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马杜罗的最大挑战：反对派、美国，还是石油经济？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鹏】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是今年最受关注的拉美选举之一。这场选举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现任总统马杜罗以51.2%战胜其主要竞争对手、“民主团结联盟”（MUD）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Edmundo Gonzalez）。但是，反对党以计票舞弊为由不接受这一结果，美国及许多拉美国家同样拒绝承认马杜罗当选。马杜罗在选后发出公开警告，反对派再次试图发动政变。

委内瑞拉的政局将再次面临重大考验。

政局接下来怎么走？

马杜罗在2013年首次当选并就任总统。从那时以来，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与反对党的对抗与较量就从未停息。2009年，20多个反对党结成“民主团结联盟”，其中既有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等传统政党，也有正义第一党、一个新时代党等新兴政党，还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激进运动等传统左派政党。该联盟成为委内瑞拉最主要的反对党组织。

2015年国会选举中，马杜罗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场选举中，民主团结联盟赢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这就意味着，反对党在1999年以来首次实现对国会的全面控制。

为限制新国会的作用，马杜罗政府在2016年1月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从而获得不受国会制约的经济管理权力。此后，又在2017年8月推动成立制宪大会，代行国会的最高立法机构职责。

马杜罗视觉中国

马杜罗在2018年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当时，他得到执政党和另外9个政党的共同支持。“民主团结联盟”的主要成员——正义第一党(PJ)、人民意志党(VP)和民主行动党(AD)——主张抵制此次总统选举。另外一些反对党参加了总统选举，其主要候选人是来自进步前哨党(AP)的恩里·法尔孔（Henri Falcón）。最终，马杜罗以68%的支持率获胜。

马杜罗在第二个总统任期（2019-2025）开启伊始，就遭遇以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为首的反对派的挑战。瓜伊多来自人民意愿党，2019年1月5日当选国会主席。在他看来，2018年总统选举不合法，马杜罗无资格担任总统。他援引1999年宪法规定，于1月23日以国会主席身份担任“临时总统”，很快得到美国、加拿大及许多拉美国家的外交承认。

但是，瓜伊多一直难以获得下层民众的信任，也无力争取军方支持。而且很快，瓜伊阵营被爆出贪腐丑闻。部分反对党开始与马杜罗政府进行协议，实际上不再支持瓜伊多。2023年1月，瓜伊多被反对党解除“临时总统”职务。

2019年以来，马杜罗政府既抗住了瓜伊多“临时政府”的干扰，也抗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和国际孤立，逐步稳定政局，进而改善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此后，反对派改变行动策略，从抵制选举转变为通过积极参加选举参选自身影响力。“民主团结联盟”在2021年改组为“民主统一纲领”（PUD）。2023年10月，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赢得该联盟的初选，成为2024年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在她被剥夺参选资格之后，埃德蒙多·冈萨雷斯成为“民主统一纲领”的正式候选人，也成为支持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

2022年12月30日，委内瑞拉反对派解散了由胡安·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政府”。视觉中国

目前来看，马杜罗将于2025年1月10日开启下一个6年的总统任期（2025-2031）。如同上一个总统任期，新政府在成立伊始就会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压力。在国内，反对派声称埃德蒙多·冈萨雷斯赢得70%的选票，是真正的选举获胜者；在周边国家中，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等国不承认马杜罗是当选总统；美国声称对该国形势表示“忧虑”。这些情况意味着，新政府将面对如何稳定国内政局、夯实执政基础、提振经济增长、应对美国制裁的严峻挑战。

转变：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

委内瑞拉当前的政治进程与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及其发起的玻利瓦尔革命密切相关。马杜罗作为查韦斯的政治继承人，得到执政党、本国左派政党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他在执政后继续维护查韦斯的政治主张，延续查韦斯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路线。委内瑞拉的朝野对抗也是从查韦斯时期延续至今。

对委内瑞拉而言，查韦斯是一个需要铭记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国家政治舞台。当时，该国面对剧烈的经济动荡，民众对现状越来越不满。在许多人看来，石油财富和民主体制没有带来预期之中的社会公正。中下层民众把问题归咎于两大政党（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无能和腐败，渴望一支替代性政治力量带领国家走出困境。查韦斯最终成为那个得到大众认可的人物。

查韦斯政治生涯是建立在一连串重大选举胜利之上的。他在1998年、2000年、2006年和2012年连续4次赢得总统选举。在一轮投票制选举环境下，他连续4次以超过5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样的高得票率让他获得强有力的民意授权和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查韦斯从政伊始就自视为“革命者”，希望重构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体制基础。他深信，“只有一场革命”才能够使委内瑞拉走出危机，并将自己改造国家的事业称为“玻利瓦尔革命”（Revolución Bolivariana）。

2005年，查韦斯在参加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时指出：“资本主义无法从内部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这一讲话意味着查韦斯在执政6年之后，首次明确把玻利瓦尔革命的方向确定为社会主义。此后，他明确提出，委内瑞拉要大力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

2009年1月28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阿根廷足球明星马拉多纳旁讲话视觉中国

“玻利瓦尔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谋求改变国家治理模式、打破传统精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其次也是一场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谋求创造一种“社会经济”，以满足下层民众的诉求为主要目标，打破不平等的石油收入分配模式。同时，这场革命还是一场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革命，要让那些受到压迫或边缘化的群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对外关系领域，“玻利瓦尔革命”使委内瑞拉的外交重心从南北合作转变为南南合作，反对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霸权主义，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

“玻利瓦尔革命”带给现状剧烈的冲击。查韦斯力图打破传统精英集团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使下层民众在各国领域发挥新的作用，也就引发民意的两极分化和不同政治集团的对抗。查韦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局限性进一步加剧国内形势的复杂性。总体而言，政府在提高国家创造财富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国家没有在非石油生产领域取得显著突破，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依然是石油出口收入。

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强调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非集中精力搞建设。一些公共政策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例如，政府一直坚持僵化的汽车燃料价格补贴政策，导致该国的汽柴油价格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同类价格行列。这种做法不但使政府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使下层民众真正从中受益（因为他们拥有汽车的数量远不及中上阶层）。

百年石油国家的转型

委内瑞拉是最早独立的西属美洲殖民地之一。独立后，该国依赖农产品（例如咖啡和可可）出口维持经济运转；至20世纪初，是人口密度最低的拉美国家之一，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生活，大多数地区处于孤立分离状态。

石油的大规模商业开发成为委内瑞拉发展进程的一道分水岭。凭借巨大的石油储量和优越的开采条件，委内瑞拉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石油开发的推动下，该国形成长时间、结构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也就是所谓的“石油化”。石油比其他任何因素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

在经济领域，委内瑞拉从农业经济体转变为矿业经济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跻身世界主要石油出国行列。石油成为该国主要出口产品，石油收入成为最重要的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来源。石油财富带给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的繁荣。

在石油获得大规模商业开发之前，委内瑞拉是最贫困、最缺少经济活力的拉美国家之一；随着石油开发的到来，该国经济实现快速而持续的增长。至1970年，一跃而为最富有的拉美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

在政治领域，委内瑞拉一度成为拉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民主橱窗”。在1958年之前，它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国家之一；在1958年恢复民主体制之后，它的体制建设成就受到普遍称赞。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军事政变浪潮席卷南美洲，该国却继续保持民主体制的稳定运转。同时，左派游击战很快受到抑制，没有波及大多数委内瑞拉国民的生活。

石油国有化在1976年实现，委内瑞拉国内的乐观主义情绪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该国坐享石油暴利收入，失业率处于低位；产业投资预示着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许多人相信，委内瑞拉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1958年以来的30多年间，“委内瑞拉例外论”流行一时。巨额的石油财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民主政治的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持续的政治稳定，受到控制的军队，这些现象都在强化以下看法：委内瑞拉已经解决许多困扰其他拉美国家的问题或是免于出现此类问题。在研究者看来，委内瑞拉是一个实现渐进发展的教科书式案例，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的唯一道路可能就是效仿委内瑞拉。

那么，委内瑞拉真的是一个“例外”吗？许多情况表明，石油财富至少在经济领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实质意义的改变。

石油财富没有拓宽委内瑞拉的经济基础。从高度依赖可可，到高度依赖咖啡，再到高度依赖石油，该国始终没有摆脱单一经济的基本格局。委内瑞拉作为一个石油资源富集国，不可避免地走上食利发展道路。食利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主要收入的外部性。至20世纪30年代，石油出口额已经占该国出口额的80%；从1933年至1985年，这一比重超过90%；在1976年石油国有化之后，这一比重一度达到95%。这种外部性使该国暴露在世界市场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之下。

石油财富也没有改变委内瑞拉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仍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只是从农产品提供者转变为能源产品提供者。在石油的带动下，它以一种不均衡的方式融入全球地缘政治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不断承受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大起大落成为常态。独立以来，它的经济始终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石油开发同样是在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推动下进行。

外国石油公司在进入该国之后，通过塑造国际石油市场和有利于己的国内市场条件，影响该国政治领导人，改变该国的产权法，实际上限制了它的国家主权。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生产设备和工人央视新闻客户端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之中写道：除委内瑞拉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过如此多的产品；外国石油公司从委内瑞拉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润如此之高，只有过去的奴隶贩子和海盗可以与其媲美。

委内瑞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出现的剧烈经济波动表明，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失效，石油价格上涨仅仅可以缓和压力而非解决问题，与石油财富相联系的政治-社会模式不再可持续。

在经历石油带来的兴衰之后，委内瑞拉人看待石油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曾任委内瑞拉石油能源部长，亲手参与创建欧佩克（OPEC），最深切感受到石油带给国家的利弊。他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个国家无可遏制地陷入这种“魔鬼的排泄物”之中。

委内瑞拉知识界代表人物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在20世纪80年代末则发出这样的感叹：委内瑞拉人必须从不知命运终点何在的漫长迷梦中醒来，去工作，去生产，去依照一条成功民族曾走过的艰难道路前行。

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被赋予的一项使命是为国家探索一条“后石油发展道路”。然而，摆脱石油依赖、改变国家发展轨迹的前进之路注定是艰辛曲折的。在这场革命到来之前的制度结构制约着未来的选择，历史惯性持续发挥作用，破除这种惯性的政治经济探索也必定是代价高昂的。委内瑞拉在当下经历的动荡正是这种艰辛曲折的再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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