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闻：女性主义者韩江和诺贝尔文学奖，它们都需要彼此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2024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江，是东亚女性的一次胜利。”

10月10日（北京时间），当韩国作家韩江获得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整个韩国为之沸腾。评奖机构对韩江不吝溢美之词，对于这位稍显年轻的“70后”作家来说，获得这一殊荣是巨大的成就。

“以表彰她用极具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

诺奖的转变

不得不说，除韩国本土之外，韩江的作品也具有相当的国际性。多部作品描写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也是诺贝尔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过去，诺奖得主多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作家，而近年来，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作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韩江的作品虽然带有强烈的韩国文化背景，但通过普遍的主题，如精神压迫、家庭关系等，赢得了国际读者的共鸣。

韩江的代表作《素食者》通过个体对食肉社会的拒绝，揭示了身体与权力、自由与禁锢之间的矛盾。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文学的美学层面，成为社会流行话题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江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对社会压迫的反思和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展现了作家作为社会发声者的角色。

《素食者》2004年在韩国首版，2015年1月，小说由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翻译为英文出版，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热烈讨论。也正是这位“韩学家”，帮助韩江为国际文学界所熟悉。

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奖给一位作家，而非某一部作品，有终身成就的意味在。但韩江的获奖，也折射出了诺贝尔奖自身的变化方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正越来越明显地从强调“终身成就”转向关注“当代影响力”。

这种转变一方面是顺应时代的进步，一方面也有评奖机构“痛定思痛”的因素。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颁奖是绝对的不透明状态，个人或团体不能提名、申请诺贝尔文学奖。每年2月，学院成员会审查约200份提名作品，在5月份前列出入围名单，然后在夏季仔细研究有希望获奖的五位作家。文学院成员需要遵守终身保密协议，那些最终没有获得诺奖的作家，也无从得知原因。这也导致瑞典文学院在圈内形成了绝对的权力，有人也因此陷入权力的漩涡。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停颁，原因是瑞典文学院深陷丑闻。丑闻的中心人物是让-克洛德·阿尔诺和他的诗人妻子、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文化沙龙“论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院士、艺术界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2017年11月，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报》刊登调查报道，指控阿尔诺性侵多名女性；随后，弗罗斯滕松也被揭露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影响瑞典文学院奖项评选和资金发放。

18位证人的肖像组成的头版

在古斯塔夫松的非虚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中，详尽描绘了瑞典文学院的精英主义传统。其中有一个故事，瑞典文学院代表了一种“T·S·艾略特式的文化”，有点男性化且毫无羞耻心。这在阿尔诺经常光顾的餐厅就可见一斑——在这里，重要的常客都有专属的酒杯，酒杯的编号越小，声誉越高，而阿尔诺用3号杯喝红酒。

韩国国家的努力

即便如此，韩江的获奖不仅不是“折中”，而且含金量十足，既是非英语国家文学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翻译界一次鼓舞人心的褒奖。而且韩国文学、影视作品“出圈”，离不开韩国国家意志的坚持。

韩国民主党政府曾经成立过100亿韩元的翻译基金，专门用于向海外推广韩语文学作品。而1996年成立的韩国文学翻译院属于公营机构，隶属于文化体育观光部，由韩国政府全额拨款运营，每年的总预算约为80亿韩元（约合5000万人民币），致力于推动韩国文学、文艺向世界范围传播。

在文学翻译院的推动下，光是韩江一个人的作品就已经被翻译成28种语言，在全球共出版了76本书。而且推动韩江的作品走向国际，只是韩国文学翻译院若干项日常工作之一。自1996年成立以来，韩国文学翻译研究所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以44种语言出版了2171种图书，而且连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与韩国直接关系有限，但覆盖人口多的非通用语也在推广的范围之列。

作为非政府机构的大山文化财团，也一直致力于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常年对翻译、研究、出版文学书籍都给予奖励支持。例如A类，如果将获得大山文学奖（只接受韩语作品）的作品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北欧语的话，每本书可以获得1600万韩元的拨款。而通过常年的坚持，大山文学奖的含金量在韩国也逐年上升。

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持续推动下，韩江的《素食者》早在2016年就获得了布克文学奖，尤其是当年一起入围的还包括土耳其国宝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也奠定了韩江文学作品的地位。她的另一本代表作《不做告别》，获得了法国美第奇奖和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这既有西方重新关注非英语文学、亚洲文学的背景，也是韩国坚持投入的直接结果，而且高质量的翻译在韩江得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韩国解不开的性别矛盾

但正是因为韩江大放异彩，韩国“仇男厌女”又找到了新的战场。本来韩江的《素食者》就有一定的批判韩国社会的意味。在韩国文学翻译院的过往成果介绍中，这本2017年成为畅销书《82年生的金智英》，就曾在韩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撕裂。

这本书的作者赵南柱是韩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全书从一位名叫金智英的女性视角，讲述了她从小就面临的女性被歧视的故事，以及她因为身为女性而遭受的伤害和劣势。这些故事之间没有联系，每个故事都没有特定的结局，其中包括：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本来还应该有一个妹妹的，却因为是女孩而被流产了。

·当我们在家里吃早餐时，我们很自然地按照父亲、儿子和祖母的顺序提供食物。

·当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饭菜的顺序是按数字顺序排列的，但男孩们总是先吃午餐，直到女孩们抗议时，午餐顺序才被纠正过来。

·当我上初中时，对女生的着装要求很严格。（男校长描述了一个对女孩比对男孩更严格、更多样化的着装要求。）

·高中时，因为一个上同一所补习班的男学生暗恋她而跟踪她，让我产生了对男人的恐惧症，但我的父亲却批评说没能避开他是我的错。揭示了一种质疑受害者对犯罪，尤其是性暴力态度的前现代视角。

·由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迷信，我被拒绝了乘车——他说他不会接女人作为第一个顾客。当一对男女情侣在大学分手时，前男友转述了俱乐部里一个只称呼女人为“嚼过的口香糖”的高年级学生的看法。

由于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韩国男尊女卑这种传统文化余威犹存的情况下，《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读者群呈现极化。下图是根据年龄和性别，对《82年生的金智英》的销售情况进行的统计。女性，尤其是30岁到40岁的女性占了绝大多数。甚至当时有明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状态称正在阅读这部小说，而遭到了粉丝的集体抵制。

原著大获成功后，韩国影视界趁热打铁，将小说改编后搬上大银幕，而且取得了文艺批评界的高度评价，获得全球2700万美元的票房，和2020年大钟奖企划赏提名。

但这让韩国社会更加沸腾，认为韩国女性借助文学、翻译，系统性地污蔑韩国男性，将韩国社会文化描绘得过于丑陋，严重偏离事实。韩国网络论坛上甚至凑出了一篇“集思广益”的长帖《80年生的金智勋》。釜庆大学的李相允教授干脆出版了一本《82年生的金智英和90年生的金智勋》，模仿《金智英》一书，意在说明韩国社会对男性同样十分苛刻。

文化艺术方面的过敏只是问题最表面的一层，在韩国民间，性别对立已经成为了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重大问题，严重消耗了韩国社会的能量。

举例来说，韩国社交媒体2021年爆发过一场短发运动。

导火索是韩国射箭女国手安山在奥运赛场上为韩国连夺三块金牌，但因为剪了超短发，而被很多人贴上了极端女权的标签，遭到了大规模网暴。而网友挖来挖去发现，安山曾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五兆五亿”等被指贬低男性的词语，这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指控。（有解释认为，该词意为男性精子数量那么多却没有大用处。）

类似的还有2018年的“摆脱束身衣”、2019年“素颜上班”等，这些发源于社交媒体的社会运动，成为了韩国性别对立的一个重要战场。

韩国射箭选手安山 Olympics

在社交媒体上策动行动，最为极端的当数megalian社区，这个社区是“辱男”手势的发源地，也是韩国女权运动重要的大本营。

但对于这个手势是否具有侮辱性、以及使用这个手势的人是否具有侮辱意图，却没有客观标准，反而成为极大消耗社会活力的泥淖，比如2021年的GS事件。

当时，韩国连锁便利店品牌GS25原本是想策划一次关于露营产品的营销，但却因为海报引起了一波舆论海啸。

GS25的两版宣传广告“去露营吧！”

画面上令许多男性感到不满的有两样：手和烤肠。

GS25立即做出修改。但又有人发现，海报更新后画幅变长，多了一个三星环月的图案——这被认为与首尔大学女权组织“冠岳女性主义学会”有关。舆论再次炸锅，GS事件最终以总裁降职、涉事工作人员被裁撤收场。

此后，从炸鸡连锁店Genesis BBQ的海报，到星巴克发布的照片，但凡出现捏手指动作的地方，都成了韩国男人抗议的战场。

韩国国防部此前通过Facebook官方账号发布的“军队生活百科”图。网友批评其中的卡通形象敬礼动作不标准，有故意创作之嫌。

浦项市政府发布的前后两版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海报，告知居民接种需提前预约。

在这种氛围下，首尔地方警察厅不得不从道路交通广告中移除了捏手指的手势，表示希望避免误解。韩国国防部就宣传漫画敬礼手势有“嫌男”之疑召开发布会，声称以后“会注意”。浦项市政府也迅速修改了手捏疫苗药瓶的海报，并向感到被冒犯者道歉。

而且这种咬文嚼字还只是小巫，因为性别议题过于敏感，韩国人将男性因为“遭到女性无视”而随机杀人，女性因为受到性骚扰而强制阉割男性，都归入了纯粹的性别冲突，对其中的反社会人格要素轻轻带过，光谱中最极端的两个末梢都只用自己想看到的部分来作为攻击对方的弹药。

其实不论男女，如果将个人好恶带入工作成果，显然超出了争取平等权益的范畴，失去了作为雇员的基本操守，将性别作为其他犯罪的挡箭牌更是站不住脚。但韩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坐看民间互相发泄怨气。

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韩国建国后并没有类似新中国的妇女权利解放运动，更没有“半边天”这种根本上将男女平等对待的大原则；早期的军政府内也没有宋庆龄、邓颖超这样的女性领导人；加上从漫长的封建王朝到建国后长期埋头于经济建设，韩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认知根深蒂固，所隐含的“重男轻女”一直非常严重。

加上韩国的职场吸收了日本年功序列的文化和严格的等级制度，韩国女性一旦生育，就会在职业发展方面系统性受限，导致韩国在新千年女权运动再次兴起之后，成为了亚洲国家中的活动热点。

而且韩国军政府在内政方面长期倚重秘密警察，“西冰库大酒店”远近驰名，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同情左翼的农业地区对政府极端不信任；加上韩国深入民心的民主主义思潮，女权运动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一样，被归入了不需要政府插手的范畴。

在国家层面，由于选票的关系，韩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阵营对女权运动的态度也是针锋相对。

民主党阵营由于出身南部农业地区、民主运动活跃地区（如光州）的平民较多，相对而言对妇女权益更为重视，最近一届的文在寅民主党政府任内，就设立了女性家庭部，提高了生育津贴等，其长期考虑当然有促进人口发展的因素，但客观上对韩国女星的境遇也有所帮助。

保守党阵营则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底色，对妇女权益、移民、少数族裔等群体的方针较为保守。尹锡悦政府就出于政治考虑，废除了女性家庭部，将其负责的业务并入了保健福祉部（负责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

在经济层面，韩国男性全部要强制服兵役，这也是韩国一部分男性认为自己浪费了时间为国牺牲，但是女性却可以在同样的时间中去为自己争取更多资源，出现了系统性的不公平。其实根据OECD的报告，韩国目前的性别平等指数仍然不高，系统性的天花板还是对女性更为不利一些。

而且拿最近的打击深度伪造立法在韩国国会通过来说，这一法案给韩国越演越烈的伪造色情视频潮流进行了降温，但泛滥的偷拍、色情视频群组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受害者，还是以韩国女性为主。韩国中央政府、司法部门对相关案件的具体处理，仍然被视为较为温和，引起了相当的不满。

而这些问题最终都报应在了整个韩国社会上，在疫情前后的经济下行阶段，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韩国除了“三抛时代”急剧上升，6B（指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买“厌女”产品、不帮助“厌女”的女性）、4T（指脱掉束身衣、脱离宗教、脱离御宅文化、脱离偶像追星）女性比例也大幅度升高。韩国的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双双跌到了亚洲倒数第一。根据目前的形势测算，500年后，不论是男是女，最后一个韩国人将会从地球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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