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南：从“无上限接纳”到“加大力度遣返”，德国变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子南】

8月29日，德国内政与国土部长费泽宣布，德国政府将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并加强刀具管控以改善国内安全局势。

这是自上周8月23日德国索林根市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后，德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此前的8月2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曾前往事发地悼念，并承诺将加大力度遣返非法移民。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前往发生持刀伤人案的索林根市，向在事件中被杀害的3名死者献花。视觉中国

发生在23日的这起袭击事件，最终导致3人死亡，8人受伤。这起悲剧震惊了整个德国，尤其是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后，引发了德国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深切担忧。据德媒报道，袭击者疑为一名受伊斯兰极端教义影响的叙利亚难民。他此前曾申请庇护，但未获批准，不过也未经执行遣返程序。

在这之前，德国是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自2015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了著名的“我们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政策之后，已有数百万难民涌入德国，由此给德国公共秩序和福利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德国当前难民问题的由来

德国难民问题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以来，德国先后经历了数次难民潮的考验，其根源深植于全球政治动荡、地缘冲突和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抉择。

第一次难民潮发生在美苏对峙、两德分裂时期，西德面临大量因政治迫害和“种族清洗”而从东欧逃离的德意志人，以及为追求更好生活条件和政治自由，通过非法途径逃往西德寻求庇护的东德人。

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引发了一系列残酷战争，特别是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数十万巴尔干难民被迫逃离家园，涌入德国寻求庇护。

当地时间8月25日，德国索林根市持刀袭击事件嫌疑人被警方拘押。 视觉中国

第三次难民潮发生在2010年年代，由于美西方强权对中东局势的持续干预，引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导致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上百万中东和北非难民逃亡德国。

第三次难民潮在来源地区、安置规模、社会影响和欧洲协调等方面与此前两次难民危机存在显著差异。先前两次难民潮虽对德国社会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德国在接纳和整合难民方面相对顺利。

相比之下，第三次难民潮的规模更大，难民背景更为复杂，牵扯到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语言认同，使得德国的社会整合难度大幅增加，进而加剧了德国社会的紧张与政治分化。

此外，第三次难民潮也对欧盟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其不得不调整难民政策、强化外部边境管控，并加剧了成员国间的分歧，助长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最终选择了开放政策，宣布不再遵守“都柏林规则”中“第一入境国”原则，愿意“无上限”接纳难民。这一决定使德国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赞誉为人道主义的典范，但也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和政治分歧。

在此之后，德国虽逐步收紧难民政策、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欧盟就难民政策进行改革，但从整体而言，德国在面对难民问题时始终在国内政治与民意分歧、难民接纳与遣返的平衡，以及经济利益与社会成本的权衡之间摇摆不定，从而为当前的难民危机埋下了伏笔。

二、德国面临的难民危机

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德国当前面临的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给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均带来了巨大冲击。

首先，难民危机在德国国内引发了深刻的政治分裂，并推动了极右翼势力崛起。就是否接纳难民问题，支持者认为德国应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而反对者则担忧大规模接纳难民会带来安全风险、文化冲突和经济负担。这种分歧加剧了德国政治的两极化趋势，使得左翼与右翼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愈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议会辩论中，也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和选民投票。导致政府在难民政策上左右摇摆，难以形成一致且稳定的长期策略。

此外，这种分歧还为极右翼政党崛起提供了契机，它们成功地将公众的反移民情绪转化为选票支持，从而成为德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开始挑战传统主流政党的地位。

其次，在德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难民安置和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德国巨大的经济负担。近年来，德国遭受到高通胀、能源危机、投资放缓和全球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让难民安置和社会整合的成本显得更为沉重。一方面，难民安置涉及大量直接财政支出，涉及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德国政府为了满足大规模难民的基本需求，不得不持续投入巨额资金。这些开支在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障碍、技能差距和文化差异，许多难民难以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他们不得不长期依赖社会福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公共财政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焦虑和不满。

再次，大规模难民的涌入强烈冲击德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尽管德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帮助难民融入社会，但文化差异依然难以克服。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与当地居民在价值观、宗教信仰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导致种族和文化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与难民相关的犯罪和安全问题逐步增加，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不安，从而进一步恶化了难民在德国社会中的形象，催生德国社会反移民、反难民情绪。

极右翼势力利用这种情绪煽动仇外情绪，组织对政府的难民政策进行公开抗议并针对难民实施暴力袭击，使得诸多难民认为遭受到了种族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进而对德国社会和当地居民产生敌对心理，而这种敌意的加剧又反过来加深了公众对难民的偏见和误解，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难民问题还引发了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德国与欧盟在难民政策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责任分担、难民接收标准和筛选等方面。德国认为配额制有助于减轻单一国家负担，然而诸如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则强烈反对配额制，认为这会威胁到本国安全和稳定。

同时，一些欧盟国家担心接收难民中会混有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因此对难民接收持谨慎态度，让难民在欧盟内部的流动和安置出现混乱。此外，一些国家未能建立完善的难民登记和筛选制度，导致难民身份认定和安置工作出现漏洞。这种混乱状况不仅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紧张关系，也使德国在推动统一难民政策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个别国家甚至将德国推行难民政策视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导致德国在欧盟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受阻，从而削弱了其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索林根市持刀袭击事件发生后，有德国民众在索林根街头举行反对接纳移民的抗议。外媒

三、此次袭击事件的后续影响及可能的演进

随着索林根事件的持续发酵，德国的难民政策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首先，这一事件将加剧“红绿灯”联盟内部分歧并迫使其不得不收紧难民政策。绿党倾向于对难民持开放态度，主张接纳更多难民并反对将难民驱逐出境，特别是当原籍国家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时。自民党和部分社民党成员则倾向于执行更严格的移民控制。袭击事件的发生使执政联盟内部在难民政策上的分歧进一步凸显，政党之间面临着更大的协调压力。

与此同时，选择党（AfD）和基民盟（CDU）正利用这一事件激烈批评执政联盟的软弱和政策失误，声称现行难民政策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直接导致了这类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联盟可能不得不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做出一些妥协，如加强难民的背景调查和风险评估、执行更严格的边境控制以及加快遣返有安全隐患的难民等，以尽可能平息各方和公众的担忧。

其次，这一事件将成为选择党（AfD）进一步崛起的契机，并为其赢得即将举行的图林根州、萨克森州（9月1日）和勃兰登堡州（9月22日）的地方选举提供强大助力。选择党历来以强硬的反移民、反难民立场吸引选民，而这起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该党对现行移民政策批评的正确性，并将安全问题推上了选举议程的中心。

德国公众对安全感下降的担忧，尤其是在东部州，对选择党的崛起形成了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些州的选民本就倾向于更加保守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事件后的情绪波动可能让他们更加支持选择党，而对于联合政府的不信任也可能会让许多原本支持其他政党的选民转向支持选择党，这使得该党有望在地方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甚至可能帮助其赢得部分州的执政权或在地方议会中获得更大影响力。

再次，这一事件可能迫使欧盟重新审视其难民政策并在移民、安全和社会稳定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近期，法国和英国相继发生的暴动事件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于社会稳定和移民政策的讨论，而索林根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让欧盟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难民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对难民持更强硬立场的东欧国家可能会争取到更多支持，从而推动其坚持实施更加保守的难民政策。

西欧国家，尤其是已经饱受暴动困扰的德国和法国，则可能会实施更严苛的难民控制措施，从而推动欧盟整体实施更加严格的难民政策。此外，德法两国极有可能会要求欧盟尽快围绕着国家责任分担与配额制进行难民政策改革，这将让欧盟成员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从而削弱欧盟的凝聚力和合作能力。

索林根市持刀袭击事件不仅是一起悲剧性事件，更是德国难民政策困境与挑战的深刻映射，凸显了欧洲难民问题背后的复杂性和深层次根源。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德国政府应当深刻思考出现难民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根源，而非仅仅将焦点集中在难民政策本身的调整上，否则只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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