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自由主义战士”“世界公民”？不，你还是个俄罗斯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恐怕帕维尔·杜罗夫自己也不会想到，手握四国护照的他，会在自己的“祖国”之一——法国被捕。据称，法国官方针对帕维尔的逮捕令在他入境前几分钟才被签发。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命运将由法国司法机关决定。

法国官方给出了此次行动的原因：“Telegram缺乏节制”以及“该应用程序的管理层拒绝与执法机构合作”。杜罗夫被指控“放纵犯罪分子在他的平台上犯下无数的罪行和罪行，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调节或合作”。因此杜罗夫甚至可能被法国官方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

这一记回旋镖，也深深刺痛了欧美的“自由人士”。马斯克连呼“自由。自由？自由！”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痛心疾首：“我们欧洲已经走向了审查的地步，走向这个臭名远扬的制度。‘思想和言论自由’万岁！”

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在Facebook上预测，下一个“被迫闭嘴”的人可能会是X平台所有者马斯克。

也许是说得久了自己都信了，事实上，所谓的言论自由原则在西方早已不复存在。西方长期以来毫不掩饰他们想要完全控制电报和一切言论空间的企图。此次杜罗夫的被捕，就是这一企图的直接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言论自由”“司法独立”，都只是表面的幌子。

杜罗夫本人是一名自由主义者，Telegram一直标榜“中立”原则，除了是即时通讯软件外，Telegram还是海外最大的“黑产”集散地，有着“小暗网”之称，同时Telegram还是各种西方政治派别畅所欲言的狂欢舞台、各种一手资讯的交换平台，发动颜色革命的调动中心，等等。这也让Telegram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都有点微妙，杜罗夫长期拒绝与俄罗斯联邦情报局（FSB）合作，拒绝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提交相关信息的要求，还拒绝了与伊朗方面的合作。甚至可以说，法国并不是第一个想要对杜罗夫和Telegram动手的国家。

作为一个将自由主义贯彻入脑的人，杜罗夫的被捕令人颇感意外。也许这正是他为什么敢于直接入境法国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的“中立地位”会给自己带来安全。目前还尚不清楚法国方面在技术上是否有可能破译杜罗夫所知道的所有访问代码，并从他身上榨取机要信息，但杜罗夫本人已表示不愿意向任何人提供Telegram的核心访问权限。

对于Telegram来说，如果它真的可以在没有杜罗夫的情况下继续正常运营，那么法国逮捕杜罗夫只会产生道德和政治上的影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杜罗夫被捕，却坚持保守住了Telegram用户的秘密”，就是一个绝佳的商业宣传招牌。

可以说，Telegram的“中立”招牌要远比杜罗夫本人的安危重要得多。杜罗夫竭力想要保护和践行的正是Telegram的“中立地位”和自由主义实践。这是Telegram和杜罗夫的信念：遵循永久中立的战略，希望在陷入全球对抗的世界中保持中立，不接受任何国家的合作要求。

但“中立”意味着没有祖国和依靠，而有时候，没有祖国是最危险的。

笔者很难评价杜罗夫的“松弛感”和其自由主义实践。也许他认为自己的傍身资本和不同国家的护照是自己的“免死金牌”。在事件发生之前，杜罗夫拥有俄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阿联酋和法国的公民身份。他还有足够强悍的资本傍身，2024年8月，杜罗夫首次跻身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排名第279位，总财富接近100亿美元。

但深受英国掣肘的小岛国家圣基茨和尼维斯在事发后没有帮助杜罗夫，阿联酋在事发后也未作任何表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为杜罗夫频繁发声的竟然是俄罗斯。

俄乌冲突中，为了践行自己的信念，杜罗夫拒绝了俄罗斯官方的合作要求。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西方和乌克兰仍然认为杜罗夫是“俄罗斯特工”，乌克兰当局要求他关闭电报在乌克兰的业务，西方主要国家也曾要求Telegram“要么合作、要么走人”。

杜罗夫本人在今年春天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的采访中，讲述了西方情报机构如何试图监控他并“策反”公司人员的行径。杜罗夫被捕后，卡尔森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指出，杜罗夫被捕是对那些拒绝“按照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命令审查真相”的人的警告：“最终，不是普京因为让社会享有言论自由而逮捕了他，而是被拜登政府的盟友西方国家逮捕了。黑暗正在迅速降临到原本自由的世界。”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杜罗夫被捕与美国大选之间存在联系。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风波爆发后，Telegram曾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了协调大规模抗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Telegram频道，来自白俄罗斯的用户分享着抗议的最新信息、视频和照片，了解防暴警察的位置，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呼吁新的抗议。最受欢迎的频道有NEXTA、NEXTA Live 和Belarus of the Brain等等。

由于Telegram在“颜色革命”事件中的活跃表现，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去中心化”的社交软件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及其支持者没有安全感。就和Tiktok一样，美国同样无法控制Telegram，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尚未掌控的社交平台，以消除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杜罗夫被捕看似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事实上，Telegram在西方世界已经部分取代了传播西方宣传叙事的西方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成了很多人打破信息茧房和传播政治观点的有力工具。

但绝对的“中立”和“去中心化”并不存在，Telegram也是如此。不过，Telegram确实给了很多西方人一点表达意见的自由，而这也是西方想要将Telegram握紧在手的根本原因。像杜罗夫这样聪慧的人应该明白，企图用多个国籍来保护自己只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对于在机场等待逮捕杜罗夫的法国人来说，就算你随身携带了一大堆外国护照，你仍然是“俄罗斯人”。

历史上想要当“中立者”和“世界公民”的国家和个人，最后往往都容易因其立场的迷惑性而被优先打击。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选择“中立”的比利时曾两度被占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时被德国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和法国曾特意提醒比利时方面，无论其个体意愿如何，他们的国家都将卷入战争，并警告称即使比利时政府拒绝，英法联军仍将无视“中立原则”进入比利时领土和德国作战。

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占领了“中立”的挪威，巧合的是，纳粹德国军队登陆挪威的时间恰逢英国海军出海在挪威海岸进行类似登陆占领行动。英国事先并不知道纳粹德国的计划，他们只是想阻止瑞典向纳粹德国供应铁矿石，占领挪威将使他们不仅可以对瑞典施加外交压力，还可以施加军事压力。显然，英德双方对挪威的“中立”也都没有丝毫的顾及。

这是国际关系冲突中的典型一个特征：在局势迅速激化、各方对抗加剧时，各种争取中立、拒绝参与冲突的“温和派”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他们要被迫选边站队，否则就会被优先打击。而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冲突交织的状态，与以往不同的是，主要大国之间受到核武器的制约，并不能直接对对方采取军事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主要形式有信息、经济、金融、网络空间、混合、认知和心理战等等。

各国在此类领域的对抗烈度，不亚于一场标准的热战，信息、认知、舆论和网络空间的国界划分日益清晰，“中立者”的生存空间也日益缩小。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将自己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上升到了国家、人民、制度对抗的层次，其行为已经突破了自己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秩序隐隐有回到“无规则博弈”的趋向，“获胜并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输家”成了唯一有效的规则，“中立者”开始被视为潜在的“敌对者”。

世界越分裂、越对抗，“保持中立”的机会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法国不可能从杜罗夫那里获得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数据信息，但他们仍然逮捕了杜罗夫，这正是对拒绝与任何人合作的“中立者”的一种报复和警告。

杜罗夫现在应该知道了，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和世界公民一说

俄罗斯和西方的激烈对抗及杜罗夫“俄罗斯人”的身份，决定了他没有资格谈“中立”，他的“中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此次被逮捕只是预期最终化为现实。他以自身为鉴，警醒了所有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能完全置身事外的自由主义者。讽刺的是，高喊“自由”的西方却不会对一个践行自由主义的人放心。当他越过容忍度的阈值或当西方认为有必要的那一刻，所标榜的一切“自由”都可以让位于更大的利益。需要牢记，每个国家在面临“自由或安全”的选择题都会优先选择安全。

与杜罗夫有着相似命运的阿桑奇就是如此，他因掌握西方无法染指的信息平台、曝光西方国家的诸多丑闻而锒铛入狱多年。二者的不同在于，阿桑奇的罪名是“公开秘密信息”“透明度过高”，而杜罗夫与阿桑奇恰恰相反，两次事件的相同之处又在于，双方都是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又在践行“自由”之后遭遇了西方公权力大棒的制裁。

对于那些相信绝对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阿桑奇和杜罗夫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警鉴。

利用互联网建设“去中心化绝对自由王国”的幻想正在破灭，单一的全球网络正在分裂。互联网不存在超国家性质，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领域。杜罗夫在法国被捕符合欧洲互联网收紧的总体趋势，也是互联网主权时代来临的先声。

不久前，欧盟通过了自己的“数字法案”，要求IT巨头删除任何欧盟成员国“会反感的内容”。否则，这些IT巨头将面临高达其全球收入6%的罚款。英国也推出了类似的法案。如今的世界在各个领域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驱趋势越发明显，单一全球网络的想法会随着西方式全球主义的衰落而消亡，互联网主权概念的兴起大势所趋，杜罗夫所代表的绝对去中心化平台概念，注定要随着互联网主权的兴起而式微。

杜罗夫是一位“有信念的自由主义者”，由于自由主义信念，他不认为俄罗斯是自己的祖国，他生长于俄罗斯，从源流和民族上讲是俄罗斯人，但他现在是阿联酋公民、法国公民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公民，他显然是想要借此得到“超脱”，成为只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负责的“世界公民”。但是却忘记了，个人的源流、民族、祖国会伴随人的一生，不存在超然于国家和民族概念的“世界公民”。

这是杜罗夫犯的最重大的错误，他指望外国护照能够保护他，现在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戴着“世界自由公民”的面具，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俄罗斯影响”，但西方却给他戴上了镣铐。所谓的“民主”、“自由”、“世界公民”，在杜罗夫被捕的这一刻成了幻影，他的被捕给了所有想要当“世界公民”的人一个警示：在当“世界公民”之前，最好先想想这是不是一厢情愿，想一想自己究竟发源于何处，扎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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