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西方如何塑造了一个“哑巴”的非洲形象?
guancha
【文/蒋晖】
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种族隔离斗争后，南非在国家转型中没有选择左翼方案，而是走上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这一选择避免了此前非洲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出现的暴力冲突，但也导致无法彻底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从而为南非后来的经济社会危机埋下伏笔。90年代以降，随着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退潮和冷战结束，尽管非洲各国继续推进象征性的去殖民化运动，但是，从经济到文化，非洲对西方的依附仍然强大。
在思想交流方面，蒋晖所熟悉的文学领域极能说明问题。在研究层面，西方的非洲研究范式主导了非洲知识界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对非洲的理解；在文化交流层面，非洲文学作品要先在西方获认可并成功“市场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散播到非西方世界。这导致我们对非洲的认识也是经由西方过滤的、高度被选择性的认识。非洲的例子，代表了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深刻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交流的活力重新兴起，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共享第三世界的诸多历史经验，具备条件开辟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双向交流的新范式。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当在深刻反思知识殖民化的批判性视野与去殖民化的在地沟通实践下展开。当下的“非洲热”，需要转化为一整代人持续推进的知识互动和文明互鉴。
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在1961年2月24日到6月19日的四个月中，访问了几内亚、尼日尔等八个西非国家。图为非洲朋友向代表团赠送礼品。新华社
非洲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ESSRA：您过去一直在中文系任教，为什么会开始研究非洲文学呢？从您的经验出发，您认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文学，和西方或者非洲学者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蒋晖：2014年，我家获得了去南非生活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不虚此行，我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有计划地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并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授非洲文学。那时候我也是初学者，跟着学生们一块阅读，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和西方批判理论的视角进入了非洲文学。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的研究似乎变成了非洲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非洲文学是西方殖民的产物，西方给非洲带来的语言、宗教和价值观，通过举办各种文学竞赛、培训班培养了第一代非洲现代文学家，使得非洲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非洲文学因此常被看成世界英语文学和世界法语文学之一部分，这种看法强化了西方对非洲文学的阐释权。
第二，非洲文学研究者多为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精英或者就是在西方高校任教的学者，他们研究的意识形态、使用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基本源于西方，这使得在非洲本土的非洲文学研究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成果产生，也没有产生特别独特的声音。我们必须要看到非洲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它是西方投射到非洲的一种理解。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非洲文学不仅仅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它也是第三世界文学或者全球南方文学的一部分，是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中产生的文学，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的相似性同样不容忽视，这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和启蒙的主题也是非洲文学的主题，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人民文学的运动、农民问题等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主题、形式和动力，也同样作用于非洲文学。
这种第三世界的文学特殊性是西方理论难以理解的，因此，必须在第三世界的形成历史中来加以理解和表述。同时，由于第三世界已经置身于全球现代性之中，我们又无法简单抛开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现代思想去讨论第三世界的经验。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做出好的非洲文学研究，理想状态应当是兼具非洲文学、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学等多重知识。
2023年6月29日，在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湖南高桥大市场），来自非洲的表演者在进行非洲鼓表演。新华社
因为家庭的契机，我有机会来到非洲生活，从而使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这是个人的机缘，也是时代大潮到来所致。记得我在纽约大学读博士期间，当时肯尼亚的大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就在纽约大学教书，但我却从来没想过去听他的课。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代学人去西方读书的核心目的还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哲学思想、批判理论和方法论，非洲的学问，对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从中国文学的经验出发，我主要从阶级入手理解现代性，而没有意识到种族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在美国错过了跟非洲学者接触的最初机会。到2010年左右，我回国任教，那时候也没有很多人谈论非洲问题。但是没过五年，被非洲研究热带动着的非洲文学研究热就开始出现了，我觉得，任何一门学科的兴盛都和时代脱不了干系。
如果回顾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建国后，我们对于非洲的认识，是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与第三世界解放运动这个框架之下开始的。因此，我们对非洲文学的兴趣其实符合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
从6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翻译了大量的非洲“启蒙文学”作品，这些文学的主题往往是破除旧的习俗，反对非洲的迷信，典型的代表就是对割礼、求雨等陋俗的批判，包括1975年出版的《莫桑比克战斗诗集》，《世界文学》的亚非拉专号等等。这些作品是殖民地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知识界对这些文本的兴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不仅是一种认识的逻辑，同时也是政治的现实的逻辑。
90年代起，国内对于非洲文学的兴趣受到文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给非洲文学颁发的各种奖项成为我们译介非洲文学的最主要的参考点。长期以来，国内并没有研究非洲文学的科班出身的人才，这种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好转。没有科班的非洲文学研究者，非洲文学在21世纪初的起步依靠“东方学”“美国非裔文学”“世界文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客串。他们为非洲文学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90年代是中国非洲知识转型的一个时期：从传统的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理解非洲，转向后殖民的或者发展主义的进路。这个变化必须放置在90年代全球政治和思想变动当中去理解。南非90年代初取得了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南非左翼阵营发生了巨变，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开启了“新南非”的政治经济转型。
2023年5月17日，游客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参观。新华社
以南非的转型选择为缩影，从90年代起我们与非洲的关系在知识和政治层面上都有所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大学校园里还能看到不少的非洲留学生，但90年代似乎明显减少。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以及认识和解释非洲的模式，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
2010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战略之下，我们和非洲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契机，非洲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和政治力量。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要求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在知识上去发展出一种中非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非的和平转型与社会挑战
ESSRA：您提到，90年代是一个全球转向的时间。1994年新南非的转型以和平方式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促进社会团结的改革方案为主要特征。您2014年到南非工作，距离1994年新南非政治转型刚好届满20年。根据您在南非实际生活的经验，您认为南非道路的成败如何？
蒋晖：90年代南非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废除了种族隔离。其中两大改革方案其实都值得商榷。
第一是采用和平赎买、自愿买卖的土地改革方案实现种族和解，这意味着白人的经济权力和整个南非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第二是非国大推动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运动呢？我们知道南非改革转变了政治模式，由白人掌权变为黑人掌权。但是在伦理和道德上，白人和黑人怎么能够变成同一个国家的国民？怎么能够生活在一块？这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还是个伦理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创建一个新南非的身份认同需求，白人和黑人都需要这个身份认同。
“真相与和解”运动的核心过程就是由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所主持的一个宗教仪式，所有有罪的人进行忏悔、得到宽恕。它的要义在于强调所有对于黑人的迫害都是国家的行为，是政治和制度问题，而不是白人个体的行为；因此，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个人之间是可以实现互相谅解的。问题在于，在伦理和道德上，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所有肤色的人和谐生活在一起？新的身份认同真正实现了吗？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图为图图大主教（Desmond Tutu，1931.10-2021.12，南非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著名人士）视觉中国
不过，我们要理解90年代南非道路，要回到当时冷战格局全面瓦解的世界形势，这是南非道路的一个历史前提。冷战结束后全球的自由化、一体化、民主化等潮流难以避免，导致南非国家转型和其他非洲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有所不同。
非洲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阶段有两个，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的方式基本上是谈判。那时殖民列强已经意识到殖民体系难以维系，但却通过权力交接的方式，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控制独立后的非洲精英们。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葡语区非洲的独立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历了彻底的革命战争。他们组建了列宁主义政党，在独立之后也想走激进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后随即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内战之中。
南非吸取了上述两种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整个非洲民族独立之后普遍出现的独裁、内战、种族清洗等危机。因此，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加上非洲自身已经有的经验教训，自然让90年代的南非走上了经济上的自由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道路。
然而，直到今天，南非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如何让黑人真正进入白人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当中？南非政府要求大学招生至少要有70%的黑人，这种倾斜性的政策安排，其实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一是南非的基础教育投资不足，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比较差。我去过南非的中学，听老师们说，一本教材往往被60个学生共用。这说明当地政府对小学、中学的教育投资是严重不足的。
进入大学后，许多黑人学生难以完成学业，导致不能毕业的比率较高。另外，就是高校为了让更多黑人学生可以享受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是学校的基础设施的更新速度比不上扩招的速度，导致许多录取的学生无法来学校读书，只能上网课。这样，也造成了黑人学生入校易、毕业难的现象。
毕业后，很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也很突出。七八年前，南非高校学生发动了席卷全国的“降低学费”运动，但其实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如果基础教育的质量依旧保持目前的水平，学生仍然难以完成大学学业。
南非如今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小部分黑人富裕起来，但许多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导致了民怨沸腾、非国大支持度降低，社会上暴力泛滥，政府贪腐，行政效率低下，这些问题，正在严重破坏着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标准。
第二，民粹主义开始兴起，南非第三大党“经济自由斗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就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党派，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走津巴布韦道路，征用白人拥有的农田，将采矿和银行业国有化。这个在经济上极左、在政治上种族主义的黑人政党，在南非黑人中其实相当有号召力。民粹主义从前总统祖马执政期开始出现，迎合了底层对于南非精英政治的反感。经济自由斗士和许多无地运动都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代表。
2022年4月6日，南非经济自由斗士(EFF)成员在开普敦外的斯坦陵布什举行游行。新华社
在拉马福萨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社会上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愤怒的黑人试图推动无偿征用白人土地的修宪议案。该议案目前为止并没有成功，也很难成功。南非不会走津巴布韦的道路（编者注：津巴布韦1980年脱离英国独立后就开启土地改革，以解决殖民时代遗留的土地分配不平等问题，但进展缓慢；2000年，穆加贝政府进一步推行更激进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从赎买政策转向强行没收）。
农业只占全国GDP的很小的一部分。黑人拿到土地就能致富了吗？当年世界银行向曼德拉政府输送小型土地有产者的理念，认为这样可以解决黑人就业问题，且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南非农业能力的提高。然而，经历了漫长的殖民统治，黑人们长期与自己的土地剥离，已经不具备务农的能力，且政府亦未创建很好的市场，解决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因此，有很多土地在归还给黑人之后都荒废了。
总之，南非如今面临着许多问题。就看今后政府如何解决了。
非洲的整体性与“非洲认同”
ESSRA：您刚才谈到了要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谱系当中理解90年代南非的转型，也强调了不能将南非经验视为普遍的非洲经验。鉴于非洲大陆的多元性，我们在知识上、在政治上能否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非洲人的“非洲认同”从何而来？
蒋晖：首先，虽然非洲国家有54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但非洲人并不反感被视为一个整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3年访问非洲的时候，强调非洲是一个国家，这个说法其实得到了很多非洲人的认可。
非洲的整体性问题还是要从泛非传统当中去理解。一方面，非洲的整体性建立在“黑人性”“黑人文明”这些理念的基础上。我未来几年工作生活的重心会转向埃及，非洲文明起源自埃及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说法。
埃及前领导人纳赛尔本来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但他很快转头，将埃及打造为非洲的领头羊，在这个背景下，非洲文明起源于埃及，成为学界一个热门话题。非洲尤其是塞内加尔和加纳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会认为非洲神话的许多结构和人物跟埃及神话的相关性很大。
非洲文明从哪里来？这是非洲人一个深度的焦虑，“我是谁”的问题、我的文明和文化的根源在哪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埃及起源论当然具有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2015年我参与一个相关的会议，发现有一半的非洲人支持埃及起源论，另一半非洲人则是激烈地反对。
另一方面，“泛非”的政治基础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斗争过程中建立的政治认同。这个政治认同的前提就是非洲单个国家的解放是不够的，只有整个非洲的解放才能彻底摆脱殖民统治，这是第一代非洲的“国父们”所秉承的共同信念。比如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之后，积极地支持其他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他视自己为非洲的领袖，而不仅仅是加纳的领袖。
2023年7月4日，游人在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恩克鲁玛陵园内的恩克鲁玛塑像前拍照。新华社
过去一段时间，第二次解殖运动又在非洲兴起。在南非，解殖运动表现为推倒殖民者雕像、把城市名字恢复为殖民前的名字。比如，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以南非布尔人殖民者比勒陀利乌斯命名）已经改名为茨瓦内。当然，这不仅仅是在南非发生，这些运动本身内在于全球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文化霸权的浪潮当中。
在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对于西方的文化霸权其实不是特别重视，比如塞内加尔的国父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10-2001.12）还获得了法兰西院士的称号，用法语写诗。而今天非洲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有越来越强的意识，他们会讨论什么是非洲的哲学，“哲学”这个概念能不能够描述非洲的思想，就好像我们在探索中国思想独立性的时候也会思考中国有没有哲学。
在非洲，抵抗殖民者文化霸权的知识传统可以追溯到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70年代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叫非洲的新史学。在巴黎1968学生运动的浪潮下，大批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前往非洲，和非洲左翼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两大知识阵地，一个是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另一个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和艾菲大学。
非洲新史学核心的问题意识是，关于非洲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书之一是1988年刚果（金）哲学家姆丁贝的《发明非洲：真知、哲学与知识之序》（Invention of Africa:Gnosis,Philosophy,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他利用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批判“非洲”本身就是西方制造的产物，对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解释是一种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所构造出来的东西。
今天风行的像“城市改名”这样的运动，并不触及实际的去殖民化的目标，更像是一种政治话语。因为它并不触动任何经济结构，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运动，难以改变依附西方发展的实质。
去殖民化与知识的错位
ESSRA：知识的去殖民化是全球南方国家都要面对的主题，这就尤其需要相互沟通和理解。过去几年，您在国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翻译、推介当代非洲作家小说，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跨越西方的知识媒介，直接地相互阅读和理解。从您的经验出发，您觉得当前中非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沟通？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蒋晖：我之前几年生活在南非，后来移居开罗。南非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西化得较厉害，可当我到了埃及之后，发现埃及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更加严重。整个非洲人文知识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的研究都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中非经贸合作又发展得很快，像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样的项目在埃及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样的错位，主要是因为非洲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是由殖民时代西方的知识体系所塑造的。南非的学者基本上是通过阅读西方的文献来理解中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就深受西方的影响。
而在埃及，就拿文学研究来说，爱因·夏姆斯大学从1956年开始就有中文系，80年代之后甚至开始培养硕士、博士，有比较好的汉学传统。尽管如此，埃及知识界整体对于中国依然没有很大的兴趣，西方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依然很深。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非洲人到中国来学习，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所改善。尤其是像坦桑尼亚这样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有深厚友谊的国家。在坦桑尼亚，学习中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选择，很多孩子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因此我想这也是一个代际的问题，年轻的知识精英会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能够直接接触中国。
2022年4月19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们在联合国汉语日庆祝活动上展示中国书法。新华社
中国这一边，翻译界本身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翻译了很多好的非洲作品。不过，我们现在的翻译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的，这和1960-80年代的翻译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坦桑尼亚裔英国小说家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作品，因为诺贝尔奖本身代表了市场的销量保障，所以他的作品很快能够在中国出版面世。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作为文学商品的非洲文学，和真正的非洲文学是有很大不同的。容易在西方发表和流通的作品，要么围绕西方所关心的性别、LGBT问题，要么就是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作品。这些作品比较容易在西方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也就很容易进入到文学奖的评价系统当中。
此外，整个西方关于非洲文学的生产和认识，都是由离散在欧美的非洲作家和知识界组成的，这些符合西方审美的非洲作品跟非洲真实的生活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在这些作品之外，存在着大量市场不感兴趣的、却对于我们认识非洲有很大意义的文学作品。因此，我认为完全市场导向的、商品化的非洲文学翻译，是不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对全球南方文学的认识的。
我们今天理解的“全球南方文学”，都是商品化的全球南方文学。全球南方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接受、消费，要么借助西方大资本的运作，要么满足本国民族市场的兴趣，于是商品化的逻辑控制着我们对全球南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认识。学者的研究如果对市场的局限性、资本的危害性没有反思，就不能理解真正的非洲文学，不能把握它的整体面貌。不过，学者的研究和知识生产又处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逻辑里，批判性的思想和方法也很难在这个体系当中生存。这种困境是全球南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一个普遍特点。
如果说谈到经验和教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古尔纳在获诺奖后的“全球南方行”。古尔纳在亚洲没有去韩国、日本，而选择访问印度和中国；在非洲，古尔纳访问了南非、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也在埃及参加过会议。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位全球南方作家的全球南方之旅。
古尔纳在中国的访问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活动。头部主播组织了一次直播带货，然后就是古尔纳与中国作家的对话。这场对话的特点是，几位受邀的作家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他们和古尔纳唯一能够找到的共同议题，就只有非常抽象的、远离社会问题的“痛苦”情绪。
图为古尔纳直播截图
全球南方的作家之间没有共同的兴趣，不阅读彼此的小说、不关心彼此的处境，依靠得奖这种突兀的市场行为强行坐在一起，能有什么对话的可能性呢？所以我强调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局限的事情，市场无法制造任何东西，即便我们邀请他来，但如果不加深我们对他真正的理解，也不加深他对中国真正的理解，就只能是无话可说。
古尔纳在尼日利亚和印度都参加了当地的文化节，但“无话可说”的问题在这些地方也同样存在。在尼日利亚，古尔纳说自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本人自从60年代桑给巴尔革命开始就流亡海外，在英国学习，80年代是尼日利亚的巴耶鲁大学聘请他教书，让他能够回到非洲。不仅如此，古尔纳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尼日利亚的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因此，他对尼日利亚有着特殊情怀。
但是，尼日利亚知识界不关心古尔纳“回家”之后想做什么，而只在意古尔纳作为一个非洲人是如何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印度知识分子对古尔纳的访问则更加抽象，他们请古尔纳谈谈“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写作”、“你对想写作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些“纯文学”的问题完全脱离了历史的语境，也脱离文学作品具体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在南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金山大学和开普敦大学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并且又给他举办了两场专题讲座。第一场讲座谈的是移民的经验、离散的经验，因为南非人的离散经验也非常丰富，因此他们能够读懂古尔纳所谈论的“离散”；这个话题在中国确实很难获得共鸣，我们有的更多是“离乡”而非离国的经验。第二场讲座谈的是“重新阅读南非文学”，主要谈论了南非作家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古尔纳在南非两场讲座的基本议题是如何离开本土，又如何重新和本土相联结的。
在整个“全球南方行”当中，几乎没有人询问古尔纳非洲现实的问题，然而，古尔纳在市场上的成功也带出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非洲作家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很显然，不是写给非洲的读者、本土的读者，而是写给世界的读者看的。他的书和非洲本土读者的关系已经很小了，他只能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学”的位置上去写作，为世界读者而写作，这是很多非洲作者在90年代全球化时代以来基本的写作取向，那就是站在中心，书写边缘，写给中心的读者看。
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存在着大量站在边缘写给边缘人看的非洲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这些文学不会被西方所介绍，也不会得奖。这些作家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不管是在美国学术界工作还是在非洲学术界工作，他们的写作是为了改变现实，而不是纯粹按照西方理论生产出一套知识。他们所预设的读者就是本地人，因此这些写作总是和行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批判性的就一定是好的，关键在于你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样的行动而写作。
因此，我非常强调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去了解非洲文学当中这样的作品，并且要及时写出文学评论，让非洲读者了解中国人对他们作品的看法，和当地人对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在地”的沟通。
更进一步说，我们还要寻找了解非洲文学对中国而言的文化意义，而非单纯是政治意义。从我做非洲文学的经验来说，我认为我们要向非洲学习。比如去学习非洲作家对人的多元性的洞察。
2024年5月22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参赛者在“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坦桑尼亚赛区决赛上展示才艺.新华社
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上取得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留意到，“压缩式”现代化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成功的标准开始变得清晰化、单一化，在经济上的成功、获取社会地位，好像就是成功的标准。今天许多年轻人的迷茫和热议的“内卷”，也与此有关。但是非洲文学所呈现出的成功的标准、快乐的标准是非常多元的，而这种多元标准其实恰恰根植于个体本身的多元性。
在文明互鉴的意义上，寻求中国文明精神、中国的社会工业化经验和非洲文明精神、非洲社会发展的互补与汇合之处，是我们需要付出一整代人努力来探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