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不会有第二次约谈

【文/ 贺雪峰】

一

在H省调研，一个乡镇干部讲，如果某项工作被上级约谈了，乡镇就必须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顾实际”地将这一项工作搞上去，以没有第二次约谈。如果出现第二次约谈，就不只是工作没有搞好的问题，而且存在态度问题。第二次约谈一多，乡镇领导班子可能也得调整了。

因为约谈对于推进工作很有效，上级部门就很喜欢运用约谈这样的问责工具。约谈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工作中出现重大疏漏被约谈，另一种是在部门工作排名中尤其是在中心工作排名中排到后面被约谈。

约谈一般是上级党政领导对下级党政负责人的单独谈话。除约谈以外，类似问责方式还有通报、表态等。通报就是在一定范围对工作不力的下级进行公开批评，表态则是让下级政府党政负责人在公开会议上做检讨，并表达将工作搞上去的决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中心工作，如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H省一些市县为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层层观摩，市对县观摩，县对乡镇观摩，乡镇对村观摩，一月一次或一季度一次。

以县对乡镇观摩为例，县主要领导带队，各个乡镇主职领导和分管领导，县相关职能局办负责人对每个乡镇打造的人居环境整治观摩点进行观摩并打分，排名靠前的乡镇党委书记做典型发言，排名靠后乡镇党委书记做表态发言。乡镇党委书记做表态发言时，镇长在台上陪站。

约谈之所以对推进工作有效，除了被约谈很难堪以外，一个单位或一级政府为一项工作连续被约谈，就说明了这个单位或这级政府工作不负责任，或工作不力，或工作没有办法，或工作态度有问题等等，一个单位或一级政府频频被上级约谈，上级就会积累下来极坏的印象，不仅未来晋升不可能而且可能调整领导班子。

总之，第二次约谈和频频约谈，对下级领导干部来讲，不只是掉面子扣绩效的问题，而是要掉帽子的问题，因此就有“不会有第二次约谈”的说法。尤其是中心工作，第一次被约谈了，就一定要知耻后勇，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甚至不顾实际也要将工作搞上去。

既然约谈如此有效，重点工作、中心工作就特别青睐约谈这种治理技术，而与约谈相匹配的排名则是最好的约谈理由：其他单位或政府都将工作搞上去了，为什么你们搞不上去，排到最后了？每次排名必有第一必有倒数第一，倒数第一了就要拼命追赶上去，就逼迫排在前面的单位或政府更加努力。比学赶帮超，工作都做好了。当然，不仅排名，而且观摩，而且现场比武、拉练、打擂台，那就有更好的促进工作的效果。

约谈可以推进重点工作、中心工作，也自然可以推进部门工作，上级部门为了推进部门工作，自然也会想方设法利用约谈这样一个好用的促进工作的治理技术。

每个部门条线都有分管领导，部门条线只要将工作排名，就可以排名部门工作的前几名和后几名，就可以找到分管领导汇报，让分管领导约谈排名靠后的下级政府。

同时，上级政府党政领导还包片负责指导下级政府，部门将排名向包片负责下级政府的包片领导通报，或直接由分管部门工作领导向包片领导通报，排名靠后下级政府的上级政府包片领导脸面无光，也会督促下级政府做好部门工作，不要有第二次约谈。

二

上级各个部门都向下级政府安排任务，并通过排名来对下级政府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考核，排名靠后即由分管部门工作领导约谈下级政府负责人。为了不再有第二次约谈，下级政府就要“不讲成本、不惜代价、不顾实际”地投入资源将落后工作赶上去。

但地方政府资源是有限的，集中投入资源于某一项工作，就会占用其他工作的资源，就因此可能在其他部门工作中排名靠后而被约谈，结果就是有限的地方治理资源被用在上级各个部门越来越严厉的考核问责工作中了。

地方治理资源越来越紧张，只能疲于应付上级部门的任务，至于任务是否符合地方实际也就顾不上了。结果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忙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任务大多数却与当地实际无关，即出现了地方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悬浮型内卷”。

三

面对上级第二次约谈压力，地方政府在行政与财政资源耗竭之前，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来应对上级部门任务，即“不惜代价”完成任务，其中的办法如通过制度松弛或称为“制度创新”、制度异化、制度扭曲、制度软化，来调动资源以完成任务。

比如“挪用资源”，“边建边报”，“补办手续”，“先建后报”，“垫资建设”，“高息借贷”，“默许收回扣”，“外围资金公开化”，“放松审计”，“软化审批力度”，“协商妥协方案”，等等各种政策模糊地带，这就让体制内与市场中的各种寻租群体蜂拥而至，以分食政策模糊所释放出来的灰色利益，结果就是在极短时间将地方治理推入绝境。

这是一个加速的状态。在取消农业税前中西部农村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加速的状态。现在中西部农村正在重蹈覆辙。

四

自上而下各个部门条线都可以通过排名向地方政府严厉问责，地方或基层缺乏与上级讨价还价（非合作博弈）的能力，所有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向上级反映情况解释原因，都被上级部门以排名来粗暴拒绝，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只能通过“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顾实际”地集中资源以避免第二次约谈时，地方治理就陷入恶性循环，并在极短时间迅速恶化，终于不可持续。地方治理不得不通过回调，进入休养生息的新阶段。

常规治理代替运动治理，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代替不计成本去做工作，稳定变得比发展更重要，守正才能创新。地方治理进入新一轮循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