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巴勒斯坦政治学者（下）：中国完全有资格，用与实力相一致的方式……

曾参与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的巴政治学者萨迪克·阿布·阿梅尔（Sadeq Abu Amer）近日对话观察者网，在上篇里集中讨论了哈尼亚遇袭身亡的后续影响，以及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图谋。

本文为对话的下半部分，将讨论更多巴勒斯坦内部的问题，以及他个人对中方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的期待。

萨迪克是“巴勒斯坦对话小组”（Palestinian Dialogue Group）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定期举办巴勒斯坦政策论坛、开办培训班等，创造对话空间，提高巴勒斯坦的国家能力。“对话小组”曾与哈尼亚等哈马斯高层举行政治会议。

萨迪克来自加沙地区，目前主要在土耳其活动，但家人们仍留在满目疮痍的故土。

巴勒斯坦政治学者萨迪克 萨迪克本人供图

“法塔赫没有明说，却已开始理解哈马斯”

萨迪克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包括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各团体在许多问题上以及在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存在分歧。例如，法塔赫选择谈判路线并专注于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而哈马斯则拥抱武装抵抗，拒绝谈判或承认以色列。但在他看来，这些为人熟知的分歧背后，双方也有不断趋近的改变。

萨迪克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都采取了拒绝两国方案的立场。后来哈马斯提出了更灵活的想法，同意在国际法框架下建立1967年边界内的巴勒斯坦国，以换取长期、可能持续数十年停火，而不是相互承认。

在2017年的政治文件中，哈马斯澄清了其立场，表示如果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国家能够增进全国共识，他们愿意接受。这旨在防止有人利用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立场，来阻碍基于“土地换和平”与国际法律框架的冲突解决方案。

在1967年边界（绿线）内，巴勒斯坦土地上遍布以色列所谓“定居点”（红点）和据点（白点） 《华尔街日报》

这一解决方案始于马德里，延续至奥斯陆，并在戴维营谈判中达成，哈马斯的立场一直是反对从马德里会议，到奥斯陆协议及后续协议的整个和平进程。但后来哈马斯在谈判中，声明不会偏离巴勒斯坦的共识。

法塔赫则一直要求哈马斯遵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协议，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尽管“承认以色列”被哈马斯视为对其存在基础的削弱，但它的澄清认可了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一个事实上与以色列共存的国家。

按照萨迪克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被占领”这一压在巴勒斯坦人头上的现实，双方的政治愿景已开始趋同。“以色列拒绝法塔赫的谈判路线后，法塔赫没有明说，却已开始理解哈马斯的做法。”

萨迪克感慨，现实就是每个人都感到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在下降，其控制命运的能力在减弱。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在减少，因阿拉伯世界的软弱和国际上对巴勒斯坦问题兴趣的减弱，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正受到威胁。

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一把伞”，是巴勒斯坦斗争中最重要的民族成就。

“对于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事业的人来说，巴解组织是他们的主要障碍，因为它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保障他们获得民族解放、自决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民族权利。”

萨迪克认为，无论谁领导巴解组织，大多数派别都将其视为巴勒斯坦人的象征性家园。每个巴勒斯坦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自然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愿望。

“团结在巴解组织周围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目标。我相信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同意解决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北京宣言》中，各派别能“确认巴解组织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

对话、流血与破坏

谈到如何参与巴勒斯坦内部的和平进程，萨迪克介绍说，“巴勒斯坦对话小组”曾与许多这些派别有过交流，除了哈马斯和法塔赫，还有人阵（Popular Front），他们同巴勒斯坦民阵（Democratic Front）和大马士革的人阵总部（General Command in Damascus）也有过有限的接触。

这些互动主要集中在了解这些派别在当前问题上的总体立场、他们在民族关系上的态度和他们的政治偏好——在巴解组织内部活动或建立新框架。

考虑到巴勒斯坦舞台上的新动态，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向巴解组织现任领导层施压，使该组织能够在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重组。

“我们不断提出建议，帮助这些派别统一立场和看法，在关于如何处理与占领军的冲突的问题上。这是通过定期的政治咨询和形势评估来实现的，这加深了他们对冲突演变和结果的理解，也加深了他们对与这些演变相关的国际、地区相互关系的理解。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每个派别内部，对这些努力的评价或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归因于每个领导人的经验和对新思想的开放程度。”

萨迪克说，在大多数关于巴勒斯坦和解的交流中，领导人们面临许多困难。这些挑战源于双方的心理因素，以及在和解会谈之前、期间和之后各派别间紧张局势的加剧。

“以往的经验表明，某些势力会操纵局势以阻止和解。当没能成功时，敌对方会采取直接方法破坏这些协议，包括暗杀参与协议或领导和解努力的关键人物。”

例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曾通过秘密通信达成未公开的协议。此协议旨在协调双方，使哈马斯的行动不会妨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谈判，而是作为谈判工具来改善他们与占领国和美国的谈判地位，同时避免使用权力机构的安全和情报工具针对抵抗力量，并尽可能保护他们。

当时，哈马斯的著名领导人工程师伊斯梅尔·阿布·沙纳布在亚辛的支持下领导了这次沟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方面，阿拉法特则安排穆罕默德·达赫兰和萨米尔·马什哈拉维作为代表。这一未宣布的协议导致了沙纳布被暗杀，严重影响了和解努力。

2005年的协议是随后和解会议的基础，涉及哈马斯同意与占领军停战，以换取参与包括市政、立法、总统和海外全国委员会选举在内的全面选举。该协议基于巴勒斯坦囚犯文件，并得到包括哈马斯著名领导人贾迈勒·阿尔纳希和阿巴斯·赛义德、马尔万·巴尔古提等所有派别领导人的支持。然而，这一共识未能持续到2007年的麦加协议，导致巴勒斯坦在2011年前进入政治和地理分裂阶段。

2011年签署的最大范围的和解协议，汇集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领导人、民间团体和独立的民族人士。协议旨在统一巴勒斯坦的各个机构，解决哈马斯政府雇员的问题，以及处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安全部队的地位问题。

会议还达成了一项被称为“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领导人框架”的过渡领导层协议，该框架包括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派别领导人和成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阿拉伯之春”促进了巴勒斯坦各方的相互理解，巴勒斯坦人从中受益匪浅。然而，由于在总理任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哈马斯拒绝了提议的候选人，导致协议的执行面临挑战。

2014年4月的沙提协议在被罢免的总理哈尼亚的住所举行，旨在组建由拉米·哈姆达拉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并统一巴勒斯坦政府机构。然而，不久之后，一群隶属于哈马斯的武装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绑架了以色列定居者，导致安全局势迅速升级。以色列指责加沙的哈马斯策划了这次行动，随后对加沙发动了全面袭击，导致大范围的破坏，阻碍了协议的实施。

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这一局势感到恼怒，但时任哈马斯政治局负责人的哈立德·梅沙尔还是主动管理了与以色列的谈判。由代表阿巴斯总统的阿扎姆·艾哈迈德率领，包括哈马斯、杰哈德和人阵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巴勒斯坦联合谈判代表团。

后来，各方立场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2017年协议。该协议恢复了哈姆达拉的政府作为民族团结政府，并进行了调整，包括解散哈马斯在加沙成立的所谓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充当“加沙政府”。哈马斯将所有机构和部委，包括边境口岸，移交给了哈姆达拉的政府。

哈姆达拉担任巴勒斯坦总理至2019年 维基

然而，该协议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总理哈姆达拉和情报部门负责人马吉德·法拉吉进入加沙的车队遭到未遂爆炸袭击后，各方就这起安全事件的责任相互指责，使为局势恢复正常而进行的调解努力未能成功。

从重大失误到重大成果

然而，即使如前面所说，“法塔赫开始理解哈马斯”，关于各派别的代表比例问题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萨迪克介绍说，在2019年，各派别采取了技术解决方案：在未达成民族和解的情况下举行选举，通过投票箱解决争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达到深入阶段，哈马斯通过已故的谢赫萨利赫·阿鲁里的非凡努力，并与少将吉卜里勒·拉朱布协商，向总统阿巴斯提供了所有保证，以确保他将在所有派别的共识下继续担任总统。

双方同意成立一个包括所有派别的联合名单，在该名单内哈马斯和法塔赫各占一半席位。将增加其他派别的额外席位，前提是各派别名单成员总数不超过立法委员会席位的一半，其他力量、个人和民间社会可以竞争剩余席位，并允许派别和非派别之间的联盟。

然而，由于法塔赫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了三份以上的名单，人阵也对其在全民族联合名单中的份额表示反对，再加上以色列拒绝在耶路撒冷举行选举，阿巴斯虽然发布了大选总统令，但又在预定日期前几天将大选推迟到了未定时间。萨迪克说：“这对于重建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各派别试图绕开与法塔赫达成的和解协议，转而组建一个反对法塔赫主导的对以政治解决方案的民族阵线。哈马斯、杰哈德、人阵、人阵总部和民阵进行了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向巴解组织领导层施压的方式，以促使其开始重组。

推动这一步骤的动力，包括对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广泛抵制，以及哈马斯在2021年“耶路撒冷之剑行动”期间领导的加沙抵抗力量的发展成果，这清楚地表明了巴勒斯坦公众对抵抗力量特别是哈马斯的支持。然而，由于人阵拒绝按照哈马斯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提案参与这一阵线，该倡议遭遇挫折。

后来，各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签署了一项巴勒斯坦和解协议，称为“民族和解”。总统阿巴斯的主要关注点是为西岸和加沙设立一个单一政府，哈马斯的要求则集中在巴解组织上。然而，协议并未付诸实践。还有人担心，阿尔及利亚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激怒开罗，因为开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特别是和解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议程。

随着有关沙以关系正常化讨论的增加，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试图在地区范围内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并向他们施压，使其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道路。

据称在沙特阿拉伯的授意下，埃及于2023年7月30日在阿拉曼主持召开了一次派别会议。埃及希望让所有派别都参与，但杰哈德拒绝了邀请。此外，一些与伊朗结盟的派别试图鼓励抵制在埃及举行的会议，并提出了包括“不能让杰哈德孤立无援”在内的各种理由。因此，人阵总部和人阵等派别弃权不参加会议，以声援杰哈德。

尽管会议气氛积极，但派别未能达成一致的结果。会议确认将成立一个派别后续行动委员会（follow-up committee）。然而，由于对其组成的分歧，委员会并未建立。法塔赫拒绝包括杰哈德和任何未参加阿拉曼会议的派别，而哈马斯坚持所有派别都应包括在委员会中。

《北京宣言》成果的产生，当然也从前人的努力中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介绍完这些纷杂的历史，萨迪克说：“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断寻求通过与有影响力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哈马斯、法塔赫、杰哈德、人阵和人阵总部的关键人物进行接触，来弥合观点差距。”

“我们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文件，例如关于选举的提案，以解决派别无法达成民族和解的问题。此外，在各代表团前往中国之前，我们建议采用‘各派最高领导人框架’作为临时领导层，直到举行选举。这旨在防止潜在的政治真空情境，并在巴勒斯坦合法性的保护伞下管理与占领国的谈判。我们还举办了研讨会，支持统合巴勒斯坦立场的努力。”

对中国的期待

谈到战争期间的内部和解，萨迪克期望这样的成果本可以来得更早些。“因为在加沙战争开始时，有必要寻求填补空白的方式，以防止巴勒斯坦人合法代表性的崩溃。我们曾在关键时刻经历了分裂，结果不利于我们。”

“未来，我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彼此之间加强沟通，并对我们的邻国和区域伙伴表现得更加可靠。在这种背景下，组建临时民族政府的协议可以被视为一个关键且基础的步骤，将加强巴勒斯坦各方在战后局势的影响力，可以确保以色列和美国不能强加一个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政治失败，且在中期内难以恢复的替代方案。”

萨迪克担忧，以色列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努力阻止《北京宣言》落地。“考虑到特拉维夫可能采取的阻碍措施，需要仔细评估实施机会。主要挑战在于，在不可能马上解决巴勒斯坦各派别间、派别内部障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支持方，如何通过所提供的保证，以及区域政治安全网来协助执行。”

按照萨迪克的设想，应当解散现政府，在与各派别协商后组建新政府，确保召开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领导人框架”会议，防止以色列试图在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上制造政治或安全真空。

此外，萨迪克认为以色列已经放弃了《奥斯陆协议》下的所有政治、经济和安全承诺，因而必须为巴勒斯坦政府和权力机构在巴领土上的运作建立新的机制：“建立一个新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作为巴勒斯坦领导工作的保护伞。这个框架应基于国际法和相关的国际决议，旨在通过谈判或其他手段实施所有这些决议。”

最后，谈到了中国与中东关系的未来。一些中东的精英和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在中东的投入，甚至像过去的“超级大国”那样，建立某种“中华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对于这样的观点，萨迪克说：“中东对全世界是一个重要地区，不应被任何一方垄断或支配。我们和该地区人民追求正义，渴望稳定和发展。中国的作用是积极的，可以推广到其他案例。我相信，许多中东国家政府都愿意与中国深化关系，这对解决问题和结束冲突大有裨益。”

但他也期待中国可以更为积极地参与和平进程：“中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有责任确保其周边地区和中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没有殖民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商业联系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这使得它完全有资格，以与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相一致的方式，在实现该地区的稳定和确保繁荣方面发挥根本性作用。”

萨迪克认为，中东的危机和冲突既不符合地区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愿望，还会对全球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损害。

“我相信，中国越是成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落实和平、结束冲突，其作为和平力量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实力就会越大。为此，中国应与那些与其有着共同愿望的主要地区大国合作与协调。”

（翻译/ 观察者网 林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