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紧张贸易局势”下展开金融对话，能谈什么？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据多家媒体报道，8月15日至16日，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召开会议，这是该工作组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第五次举行双边会议。

不少外媒注意到，本次会议召开之际，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正日益加剧。《纽约时报》称，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一批高级官员赴上海参会，旨在“保持双方经济关系的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8月17日对观察者网表示，当前美国各种政策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时日无多，很难指望其有重大政策出台，但如能在一些具体领域对有关问题进行务实探讨，有助于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中美谈什么？

中美金融工作组是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在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指导下建立的两国金融交流机制。

2023年9月，中美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

在中美金融工作组往届会议中，中美双方已经就两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全球金融治理、跨境支付和数据等议题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

本周在上海举行的会议是中美金融工作组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会议，也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会议。

据美媒报道，美国代表团由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Brent Neiman）率领，于当地时间8月12日启程。同行者还包括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曾在美联储任职的金融稳定问题专家梁内利（Nellie Liang），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

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美国财政部网站

奈曼在启程前表示：“我们计划在这次金融工作组会议上讨论金融稳定、跨境数据、贷款和支付相关问题、私营部门推进低碳转型融资的努力，以及出现金融压力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改善沟通的具体措施。”

《纽约时报》称，美国和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今年一直在进行金融冲击演习，以便在发生可能影响国际银行或保险体系的危机，如网络攻击或气候灾难时，双方能够协调应对措施。

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市场的助理部长尼古拉斯·塔博尔（Nicholas Tabor）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他参加了过去4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这一经验表明，美中金融当局之间定期、坦诚的接触对促进相互了解是非常有价值的。”

塔博尔表示，建立沟通渠道的过程“让两国金融工作小组的参与者开始建立必要的关系，以便相互理解政策，确定可以互惠互利的合作领域，并为明确沟通分歧领域提供空间。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美务实探讨，有助于双边关系稳定”

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中美关系出现止跌企稳的势头，双方沟通渠道重新建立，各领域各层级互动趋于频繁。除了中美金融工作组、中美经济工作组，去年以来，双方还成立了中美商贸工作组、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华遏制的态势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

今年以来，美国一再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给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贴上“产能过剩”标签。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涉及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

彭博社注意到，中美最新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华盛顿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表示担忧”。

《纽约时报》称，尽管美中之间的沟通在过去一年中有所改善，但双方在产业政策和技术主导权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拜登政府的一批高级官员本周前往上海参加会议，希望在两国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保持双方经济关系的稳定。

2024年6月14日，苏州，海通（太仓）汽车码头有限公司，一批汽车出口海外。视觉中国

吕祥认为，拜登政府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目前美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政策上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很难指望他们有重大政策出台。”

尽管如此，吕祥表示，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拜登政府还是希望有所作为。上月底，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举行了首次高官会议，相信本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也会对有关问题进行务实探讨，这有助于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不过，吕祥也提到今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美国很快对中国电动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即便拜登政府的一些中层官员还有心谈论一些事情，但很难想象这些官员能够去扭转他们的部长已经奠定了的基调。”

此外，在吕祥看来，美国现在大谈金融稳定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不稳定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无疑是失败的。这不仅是对华经贸政策上的失败，拜登政府的两大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没有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助长了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留下了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吕祥表示。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巨大外溢效应。过去几年，美国“大水漫灌式”的政策不仅引发其国内高通胀，更扰乱了全球金融秩序。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也引发广泛担忧。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批评美国当前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威胁全球金融稳定。

吕祥指出，中国自身通胀水平保持温和，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中国的产能对稳定全球通胀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的产能，我们很难想象全球通货膨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