的政治运动应该优先强调驾驭这种变化，而不是阻止变化。

特朗普的年轻人支持者通过在TikTok等平台上的内容创作为他助选。 外媒截图

2020年以来，随着许多民主党选民与政客从党派斗争中稍微后退一步，文化的齿轮又一次被重组。旧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某种程度上靠边站了，如TikTok、直播和播客等新兴媒体平台开始大行其道。这些令人沉迷的、如微缩胶片般的内容形式捕获了美国大部分年轻人的心，但也在朝人口拼图的各个板块渗透，让“A&E对抗HBO”（A&E是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艺术与娱乐电视网”，HBO是成立于1972年的付费有线和卫星联播网，观察者译注。）等旧日的文化断层线显得格格不入。

保守主义理念在一系列新潮流与新场景中传播开来：从马诺圈（manosphere，一个反对女权主义、宣扬男性气质的美国在线社区网络，观察者译注）、“传统妻子”（Tradwife）、“反觉醒”喜剧演员到加密货币会议。来自右翼利益集团（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来自俄罗斯）的资金涌向直播平台的主播们。当特朗普发现时机成熟，启动以“复仇”为主题的竞选活动时，他可以无缝接入一个日益壮大的、同情特朗普且拥有大量追随者的网红所组成的世界。

与之相反，乔·拜登对TikTok采取的标志性动作却是他的政府支持封禁这个平台。当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她确实掀起了一系列以椰子树为主题的互联网梗热潮，这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发流行明星粉丝们的热情，尤其是当那些明星的歌曲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舞台背景播放时。在她短暂的竞选活动后期，哈里斯和代理人参加了一部分热门播客节目。但无论怎么分析，这些努力与哈里斯竞选团队所依赖的“老派”宣发手段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比如广告宣传、敲门拜访和主流名人主持的集会等等。

现在哈里斯已经败选，许多关于“如果”的争论也随之而来：如果哈里斯当初主动争取乔·罗根（Joe Rogan）那些受众多为男性的数百万播客订阅者，结果会怎么样？特朗普与J.D.万斯分别同罗根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对话。罗根也希望同哈里斯对话，但他与后者的团队无法就细节安排达成一致：哈里斯团队希望罗根从得克萨斯奥斯汀的工作室赶到她的大本营，且哈里斯只能聊一个小时。

按照传统政客的标准，在竞选季的关键阶段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也体现出哈里斯方面没有能力或意愿去配合新媒体的规则。这样的拒绝也可能是出于战略性考虑，以避免哈里斯在面对麦克风时失言的可能性——但考虑到大选最终的结果，这样的担忧同样显得过时。

美国知名播客节目主持人乔·罗根10月底发布与特朗普的对话节目，在视频平台上已获得超过4900万播放。 视频截图

毕竟，今天美国的网络文化生态系统中，最吸引眼球的商品就是公开冲突。播客和直播闲聊之所以令观众着迷，恰恰是因为它们未经剪辑、争论不休且不怕产生冒犯（可以留意媒体公司Jubilee制作的由数十名选民参与的自由辩论视频，在这次大选期间引发了大量关注）。

理论上来说，（民主党）渗透到新的保守主义信息环境中并不难：罗根就试图与哈里斯对话，与他影响力接近的另一位播客主持人西奥·冯（Theo Von）也和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做了一期节目。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代言人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的表演风格上，比如华而不实的原声摘要或高亢的电影式独白。他们似乎不愿意去做这些新媒体形式所要求做的事情，那就是去抗争。

罗根最近采访宾夕法尼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说这位民主党参议员的特点就是从不信口开河。罗根向他提起一个阴谋论，声称民主党正在向摇摆州输送无证移民并计划给予特赦，以争取这些移民的选票支持。

费特曼本可以从许多角度彻底驳斥这一说法。恰恰相反，他做了一名美国政客长期以来被训练在争议性采访中应该做的事情：找到一点双方的共识——“你知道的，移民问题始终会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然后转移话题。罗根（可能还有他的许多听众）都把这种掩饰当做坐实阴谋论的证据。在公开宣布支持特朗普的前一天，他发布了这段采访片段，并标注：“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哈里斯不会因为多参加几场播客就能取胜——但如果更多的民主党人愿意在过去4年时间花更多时间参与，研究如何吵架并搅乱右翼关于通货膨胀和移民的叙事，想办法将公众注意力集中到自身的议程上，谁知道结局会如何呢？

这个新的媒体生态系统如此显而易见，如此直接地关联着帮助特朗普获胜的年轻人右倾化趋势，以至于现在给它贴上“另类”的标签似乎显得无比荒谬。

尽管如此，在特朗普的新任期内，那些对特朗普主义并不感冒的美国人只会越来越无视这个系统的存在。当马斯克已经把X变成“白人至上主义的天堂”时，拒绝使用X平台的呼声当然存在道德上的号召力。但如果这次选举揭示了，将与你观点不同的人实质性地“全网封杀”有多么困难，它同样揭示了忽视对方的发声平台有多么危险。不幸的是，要改变正在回音室中发生的现实，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加入你自己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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