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她们是受害者，不是什么“慰安妇”

导读：2024年8月14日是第12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8月7日，湖南长沙郴州岳阳地区8名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向湖南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起诉者中，年龄最大的102岁。

此前，“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们向“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寻求帮助，张双兵向老人们推荐了贾方义、郭乘希领衔的律师团队。张双兵从1992年8月开始一直主持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至今年4月15日，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及其亲属集体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这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群体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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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誉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满头白发、形销骨立，他每日抓起一把把药片，就着一碗碗中药咽入喉中。堆成小山的药瓶子不能治好他的病，肺癌晚期的张双兵，只能靠着靶向药，尽可能地延长蜡烛燃烧的时间。他忍不住唉声叹气：“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答应了要为她们讨回公道。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做到。”

君子一诺，五岳皆轻。

张双兵生于1953年，年轻时的他，只想干好本职工作，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但历史似乎赋予了他更崇高的使命——42年前，一次偶然的邂逅改变了张双兵的一生，也让他撕开了一群沉默了半世纪的隐秘群体的血痂。

事情要从1982年的秋天说起。

家住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张双兵，彼时是偏远山村的一名小学教师。秋收时节，他带着学生在野地里做一个教学活动，遇见了一名老妇人。老妇人跪在地里，艰难地割着麦穗，每割几下便需休息许久，颤颤巍巍的躯体似乎随时会倒下。

张双兵和学生一起帮忙，他又护送老妇人回到家中，发现老妇人家里还有两位丧失劳动能力的老翁。张双兵动了恻隐之心，想了解她的情况给予帮助，老人却闭口不提。

后来，张双兵经常去接济照顾三位老人，得知这位叫侯冬娥的老人，年轻时被日军两次抓去做慰安妇，惨遭蹂躏践踏，失去了生育能力。家中另外两位老人，半身不遂的是她老伴，另一位是老伴的哥哥。老伴哥哥曾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已丧失劳动能力，全靠侯冬娥一个人苦苦支撑。

张双兵倍感震惊，他没想到身边就有一位活生生的侵略战争受害者。更令他五味杂陈的是，侯冬娥已饱受战火和日军摧残，得不到帮助却还要忍受周围人的鄙夷。

“你走吧，她是在炮楼里待过的女人。”有一次，在帮助侯冬娥劳作时，村里的人这样劝张双兵。因为在“在炮楼里待过”的屈辱史，侯冬娥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在当年，“日本娘”的名声是彻底毁了。因此，尽管一来二去间两人已熟络，但张双兵每每提到过去，侯冬娥总回避——“说出来让人笑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但“慰安妇”们就解放了吗？

且不说很多因忍受不了屈辱而自尽，那些幸存者背负着污名，继续生活在周遭异样的眼光中——在日伪军和汉奸长期关于“慰”、“安”的“温情”宣传中，那些死里逃生的女子，大多被认为是为日本人服务过的“妓女”、是“日本娘”、是“炮塔里的女人”……

时间一晃十年，从1982年至1992年，张双兵和妻子不断帮扶与照顾老人，侯冬娥逐渐敞开了心扉。

转机发生在1992年5月31日，张双兵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介绍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署名童增。他辗转与童增取得联系，拿着报纸去找侯冬娥。

张双兵说，他想代侯冬娥向日本讨回公道。“她号啕大哭，哭了快一个小时，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老人回忆时，边讲边哭，经常讲不下去。张双兵往返多次，才把事情捋清。

日军施加在侯冬娥身上的暴行，令张双兵出离愤恨。他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近八千字的诉状，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侯冬娥也因此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双兵踏上了寻访受害者的征途。张双兵告诉我：“她们和我们都不喜欢‘慰安妇’这个称呼，那是日军的叫法，她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档案馆的资料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河北的平山和湖北的武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刘面换、骈焕英、郝月莲……进入张双兵视野的名字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苦，连电话都没有，自行车骑坏了7辆，摩托车骑坏了两辆。”购买摩托车便耗光了张双兵的工资，他的执着引来诸多质疑。

更煎熬的是走访过程。对于很多受害者来说，几乎没人愿意回忆那场炼狱。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沉默，历史就会湮灭、罪行就会粉饰、苦痛无以申诉；站出来，又会令这些老人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晚年不得安宁。几十年来，他走访调查了一千多位受害者，到2015年时，仅有127位受害者勇敢站出来。

万爱花是第一个主动寻来的，她也是中国第一个实名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

1992年，张双兵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说，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

万爱花收到信后，立即动身从太原赶到了羊泉村。

1943年，万爱花三次被日军掳走，遭到惨无人道的践踏。由于长期遭受折磨，她的身高从160厘米出头萎缩至147厘米：下身严重溃烂，胯骨、肋骨多处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陷入胸腔，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成了废人的她被担回家后，卧床三年才能动弹。  

寻访到的受害者越多，张双兵发誓要为她们讨个说法的信念就越坚定。

02

最初，张双兵觉得讨回公道不是件难事。

“在我看来，日本侵略中国是毋庸置疑的既成事实，受害者健在，伤痕犹在，就差日本政府给个交代。”他说服侯冬娥等人站出来，将材料整理成申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索赔10万美元，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

等了一年，日本一直没反应，张双兵和老人们决定发起跨国诉讼。

通过童增牵线，他认识了以大森典子律师为首的日本律师团，后者是专门为二战中遭到日军侵害的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志愿者团队。1993年10月，两人在北京见了面，张双兵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产党员，律师团里不少人都是日本共产党。

大森典子言之凿凿地告诉他，现在的日本政府不是军国主义政府了，一定会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

张双兵信心大增，他代表受害老人签了代理协议。回忆到此处，张双兵略微尴尬地说：“最初，我和老人们对此都很拧巴——状告日本政府，是否该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我很为难，但假如没有日本律师团的资助……”

我对张双兵说：“我想，比起国籍，我们更应该称呼这些日本友人为‘同志’。”

“是的。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因为一路上，不仅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美国人都在帮助我们。”张双兵感慨不已。

1998年，张双兵指引韩国记者探访进奎慰安所作者供图

1995年8月，张双兵带着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诉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张双兵带着刘面换和李秀梅，去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号法庭。

“在日本期间，很多人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日本共产党的律师团，还有以石田米子为代表的老师群体，他们邀请我们到中小学和大学做报告，控诉日军的暴行。很多年轻人在会后鞠躬或下跪，代他们的祖辈向我们致歉。”他们去了东京、横滨、大阪，一路做报告，控诉日军的累累罪行。

此前，张双兵参与在日本法院的诉讼其间一个插曲令张双兵永生难忘：在东京一家酒店，张双兵和两位老太太刚刚住下，一名日本老人带着一个中学生敲门进来。“他和那孩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名叫汤浅谦，会说中文，曾是日军侵华期间驻守在山西的军医。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带着孙辈来恳求老太太们的谅解。”

这令张双兵一行五味杂陈，同时，日本右翼分子的举动也让他们愤恨。“我们到各个会场做报告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在路上骂我们，说中国人在胡说。去诉讼路上也会遭到右翼威胁和示威。其实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祖先做了什么，但他们就是矢口否认。”

此后很多年，张双兵几乎年年带着老人去日本讨说法，从地方法院到中级法院，再到高级法院，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击。

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不仅驳回了郭喜翠等人的上诉，甚至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请求权放弃论”的主张——该判决认为，195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条约》，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正位政府”，与日本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适用于国家间而不是部分区域的，因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都可以适用《日华条约》。

张双兵一行一万个不服，接着上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一是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是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这次终审，日本最高法院仅花了一分钟。

“1992年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没有一个字表示歉意，更没有给一分钱补偿和安慰。”摸着判决书，张双兵不知道回国该怎么面对老人们失望的表情，也不知该怎么告慰那些已在九泉之下的人——1994年，“我这辈子活得像根木头”的侯冬娥老人，临终前嘱托张双兵要为自己讨个清白；2013年，敢为第一人的万爱花老人带着遗憾与世长辞，她曾于1996年、1998年两度随张双兵赴东京法院作证，历时8年，三诉三败。

她们没能等来想要的结果。日本的终审判决，把张双兵一路强撑着的那股劲卸得干干净净，汹涌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痛苦、内疚和灰心”。最开始信心满满、为张双兵提供帮助的日本律师团，也对判决结果失望不已，痛骂自己的政府不守信用。“日本同志们也尽力了，15年的官司，我们在日本的费用都是他们出的，前后花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张双兵展示日本高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书（2014年，图源新华网）作者供图

03

没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多年奔波辗转的路费、诉讼费却掏空了张双兵的家底和身体。多地走访调查、组织跨国诉讼、来自日本和国内的双重压力，其间的苦楚，远非一位乡村教师的双肩所能承受。

一生能有几个三十、四十年？在人生最壮怀激烈的岁月，为了调查受害者的状况，山沟里的张双兵硬是靠着毅力长征了几十万里，甚至险些被山洪带走。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执着与付出是“不务正业”。

过去，张双兵是学校里的名人，大会必点名，小会定挨批。更可怕的是，自日本媒体介入后，不断有声音给他和村子扣上“破坏中日团结”的帽子。村领导和村民为了息事宁人，堵住路口，将他铐起来禁止他出村，他只能偷偷摸摸和外界联系。

越来越多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令张双兵的家人们崩溃了。孩子抱怨缺少父爱，怨怼父亲在自己高考失利的关键节点，家里掏不出学费供他复读；老婆抱怨他不着家，还用家里一半的钱接济外人，精神也因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的罪名受到了刺激；老母亲无可奈何地说“她们才是你的亲娘嘞！”

可最让张双兵痛苦的，是极个别受害者家属的以怨报德。

“诉讼失败后，有个老人的儿子找上门，骂我多管闲事，指责我搞坏了他母亲的名声，让我赔钱。”张双兵落寞不已，“让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最开始他是很高兴的。但败诉了，他就把怨气撒在我身上。”

揭开陈年血痂会痛、会流血。但就算子女阻挠，老人们却非常坚持。她们会悄悄联系张双兵，有的老人甚至把日本签证办好了才告诉子女。“我给她们希望，说话不算数，就对不起老人家。”

张双兵说，她们年轻甚至年幼时被日军凌辱，受过的苦难太多了，那些伤痕是藏在心底的大疙瘩。但不管是记录还是诉讼，都需要白发苍苍的她们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聚光灯下，重新撕开心灵上的伤疤，一遍遍讲述好不容易淡忘的噩梦，年年告，年年说，她们好受吗？

“她们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才将藏在心里最痛的和盘托出，希望我能帮她们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张双兵感慨，“在这条路上，我的命运已经和她们绑定了。她们太恨日军和侵略战争了，虽然不知道我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但做一步是一步，我的行为能让她们在临终前好受一些，我的心里就好受很多。”

1998年，侯巧良老人在日本民众大会上控诉日军暴行

在张双兵的感召下，中日人士纷纷加入寻找帮助受害者的行列。一位叫李贵明的农民成为了核心志愿者，对受害老人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帮助；文史工作者的赵润生帮助张双兵整理证言史料；北京女律师康健奔波于北京、山西和日本之间；一群日本正义人士从物质、精神等各个层面给予最大的支持。

这些年，他将寻访到的数千人次的调查和百位当事人证言整理出版成书，包括《“慰安妇”调查实录》《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一把辛酸泪》等。他还参与了电影《二十二》《大寒》的拍摄，还有加拿大电影《等不到的赔偿》和很多部电视剧。

对此，老人们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们是“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而不是心甘情愿当日本人的“慰安妇”。《大寒》的导演张跃平把张双兵称为“民族英雄”，张双兵愧不敢当，连连强调“我做了，但是做的结果不好，惭愧。”

2018年，曹黑毛老人离世之后，张双兵的身体状态急转直下。这些年，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没等来道歉的老人，而随着曹黑毛老人离世，张双兵走访的127名受害者名单，已全数打上了方框。

2015年之后，张双兵又寻访到了12名受害者。2020年，张双兵确诊癌症。“我做这件事到今天已经42年了，如果不能在最后的日子为老人争取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我不甘心啊，下去也愧对她们。”张双兵说。患癌后，即使在治疗期间，张双兵也拖着病体主导了盂县进圭侵华日军驻地旧址重新修复工作，并在原址上建起了“抗战受害女性对日索赔诉讼纪念馆”。

在张双兵主导下修复完成的“抗战受害女性对日索赔诉讼纪念馆”

对于4月在山西提交的诉状，张双兵满怀期待，“这是在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张双兵说，这是受到了2021年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案的启发。2021年，在韩国志愿者开始帮助韩籍“慰安妇”受害者起诉前，张双兵就和他们多次交流，韩国的判决结果也让他决定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2023年，张双兵找到律师贾方义，希望他能参考韩国判例，帮助我国受害者进行诉讼。律师们研究后，决定帮助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依照国内法诉讼索赔，力争促成日本政府忏悔和道歉。

随后，张双兵又开始联系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后人。侯冬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一次，她的孙女李双俏也勇敢地站了出来。

而大洋彼岸，此时已89岁高龄的大森典子，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山西十八人团”，并表示若需要1992年至2007年在日诉讼资料，定毫无保留提供。8月9日，同样白发苍苍的石田米子在年轻人的帮助下，用微信和张双兵视频连线，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和祝愿。

“抗战胜利都快80年了，我的抗战还没有结束。人走了，理还在，我的时间不多了，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张双兵坚定告诉我，“我从没有后悔过。我走了以后，年轻人一定会继承下去的，终有让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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