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价值仍被严重低估

编者按：

10月19日，《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座谈会，暨建构中国资助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

时值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其核心观点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带来了经济繁荣。与会的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就自主知识体系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频频发问：中国奇迹何以可持续？

观察者网特推出《中国的奇迹》专题，为读者分享会上的精彩观点。本文为第三篇，经作者审核修订后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暴露了该奖项的偏见

谢谢上海大学的邀请，再次恭喜林毅夫与合作者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奇迹》发行30周年。这本书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其国际影响可见一斑。

刚才雷鼎鸣老师和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先生都讲得非常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他们对林老师著作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贡献。

雷鼎鸣毕业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米尼苏达经济系，而他的评价却是林老师这本书对理解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了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失败》的贡献；阿尔卡贝·奥克贝是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他也认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超过阿西莫格鲁。

我也分享几点感受。今天非常应景，阿西莫格鲁刚拿了诺奖，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经济学家，但是这个诺奖似乎有点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非科学性意识形态底裤都暴露出来了。

左一为阿西莫格鲁

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在其2001年著名文章中研究北美经济相对于拉美经济的成功，认为是由于拉美地理环境（主要是疟疾）不适合白人殖民者生存，所以白人不愿意把自己母国的“优良”制度带过去，以至于今天的拉美国家因为缺乏西方优良制度基因而成了失败的国家。而北美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白人殖民者生存，所以他们决定把自己母国的“好”制度带过去，从而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

我想我们应该设想一下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今天的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庞大人口中很少有印第安人存在，无论是纯种的印第安人还是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都非常少。但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即拉丁美洲），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印欧混血）却一直是拉美国家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比如在墨西哥，印欧混血占总人口的93%。

基于科学家们近年来对拉丁美洲人口的基因图谱分析，发现占拉丁美洲人口主流的印欧混血人群的基因中，其父系遗传基因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白人男性，而其母系遗传基因的绝大部分来自印第安女性。

这说明什么？说明拉美的白人殖民者不仅定居下来了，而且还与当地土著印第安女性大量繁衍后代，却把印第安男性基因消灭（取代）了。这种“基因置换”是“攫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非常残忍。

不过北美的殖民者更加残暴，他们把印第安男女老少全部团灭了，使得印第安人种的基因在今天的北美基因库里完全消失了。

按照戴蒙德《钢铁、细菌与枪炮》一书，印第安人被大量灭绝，主要是他们对白人殖民者带去的细菌缺乏免疫力。但是，印第安女性似乎具备强大的免疫力，不仅没有被灭绝，她们的基因还被不断保留下来了；而且，拉美印欧混血似乎对欧洲细菌的免疫力不亚于北美纯种殖民者。这些如何解释？

从印第安人的角度看，难道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基因实行“零容忍”的制度，是更加“包容”？难道殖民者对拉美印第安女人采取“接纳”的态度，是因为殖民者更加不适合在拉美“扎根生存”？难道拉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的交配行为，妨碍了他们把自己母国的“优秀制度”植入美洲？

一张1899年描绘美国骑兵正在追杀美洲原住民的彩色版画。Wikipedia

难怪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N. McCloskey)在评论阿西莫格鲁的一系列文章时说道：

“往小了说，Acemoglu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则是整个（理论）都是谬误。”[1]

中国经济的意义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价值仍然被严重低估

刚才是开场白，今天我想说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经历这么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在没有采纳欧洲和日本当年的殖民模式的情况下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但仍然被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严重低估。我认为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个别的精英和极其优秀的政治家，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是严重低估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全世界才能感受到这种低估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全球经济学界，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在内，纵然已经有在场这么多年轻经济学家的推广，我认为林毅夫老师的贡献和发展经济学思想在学术界仍是被严重低估的。

第三，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尤其对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却是严重高估的。

下面我引用几段历史学家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前几天，我有幸在复旦大学碰到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邓恩，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看来，那种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阿西莫格鲁与其他两位合作者2001年的文章和《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发表以后，林毅夫是国内最早批评他们观点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误读历史。我也长期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它把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在欧洲工业化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搞倒了。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原因是国内搞经济学的人不读欧美工业化历史。而在西方历史学家们的眼里，如果他们被迫关注阿西莫格鲁的话，他们都会说阿西莫格鲁把历史搞错了。

但是美西方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赞扬阿西莫格鲁，因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早已经不读历史，尤其是不了解西方工业化历史，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出于同样原因，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在美国顶级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失败了，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懂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力量主导下演化发育出来的。林毅夫指出：

“参与前苏联、东欧改革的经济学大师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德（Oliver Blanchard）、斯莱夫（Andrei Shleifer）、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和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

这些大师们，包括阿西莫格鲁，他们关于现实世界工业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行的理解，存在巨大盲区和巨大偏差，但是却被我们国内经济学界顶礼膜拜。

林毅夫还指出:

“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及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缺陷。”

新古典的先天缺陷是林老师最早意识到的，而他却是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说明他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是真正具备批判精神的。

林毅夫之问

我从林老师的书籍和文章中归纳出以下三个“林毅夫之问”：

第一，为什么那些成功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比如战后四小龙），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比如曾经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都是长期被西方批评且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第二，为什么那些当年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比如乌克兰、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还有很多拉美、非洲国家。

第三，为什么从改革开放伊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2019年3月27日，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言。东方IC

至今为止，我们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人试图去回答这几个“林毅夫之问”吗？国内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但是我认为这都是可以出诺贝尔奖成果的好问题。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们的数学与计量经济学技术很高超，但是没有什么大思想，有价值的部分都是前人早已说过的，包括诺斯和马克思。比如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对于西方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言下之意是，西方国家对资产阶级的包容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整个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军国主义式的’商业战争。” “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2]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朗说过：

“自从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军事化的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马前卒和工具。他们占领和控制广大的土地和当地人民，在其商业的成功和暴利背后，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军事和政府的功能和威力。赋予这些商人和公司对殖民贸易的垄断权力（包括军事权力），是支付这些国家天文数字的殖民开拓和战争赤字的廉价方式……”[3]

但是阿西莫格鲁试图有所创新的地方，却是如麦克洛斯基说的充满谬误和对历史的误读。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么崇拜阿西莫格鲁？因为我们不读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工业化历史。我们只跟着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媒体走，这是巨大的问题。

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什么优秀政治制度

阿西莫格鲁认为，大英帝国是因为先建立了优秀的政治制度而导致了后来的经济繁荣。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这么反驳的：

“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谓包容性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繁荣，不是亚当·斯密强调的东西，是二战以后美国学者提出来忽悠别的国家的。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也不是英国当年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是大英帝国在用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崛起并取代荷兰成为制造业领头羊之后，用来忽悠其它落后国家的，美国和德国当年都没有上当（参见汉密尔顿的美国制造计划）。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但当时的英国根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让我引用著名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所说的：

“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英国是在这样一种糟糕的制度状况下开启工业化的，而不是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讲的那种包容性理想制度。

所以，一定要好好读真实的美西方工业化历史，而不是黑板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所想象和描述的“历史”。

经济学不仅要用来解释世界，更要用来改造世界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去世之前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如果不以一套先入为主的固定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和中国经历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在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任务和挑战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变得更加紧迫；以至于下一位亚当·斯密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

罗纳德·科斯（1910-201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们都知道林毅夫与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争论，如杨小凯、张维迎教授，林毅夫老师的看法经常跟他们的截然不同，但是今天看来是更加站得住脚的。

比如杨小凯特别强调后发劣势——在他看来，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都需要模仿西方，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劣势。

而林老师则强调后发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和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加入世界市场和引进外资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与技术变迁，由此倒逼内生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管理建设，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

杨小凯认为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后发国家日本也是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因此中国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言下之意，发展中国家就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开启经济的繁荣。

刚才我引用了历史学家的原话，英国不是因为政治制度、良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而开启工业革命，而是因为马克思指出的以及别的被我们忽视的东西才诞生经济奇迹。

我们忽视了什么？十九世纪深入研究英国工业化秘诀的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说过：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李斯特认为，英国崛起的秘诀在于英国长期制定和执行的产业政策：

“英国人所签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然后打开国门击垮竞争对手。”

正如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也是著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布鲁阿姆勋爵）1815年的叫嚣所公开承认的：

“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

林毅夫讲制度是内生的，是国家要根据自身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而创设的。同时林毅夫还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当年不是靠产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虽然并非任何产业政策都是正确的。张维迎教授则认为，产业政策都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应该一概取缔。

即便是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林毅夫的观点是更加正确的，但是他在国内经济学界仍然还是少数派——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推广到这种程度，他仍然还是少数派。经济学界对林老师的理论仍然是严重低估的，就像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低估一样。

最后，我换一个角度谈一点。林毅夫老师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林毅夫实际上在中国第一个创立了“经济工程学”——新结构经济学，这门学科只能在实践中去学。

林毅夫认为好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仅仅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是它是否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多非洲国家的领袖愿意到中国来请教林毅夫，而不是其他人，当然是因为认识到林老师的产业政策理论可以帮助他们脱贫，而华盛顿共识和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让他们摆脱贫困。

像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林老师说他们的理论听起来在逻辑上都很自洽，还可以做成数学模型，但是不能改造世界，一旦被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就导致这些国家发展的失败与停止。

因此，我认为在看待《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林毅夫提出了一门“经济工程学”，它告诉你怎么操作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林老师一直强调的，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

我的时间用完了。谢谢大家！

[1]D.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32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3]Stephen R. Bown, 2010,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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