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培萩：阴谋+阳谋，美国富人如何通过大选捐款构建“暗金政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银培萩】

美国国税局在“政治捐款”和“慈善捐款”之间划出的界限是，慈善捐款不能用于党派选举相关的活动，比如向候选人捐款或活动，而政治捐款可以用于政党、选举和游说等。那么问题来了——要影响政治，一定要进行政治捐款吗？当然不是，慈善捐款影响政治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到达了美国考虑修改立法对其进行约束的程度。许多时候，慈善捐款甚至比政治捐款带来的影响更深厚和长远。

慈善捐款在美国国内和国际播撒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暗金”（dark money），在美国最近几个选举周期里愈演愈烈。在2024年选举中，两党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比以往更积极地运用“暗金政治”机制。

一、慈善捐赠的“暗金政治”机制

慈善事业在温情的面纱下隐蔽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弹性。美国法律不强制慈善机构披露捐款细节，故意在制度上留下了灰色空间，捐款可以花样百出地影响政治。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上游，有大量精英通过慈善捐赠来提供党派斗争所需的资源和智慧。这些精英的财富和策略首先输送给最上游的慈善机构，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复杂资助网络流向下游组织，最终用于观念倡导或政治运动，这样的机制可以被称为“暗金政治”。

暗金政治的上游机构是专门从事赠款的慈善基金会。截至2024年底，美国大约有九万个私人赠款基金会，总资产超过1.6万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110%。下游机构是观念倡导或政治运动的组织，名目繁多。

第一类观念倡导组织同样属于501(c)(3)，例如大学和智库，它们可以引导舆论、塑造政策研究的立场。

第二类“公民联盟或社会福利”组织501(c)(4)可以更自由地参与政治竞选和政策相关的活动，也没有法律义务披露捐赠者信息，捐赠者可以合法隐藏自己的身份。

501(c)(3)指美国税法中列出的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宗教、教育、慈善、科学、艺术等类型。

第三类是527组织，也就是专为公职选举等政治活动筹款的政党、委员会、基金或协会，例如PAC。527组织有法律义务来披露捐赠者信息，但是由于不透明非营利组织（opaque nonprofits）和空壳公司（shell company）的存在，使得他们的资金的源头常常难以追溯。

上下游的关系是暗金政治的核心，也是最隐秘的部分。多种做法为资金绕开法律限制影响政治提供了窄门。第一种做法是增加拨款环节。美国税法的灰色性体现在，每一类组织被允许从事的政治活动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把资金“多倒一手”，捐赠给下游那些行动更自由的组织，就可以规避限制。常见的做法是，501(c)(3)基金会拨款给501(c)(4)组织，501(c)(4)组织再将资金发送给527组织。过去两个选举周期中，空壳公司输送的暗金快速增长。

这类机构一般都是从外部筹集资金，钱的出处很难追根溯源，或者很要费一番功夫。例如，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是美国校园反以色列抗议的行动组织，它由西太平洋基金会（WESTPAC）直接赞助。这意味着对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的捐款通过西太平洋基金会转出，西太平洋基金会无需披露其转给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的资金或资金来源。而带有中介性质的西太平洋基金会还有上游机构更大笔的资助，包括Elias基金会（100,000美元）、Sparkplug基金会（100,000美元）、洛克菲勒慈善顾问（80,000美元）、开放社会基金会（4,000美元）和Groundswell Fund。

第二种做法是资助思想观念。美国税法还有一个灰色地带，虽然对官员进行直接游说是违反501(c)(3)行为准则的，但是“告知，教育和说服”政府官员是被允许的。501(c)(3)组织里，智库、大学和部分媒体都可以承担这种职能，这些机构完全可以从事公开宣传，只要不花“大部分”（substantial）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游说。政治极化在许多时候是激烈的“口水战”，两党之间互相攻讦对方和公开辩论。知识分子、权威专家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仲裁作用，而他们几乎都来自501(c)(3)机构。慈善捐赠支持501(c)(3)机构的专家学者、研讨会、出版和宣传，完全是合法且公开的，这一做法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走向，而且发挥的影响是长期主义的。

本届美国大选期间，由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因提出重塑联邦政府、大量解雇公务员等主张引发巨大争议。

第三种做法是成立羽翼组织。随着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许多501(c)(3)组织为了更方便地干预政治，悄然成立附属的501(c)(4)组织。501(c)(4)组织原意是公民自发成立的志愿性非营利组织，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典型的 501(c)(4) 组织类型是社区服务、体育协会、志愿消防部门或退伍军人组织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非营利组织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从数据上看，也只有2%到4%的501(c)(4)组织参与政治活动或政策倡导。而且2000年以后，501(c)(4)组织的数量有所减少，从最高点14万下降到2023年的7.3万左右。

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这2%到4%的组织可以发挥极大的杠杆效应。近年来，许多501(c)(3)组织意识到501(c)(4)组织灵活的角色，纷纷建立起自己附属的501(c)(4)组织作为羽翼。通过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许多更贴近选举和游说的活动，几乎不受无权无势的国税局的监督，而且也不像527组织一样需要披露资金的来源。在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以机构身份给共和党与民主党提供捐款最多的都是501(c)(4)组织。

二、民主党和共和党差异化的“暗金”策略

2024年的美国大选形势胶着，但两党都积极运用了慈善工具的效能。在选民基本盘上，共和党“财富占优”，民主党“人数占优”，所以民主党“自下而上”资助选举基础设施，操纵特定群体的投票率。共和党更直白，“自上而下”地在法院、州政府等机构中网罗精英人脉，并主动发起舆论战。

共和党的慈善策略是“我方不透明，但指责对方搞阴谋”。

第一，锁定大型捐赠者。表面民粹主义的特朗普，竞选行为与共和党建制派深度耦合。2024年选举前夕，特朗普向科技巨头抛出橄榄枝。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支持尤其显眼，他曾于2016年支持过特朗普，后续两人有过政见不同，2024年马斯克再次选择特朗普，以政治捐赠和慈善捐赠结合的办法支持他。

第二，以慈善的名义众筹。特朗普的官方竞选团队罕见地发起众筹用于特朗普遇刺和海伦飓风灾害，目前已到账超过1400万美元。众筹平台征收2.9%的交易费，但隐秘性更强。这验证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多是忠诚且“不差钱”的富人，捐款的透明度低。

第三，抨击对手用慈善搞阴谋。在高层，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批评精英大学、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的巨额捐赠；在基层，右翼机构有一个专门披露左翼慈善暗金的系列研究，它甚至给支持巴勒斯坦的慈善资金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

民主党的慈善策略是，利用执政党地位大谈选举民主，搞“阳谋”。

第一，左翼慈善机构带头呼吁选举“民主化”。福特基金会主席在《纽约时报》撰文，号召填补美国的民主制度漏洞。左翼所谓的“漏洞”几乎都指向共和党的劣势或错处。例如，扎克伯格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用慈善捐款促进了佐治亚等摇摆州的远程投票，帮助了民主党获胜，被右翼嫉恨至今，讽刺其为“扎克现金”（Zuck Bucks）。

第二，拜登政府司法部抓住最后时机，调查部分州阻碍了选民投票权。这起案件的原告多是接受左翼慈善资金的民权组织，此举的意图是提高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右翼把拜登的做法和四年前扎克伯格的“暗金”一样，怒斥拜登在用纳税人的钱搞“拜登现金”（Biden Bucks）。

2020年美国大选中，大量非营利组织通过“暗金政治”给民主党捐款，公开披露金额超过17亿美元。 《纽约时报》

第三，民主党和左翼慈善机构为“楔子议题”辩论，在种族、移民、妇女和LGBTQ+，以及社会正义议题上攻击共和党。左翼最常见的是批评富人以慈善作为裙带关系的掩护，瞄准最高法院等精英机构席位，安插他们的人。

三、暗金政治与政治极化的长期主义

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斗争，都依托靠谱的、有活力的组织系统作为“基础设施”。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是丰富的资源和智慧在支撑。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社会各界在公开讨论，美国是否会发生“下一场内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极化的僵局之下，是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自身稳定、抑制社会主义、扩充美国霸权的两条路线之争。慈善基金会推动的暗金政治，虽然看起来激化了两党分歧，但斗争的底线是维护美国制度内外的稳定性。

自由主义基金会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立场，主张为社会底层提供更多福利，这种安抚与同化政策让类似麦卡锡主义的声音指责他们有“亲共”倾向，另一方面，它们在美国政策咨询和思想文化领域长期的“建制派”地位也让保守主义财团的精英不满。于是，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基金会掀起的“反建制”运动。既是一场基金会精英之间的“路线之争”，抨击自由主义对异见者过于亲和的政策方案；又是一场“权力之争”，即保守主义基金会借思想斗争来重新夺回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话语权。

例如，在“黑人的命也是命”事件发生以后，保守派的话语是“白人与黑人的关系仍然是我们最溃烂的伤口，左翼不断地在刺痛这个伤口”，他们认为左翼过度强调种族正义是搞政治，如果不及时停止会让美国的政治制度伤筋动骨。战后经济繁荣和冷战危机支撑的共识破裂以后，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战争”延续到今天的“反特朗普运动”，本质上都是在争吵如何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此过程中最大化自身权益。

追根溯源，慈善基金会的产生，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对制度革命的恐惧，也为了保护精英的私人资产。资本主义很容易萎缩为“富人专治”，美国富人在20世纪初意识到了，它注定会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失利、政治上失权，滋生对现行制度和精英的憎恨。于是，精英再怎么内斗，都一致镇压社会主义。

此外，工业化早期财富膨胀的企业家面临反垄断的压力，办慈善成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妥协方式，它把应税的财富反哺于公共事业，绕开了政府的审查，也利用私人的身份和智慧襄助美国内政外交。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这一年在威尔逊总统批准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允许征收联邦所得税。身为钢铁巨头的洛克菲勒正在为缴纳所得税头疼。洛克菲勒在这个时候用1.83亿美元成立慈善基金会，并非巧合。后来，汽车行业巨头福特在罗斯福执政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财富精英成立一个强大的基金会来发挥影响力并保护自己的资产，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战略慈善事业就此诞生。“战略”的意思是，不仅要发面包给穷人，还要探索系统性解决社会难题、修复阶级裂痕的办法。

综上所述，慈善基金会首先是善意的产物，它在物质层面促进了科技和商业繁荣，探索社会治理的创新方案，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巩固了资本主义。但它的产生也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对制度危机的恐惧，并保护精英的私人资产。所以，慈善机构在近百年的美国政治发展史中成为了不同派系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暗金”。在美国内政外交中，有的暗金去向民主党，有的拥护共和党，但抑制社会主义、襄助美国霸权是他们的共同底线和“斗而不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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