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波：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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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共产党人，他的经历独特而传奇，每一次的人生转轨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伟业功成都令人赞叹。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从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和上海与敌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员，到30年代初在苏联通信科学院成为科学家，再到抗战时白手起家开创我军军工事业的军工局局长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各个时期各种生疏的岗位上都为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字：“坚持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在广播事业、中苏合作、对外经贸、抗美援越、改革开放等众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即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一个一生不违党命、不讲条件、不畏艰难服从党的需要，而且把各项开拓性事业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于开展新工作，善于打开新局面，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把利刃。
在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匕首之刃——李强传》一书书摘，以此纪念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
【文/ 刘江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党的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也有了一定数量的发展。
在湘赣边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的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会师。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四军三破敌“剿”，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很快就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全境，吉安、安福一部分，以及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中央苏区呼之欲出。
在湘鄂西，贺龙、周逸群等人建立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后扩编成红二军团，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鄂豫皖，共产党在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的基础上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委，创立了红一军，这便是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在湘鄂赣，农民游击战争也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开天辟地第一次，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旅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均已配备短波无线电台的优势，各地红军与根据地的通信指挥手段却严重落后。除个别部队配备电话外，大多仍以军号为主，只能适用于战术通信，无法承担全局性战略战役指挥联络的使命。而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同相距数千里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与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其实，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比中共中央更早注意到军事斗争、情报工作以及培训技术干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军委会委员赫梅廖夫于5月6日在给军委会主席别尔津，同时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工作缺点和未来前景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最高领导机构再次重申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造就中国军事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对他们进行认真培训，并借助于他们深入开展业已开始的工作。”“协助武装工农军事组织，拨给军事部十分必需的爆破器材。”“更广泛地开展情报工作。”“坚决要求中共中央指派中国军事部的常任成员，同时派出不少于两名俄国同志到军事部工作，而且一名应当是与我们的教官组有联系的、威信很高的军人同志，另一名应当领导情报工作。”“增加对党的军事工作拨款”【1】。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应当十分尖锐提出的问题是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军队，密切军队与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将雇佣军队改变为正规革命军等等。”【2】
此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合全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教训”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应当化险为夷，以图自存……撤换领导，并把有直接革命斗争经验的新领导人由基层提拔到中央；与此同时，党还应当在武汉地区建立秘密机构……尽一切努力发展土地运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工农军队的基础。”【3】
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八项决议，其中的第四项是：“为了给特种部队（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今年毕业生中挑选1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军事部门保证对他们进行培训。中国委员会要向下次会议提出必需的经费预算。”【4】
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5）根据政治局今年5月26日的决定，从中国高校100名毕业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学习、20名到航校学习、15名到通信学校学习，25名去学习装甲和机枪技术。允许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利用自己的预算余额作为这些同志的生活费。规定学习期限为9至18个月。学年开始前，将这些学员安排到相应的营地，以利用夏季时光从事野外训练。”【5】
正如李强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六大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6】
青年时代的李强
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共与联共（布）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联共（布）的援助；另一方面，联共（布）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也真诚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并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基于双向需要的革命格局须有安全稳妥的无线电通信手段予以保障，于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很快启动了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和建立电台的工作。李强也证实，“周恩来参加了大会（指中共六大——笔者注），会后回到了上海。根据苏联同志建议，我党着手准备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7】。
1928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抵达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技术人员的申请，很快就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并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实施。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成为最早一批被派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人员。
毛齐华，原名毛品贤，1903年出生，上海嘉定人。1920年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当学徒工。1925年初加入共青团，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后来属共青团曹家渡部委领导，部委书记是李强，胡均鹤是宣传委员，毛齐华担任组织委员。
1987年5月2日，李强在杭州毛齐华家中。
1925年4月，毛齐华加入共产党，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工会党团书记和秘书长。五卅运动期间，毛齐华参与领导上海印刷业的罢工，担任上海印刷总工会副总务科长。后来参与创办中共地下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2月，毛齐华在中共武汉长江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党团书记，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
毛齐华他们进入的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设在莫斯科一条冷僻的街上。毛齐华等人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去那里学习。从学习收发报技术、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入手，后来就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外出实习，有时还到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中共六大之后，毛齐华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遇见了前来传达六大精神的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向毛齐华打招呼，并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建立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话不多，但是给毛齐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底，除陈昌浩中途被调走搞青年团工作，毛齐华等五人全部搬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住宿，进入封闭式学习状态，只是在中山大学有重要报告时才回去听一听。
周恩来在审查中共六大会议代表和留苏党员学生档案时曾留意到，一个被指派参加旁听六大的东方大学学生涂作潮曾向组织强烈要求“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爆破技术”。
涂作潮，190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十几岁便学徒作了木工。1924年到上海谋生，在工人夜校认识了蔡林蒸（蔡和森的继兄）。同年4月，经蔡林蒸、林育英介绍加入共产党。1925年10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9】。
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办理六大未了事宜，包括同中共代表团其他领导逐一找中国留苏学生谈话，了解其学习情况，向他们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对回国工作的意见【10】。
了解到涂作潮的想法后，张国焘、周恩来在分别跟涂作潮谈话时表示，国内红军急需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希望你改学无线电通信。
涂作潮同意组织决定【11】。
接着，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推荐涂作潮等十名东方大学学生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绝密会议，根据“特别可靠、熟悉俄语、男性”三项条件，审核确定了十人中的六人，但最终入学的只有涂作潮、覃显猷、刘希吾、宋濂四人。
1928年11月中旬，涂作潮等四人开始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课程内容有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等。涂作潮擅长木匠活，在教员劝说下改为主攻无线电机务，重点学习组装和修理无线电台【12】。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13】。与此同时，他开始布置建立无线电台的具体工作。
一天晚上，李强奉周恩来之命来到一家小旅馆。进入房间后，周恩来热情地拉着李强坐下，他长久地盯着眼前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思绪却飘移到五个月前的莫斯科。他想到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经过严格审查分别进入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的过程。这些学员要两年左右才能结束学期，但国内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却一刻也等不得，他们因联络不畅而纷纷向中央诉苦，其心情之迫切、语气之急切，仿佛一记记重锤不断敲击着周恩来的心。
周恩来深知请共产国际代培无线电技术人员的重要性，可远水不解近渴，高度仰赖别人，实属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而为之。而眼下在中国，有无数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一定“熟悉俄语”，也不一定是“男性”，却百分之百地可靠。只要革命需要，他们会将全部激情投向党的奋斗目标，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与其坐等别人帮忙，不如在本土立即开展无线电技术人才培训和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工作。自力更生与依靠外援“两条腿”走路，无疑是创建无线电通信事业时应取的策略。
基于反复思考后形成的想法，加上一年前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情报保卫工作时对李强的了解，以及李强上过大学工科、熟悉英文等情况，周恩来深信他能完成任务。
刚才，李强见周恩来若有所思，就没有贸然打扰。从一年前担任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起，李强就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周恩来对他而言，既是领导，又是兄长。他对周恩来充满敬意，却又从不拘谨。李强并不知道，其实早在两年前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罗亦农就将他自制炸药和手榴弹的故事讲给周恩来听过，使周恩来对这位年轻党员面对艰难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创造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告诉李强，党中央要建立地下电台，决定由你来研制收发报机、组织人员培训和建立电台。
李强听了感到兴奋，原来是要把秘密情报隐藏在空气里送出去！但他也有一点为难。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事情时说，因为我虽然上过大学，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国民党特务对无线电设备检查控制很严，一经查获均施以重刑；而且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鼓励我说：没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14】。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李强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学起无线电来【15】。
为了给李强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周恩来对中央特科的内设机构和人事安排均做了相应调整，将中央特科四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仍由李强担任科长【16】。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陈列馆上海党史网
不久，张沈川也在周恩来那里领受了任务。半个多世纪后，张沈川回忆了这个令他终身难忘的重要时刻，他说：
1928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当时我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到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说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伍豪（周恩来）和我谈话。去后，周恩来很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活动，什么时候入的党，由谁介绍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恩来同志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说，从明天起，你就归他领导（指坐在一旁的顾顺章，他后来叛变）【17】。
有资料称，周恩来向张沈川布置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任务后，由张沈川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参加学习的有李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18】。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包括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使用收发报机两个方面。李强的任务是研制收发报机，张沈川的任务是学会使用收发报机。周恩来与张沈川谈话时已经明确，张沈川归顾顺章领导。顾顺章时任中央特委委员，是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 ，李强在特科下设的通讯科任科长，张沈川是通讯科成员。因此，顾、李、张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是明确的。根据张沈川回忆，周恩来与张沈川谈话的次日，“顾即派李强找到了我。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李强还买来电键、蜂鸣器、干电池、矿石收音机、耳机等设备供他学习【19】。这不仅说明了李强领导张沈川，还说明了李强所承担的具体工作。
1928 年冬，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进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的无线电学校。开学后发现，校长是老熟人刘鹤年，曾在青岛测候所任报务员，1925年还同张沈川一起参加过“青沪惨案后援会”，支持日本纱厂罢工工人。1929年5月，张沈川顺利毕业。经刘鹤年批准，住进第六军用电台实习。张沈川手法熟练，常被刘鹤年安排单独值夜班。张沈川利用这机会偷抄了两本国民党军用密码交给党组织。
7月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张健等三人被分配到第六军用电台实习。他们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一来就注意到“实习生”张沈川，于是处处给张沈川找碴，使他的工作环境顿时变得危险起来。张沈川立即向李强汇报情况。根据李强的指示，张沈川向刘鹤年提出“实习生多，练习机会少，决定搬出去另找工作”。经刘鹤年同意后，张沈川迅速离开了第六军用电台【20】。
注释：
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2 页。
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1 页。转引自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上册，长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0 页。
3，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4—345 页。转引自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上册，长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 页。
4，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1 页。
5，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3 页。
6， 李强《我的革命历程》，《中共党史资料》第 49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 页。
7，1985 年以来李强的多次谈话，张瑞玲记录，薛幸福整理誊写。
8，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毛齐华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5 页。
9，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32 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9—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8 页。
11，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12，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上册，长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35 页。
1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9 页。
14，李强：《我的革命历程》，《李强文存（1924—1994）》，李延明整理，中共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02 年印，第 289—290 页。
15，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16，李强：《我的革命历程》，《李强文存（1924—1994）》，李延明整理，中共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02 年印，第 289—290 页。
17，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 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1 页。
19，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7 页。
20，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7 页。
刘江波：《匕首之刃——李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