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北京宣言》之后，分裂的巴勒斯坦走向何方？

【文/刘燕婷】

2024年7月23日，经历三日对话协商，巴勒斯坦14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见证，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卡塔尔、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俄罗斯、土耳其也派遣驻华使节与代表出席。

根据王毅介绍，这次对话有以下收获：最核心成果是明确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亮点是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最强烈呼吁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同时，王毅再次强调中方针对加沙冲突的“三步走”倡议：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准入，国际社会应在停火止战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合力；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组建临时民族共识政府，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有效管控；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各方应该支援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就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可以发现，《北京宣言》本身即是“三步走”倡议的一环。在中方蓝图中，“巴人治巴”是战后加沙重建的基本原则，也是通往“两国方案”的重要基石，而要实现前述愿景，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起点。

只是正如王毅所说，和解虽是巴勒斯坦各派内部事务，却也离不开国际社会支援。回顾过往，巴勒斯坦分裂方不只签过一次和解协议，也不只接受过中国一方调解，尽管促和各方始终心怀期许，某些障碍却是持续难解，无数过往协议也因此沦为空谈。《北京宣言》当然是中国继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后，在中东的又一次促和努力，不过其后续落实程度，恐怕正如复杂的加沙停火谈判，需要更多国际力量的共同促成。

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CGTN截图

巴勒斯坦为什么分裂

首先观察巴勒斯坦的分裂结构。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目前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加沙、一个在约旦河西岸，双方至今无法举行共同大选，破碎的领土格局也导致巴勒斯坦缺乏权威声音。其中，法塔赫（Fatah）、哈马斯（Hamas）分别是最大两派，双方的长期不团结既有权斗考量，也有根植于历史的结构原因。

法塔赫诞生于1950年代，是海外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产物，也共鸣了当时的全球反殖反霸思潮，其阿拉伯语名称「حركة التحرير الوطني الفلسطيني」便意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1964年巴解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成立后，法塔赫便逐渐与其汇流，并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成为巴解的主导力量，其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更在1969年接任巴解主席。

此后，法塔赫主导下的巴解明显成为巴勒斯坦反抗运动代表：不仅阿拉伯石油出口国慷慨提供财政资助，在1973年的阿拉伯国家峰会上，阿拉伯联盟也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同样跟进，并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

哈马斯则诞生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这点由其全名“伊斯兰抵抗运动”（حركة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也可看出。1970年代，加沙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 （Sheikh Ahmed Yassin）开始壮大影响力，并在以色列允许下成立慈善组织伊斯兰中心（المجمع الإسلامي）。起初，亚辛等人并不直接抵抗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而是将矛头对准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等世俗与左翼组织，以色列当然乐见这种场面，甚至一度鼓励伊斯兰主义者与巴解争权。这种“分而治之”策略，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爆发、亚辛等人成立哈马斯。

2024年6月25日，最新发布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IPC）报告警告，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援助渠道受到限制，加沙地带仍然处于饥荒预警状态。IPC twitter

而从后续发展来看，以色列的自作聪明似乎有些适得其反：扶持伊斯兰主义者确实分化了巴勒斯坦派系与领导层，但其结果并不是削弱巴勒斯坦整体的武装反抗力量，而是催生了哈马斯这个更激进派系。因此第一次大起义结束后，以色列便转换策略，既以武力打击哈马斯，也利用哈马斯的伊斯兰属性，把镇压杀戮定位成反恐战争，从而模糊自己非法占领的事实。

但基本上在这个时期，法塔赫与哈马斯虽有分歧，却更多是意识形态差异：法塔赫认为哈马斯不够现代化、也不务实，哈马斯则认为法塔赫衰老疲累、只想结束战斗。这种分歧并没有上升到全然的政治与行政分裂，之后真正导致双方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的，还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以及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选。

首先是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这一事件当然是以巴和平的里程碑，却也是导致巴勒斯坦分裂的首要关键。一来，出于种种原因，奥斯陆进程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缺乏政治与经济主体性；二来，协议签署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巴勒斯坦内部共识，而是由法塔赫主导的巴解与美国、以色列共同进行，导致了哈马斯等派系的后续反弹。

在《奥斯陆协议》签署隔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1994年正式成立。但有鉴于以色列的强势存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际“治理”空间相当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开始对巴勒斯坦工人与货物实施严格的旅行限制、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严格的经济政策，这导致巴勒斯坦不仅失去经济独立的可能，也变得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并让“捐助者”有能力左右巴勒斯坦政治。

在这种背景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迫沦为残废组织，无法真正独立决策，官员们幻想着打造现代化民族国家，实则重大事宜都受美国与以色列箝制。而作为主导者的法塔赫更是在奥斯陆进程后严重“毁容”：随着时间推移，法塔赫几乎完全仰赖捐助者的资金运作，其机构与决策范围受到限制，其利益与以色列相互纠缠，腐败与专权更是根深蒂固的丑陋现实。

而哈马斯的角色同样在《奥斯陆协议》后发生变化。打从一开始，哈马斯就强烈反对《奥斯陆协议》，认为这是外部强加、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西方议程，全然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权益；之后和平进程期间，哈马斯更与以色列持续爆发流血冲突，形成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军事打击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无可避免加剧了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因为美国、以色列都在过程中不断向法塔赫施压，要求后者打击哈马斯。

只是哈马斯虽被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共同压制，却没有因此消亡，而是在困境下演化出了新面貌：由于老一辈领袖被大量暗杀与监禁，新一代精英顺势崛起，例如当今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便是崛起于“后奥斯陆”的时空。而新一代哈马斯干部普遍有一特征，那就是淡化早期的激进伊斯兰色彩，在政治策略上倾向务实，这一转变吸引到大量原本反感哈马斯、如今更反感法塔赫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各领域的专业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哈马斯的统治能量。

因此可以发现，尽管《奥斯陆协议》乘载不少和平愿景，结果却是在巴勒斯坦内部裂解出了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以法塔赫、巴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代表的奥斯陆进程派，这派虽有国际援助支持，却在解放巴勒斯坦上成效有限，而且愈发不得民心；第二条是以哈马斯为首的造反派，这派利用奥斯陆后的特殊时空，不断增强影响力，并且逐步聚拢民心。

而这种分裂很快就在2006年大选后彻底炸裂。

200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议会大选，哈马斯在132席中获得74席，法塔赫只有45席，但国际普遍不承认这个结果，包括当年同为“四方机制”之一的俄罗斯，背后的重要原因，当然是考量到与美国、以色列的关系。而选后的巴勒斯坦虽成功组建联合政府，两派人马却已剑拔弩张，2007年6月哈马斯和法塔赫民兵爆发战斗，哈马斯成功抵抗法塔赫攻势，巩固了在加沙的实质统治；作为回应，法塔赫及其军事分支阿克萨烈士旅开始袭击西岸的哈马斯机构与成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则直接解散联合政府、驱逐哈马斯官员，最终取缔了哈马斯本身，西岸与加沙正式分裂为两个政府。

而这段过程中，以色列与国际捐助者也发挥了作用，也就是实践所谓“西岸优先”策略：确保以阿巴斯为首、西方“可接受”的巴勒斯坦菁英继续掌权，同时孤立哈马斯令其衰弱。此后，西岸涌入数亿美元，政府的官僚机构与安全部队因此得以运作；加沙地带则不仅得不到国际援助，还在以色列主导、埃及默许下，开始了漫长的不人道封锁，成为地表最大露天集中营。

但这次以色列的自作聪明还是没有成功，“西岸优先”策略确实孤立了哈马斯、限制了加沙发展，却将哈马斯推向伊朗这个以色列宿敌的怀抱，原本被用来走私食品、必需物资的隧道，开始成为走私武器的重要渠道。整体来说，美国、以色列与国际社会对哈马斯的孤立，严重扭曲了巴勒斯坦治理，但加沙炼狱不仅没能真正驯服哈马斯，还制造出大批飢饿的巴勒斯坦人、有亲族死于以军枪下的愤怒灵魂、童年被死亡阴影缭绕的悲惨世代，最终还是巩固了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

而掌权后的哈马斯基本上成了另一个法塔赫：带着政治独立的意识运作，在实质掌控的领土上进行统治，逮捕政治对手、取缔反对党派、控制或禁止与这些政党有关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更换推动其议程的公务员、控制着自己的安全和警察部队。双方都致力于无限期执政，而不寻求实现和解。对法塔赫来说，和解等于结束自己在西岸的管理和安全垄断，且可能导致国际援助支持不复存在；哈马斯则已经在十余年封锁中累积丰富的执政与生存经验，更拥有伊朗这个外援，自然很难接受法塔赫的控制与“招安”。

2024年4月3日，黎巴嫩播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的录像讲话。Reuters

和解为什么困难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与国际不是没有劝和双方的努力，在2024年《北京宣言》之前，沙特、也门、埃及、卡塔尔、瑞士、阿联酋也都曾试图调解，最终还是功败垂成。

双方的第一次公开和解尝试，是由巴勒斯坦的囚犯所推动。2006年5月，在1月大选后的山雨欲来中，来自法塔赫、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的巴勒斯坦囚犯们携手合作，制定民族和解计划，呼吁各派系团结携手合作，实现巴勒斯坦真正建国，这一文书又称《囚犯文件》（The Prisoners’ Document）。但从后续发展来看，文件的初衷未能实现，因为法塔赫与哈马斯立即在2007年爆发冲突、全面分裂。

接着登场的便是国际调解，首先是2007年由沙特促成的《麦加协议》（Mecca Agreement），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 Ben Abdul Aziz）亲自斡旋，法塔赫、哈马斯双方的最高代表阿巴斯、哈尼亚也出席谈判，各方最终签署《麦加协议》，同意结束双方的暴力冲突，并组建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代表、但有多元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但历史发展证明了，协议最终没能落实，关键原因有二：法塔赫与哈马斯再度爆发冲突，且以色列与「四方机制」都拒绝承认《麦加协议》。

再来是2008年的《萨那宣言》（Sana’a Declaration）。这次调解由也门斡旋，采纳了《麦加协议》的架构，法塔赫与哈马斯也确实达成共识，但宣言发布后双方立即出现解释分歧：法塔赫要求哈马斯先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哈马斯则要求恢复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哈马斯认为宣言是谈判和对话的起点，法塔赫则视宣言为指令，表示只有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落实后，才有进行对话的可能。可想而知，《萨那宣言》再度沦为废纸。

2017年10月12日，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以哈马斯代表团团长身份，于埃及出席与法塔赫高层阿扎姆（Azzam al-Ahmad）签署和解协议的仪式。Reuters

图为2017年10月12日，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以哈马斯代表团团长身份，于埃及出席与法塔赫高层阿扎姆（Azzam al-Ahmad）签署和解协议的仪式。（Reuters）

三年之后埃及登场。2011年4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埃及政府的斡旋下签署了《开罗协议》（Cairo Agreement），双方同意筹组由技术官僚组成的“过渡”政府，并在一年之内举行哈马斯也参与的全国大选，同时成立联合安全委员会处理加沙与西岸的安全管理问题。

但类似阻力再度出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协议是“对和平的致命打击，也是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励”，并直接扣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税金进行惩罚，美国与其他捐助方同样对哈马斯即将参与团结政府表达质疑；哈马斯则依旧拒绝国际社会提出放弃暴力抵抗、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相关要求，并且主张未来团结政府的总理必须来自加沙，以上三点与法塔赫严重分歧，导致了后续会谈与大选的无限期延迟。从结果来看，《开罗协议》与之前其他协议一样，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变化。

接着就是2012年由卡塔尔斡旋的《多哈协议》（Doha Agreement）、2014年由埃及斡旋的《加沙与开罗协议》（Gaza and Cairo Agreements）、2016年瑞士推动的和解尝试、2017年由卡塔尔与阿联酋与埃及斡旋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协议》（2017 Fatah–Hamas Agreement），双方多次表示将在「几个月内」举行大选、组建团结政府，却也不断令渴望和解的民众失望。

《北京宣言》之前的最近两次，则是2021年的开罗会谈，以及202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巴勒斯坦和解协议》（2022 Palestinia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2021年2月，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开罗宣布将于该年5月、7月举行议会和总统大选，但不久之后大选便被宣布推迟；2022年10月阿尔及利亚会谈上，14个巴勒斯坦派别共同签署协议，确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承诺将在协议签署一年内举行大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团队”将监督协议的执行，但从后续发展来看，协议不仅没能落实，还因为哈马斯在2023年10月闪击以色列，而变得更加渺茫。

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2024年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23日签署《北京宣言》。图为法塔赫副领导人阿鲁尔（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哈马斯成员马尔祖克（ Musa Abu Marzuk）合影。中国外交部网站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内部不是没有和解呼声，国际也不乏促和力量，却在十几年尝试下屡屡失败。而这背后原因，就与前述导致法塔赫、哈马斯长期分裂的系统性障碍有关。

首先是以色列的长期占领与殖民。调解法塔赫哈马斯与斡旋沙特伊朗复交有一巨大差异，那就是后一组的行为者还是两个正常国家，前一组的行为者却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对自身未来的控制权相对有限。

在西岸，以色列作为占领者，对巴勒斯坦政治与民生经济拥有巨大话语权，欧美也用援助经济勒紧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咽喉，阻止哈马斯加入团结政府。以色列的立场自不待言，其从以前就不乐见哈马斯存在，现在更无法容许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出现在西岸；欧美“捐助者”则一来偏袒以色列，二来不敢得罪犹太资本势力，三来真的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所以始终与哈马斯保持距离。

基本上这一点就残酷表明，国际调解几乎不可能真正落实，因为以色列发放的工作许可、国际捐助资金都是西岸巴勒斯坦人的重要生计来源，只要以色列与美国不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基本上就不可能举行包含哈马斯在内的真正大选。这一力道从2006年“四方机制”不承认哈马斯胜选那刻起，就一直持续至今。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之前，会见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团团长阿鲁勒（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网站

而这也解释了，为何早期调解巴勒斯坦的行为者大多是阿拉伯国家，因为欧美根本不乐见双方和解进行；阿拉伯国家虽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捐助者，其份额占比却持续下降，所能发挥的话语权当然也相当有限。据巴勒斯坦财政部表示，截至2010年8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获得了5.83亿美元的预算支持，其中只有22%来自阿拉伯国家，其余的都来自国际捐助者，且以欧盟和美国为主。

而哈马斯虽被国际孤立，却在近年成为伊朗“抵抗轴心”的一环。后者当然是哈马斯存续的重要支柱，却不是巴勒斯坦和解的积极参与方，其逻辑就与以色列、欧美类似：哈马斯与法塔赫和解不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以色列看来，团结的巴勒斯坦将有更大能量反抗自己的殖民与占领，包括突破对加沙的经济封锁、抵御对西岸的持续渗透与割裂；在伊朗看来，团结的巴勒斯坦意味着哈马斯有可能会为“顾全大局”而放下武装，或至少降低与以色列的对峙，那么自己在加沙的多年投入等于一场徒劳。正因如此，即便伊朗、卡塔尔、埃及是中东少数能直接对话哈马斯的国家，伊朗却从未主导过类似进程。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访问期间，与伊朗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会面。X@Khamenei_fa

再来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2006年大选后导致的分裂态势。

如前所述，《奥斯陆协议》在巴勒斯坦内部制造出了两条路径，并被法塔赫与哈马斯分别主导，双方都在时间推移中产生了路径依赖，之后2006年的大选动荡便是分裂的全面爆发。不论是法塔赫与哈马斯，都不太愿意为了团结而彻底消融政治主体，且双方都在长年分裂中适应了新现实，建立属于自己的庞大官僚机构、武装部队，这当然也会加剧统一的困难。

其实从过往无数和解协议也可发现，双方虽然都在文件中承诺以巴解为唯一合法代表、同意组成团结民族政府，但真正到了细节谈判阶段，往往就很难实质推进，因为双方都不愿意自己的官僚机构、安全部队彻底归入对方麾下，尤其法塔赫与哈马斯都希望总理出身西岸或加沙，这点基本上很难在现有局面下找到共识：法塔赫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争取国际援助，理应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与门面；哈马斯则认为自己血战多年，一肩扛起所有巴勒斯坦反抗事业的重担，如今却要听命长期屈服以色列的法塔赫，是可忍孰不可忍。

了解完前述背景后再看《北京宣言》，这当然是巴勒斯坦和解的新一道曙光，但各方乐观之余，也不能忽略阻碍和解的两大背景：以色列长期占领、欧美不公衍生的援助经济枷锁，以及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奥斯陆协议》后对于分裂路径的持续依赖。

如今的加沙战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哈马斯、法塔赫内部和解派的话语权，尤其哈马斯确实因为战火遭受严重打击，或许因此更有和解意愿，不会再像过往坚持某些底线与原则；但以色列占领、美欧偏袒的背景还是没有改变，尤其以色列不只正在加沙大开杀戒，还第一时间谴责了《北京宣言》，其外长卡兹（Yisrael Katz）甚至公开放话：这份协议在现实情况下不会成真，因为哈马斯的统治会被彻底击垮，而阿巴斯只会远远看着加沙。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之前，会见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团团长阿鲁勒（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网站

与此同时，欧美也没有改变立场的迹象。《北京宣言》问世后，欧美媒体最先关注的，不是检讨自己过去与现在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援助胁持，如何导致无数协议沦为废纸，而是讨论“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否上升”，接着炒作两大议题：这份协议只有象征意义、中国正在威胁中东秩序。前者更多是追念过去欧美殖民且宰制中东的岁月，后者则更多是要大炒中国威胁论，同时模糊自己同样是以色列屠杀帮凶的现实。

从这点来看，《北京宣言》的问世与其说是要遂行某种政治野心，不如说是进一步揭露了现有霸权结构：从军备、经济援助、与以色列互动等各种角度来看，美国都是促成巴勒斯坦和解最有能量的一方，但华盛顿从来不进行类似努力，斡旋工作因此轮流落到话语权较次的不直接相关方身上，甚至因此屡屡失败。

而今不直接牵涉以巴冲突的中国参与斡旋，不论《北京宣言》究竟能发挥什么效力，至少都为巴勒斯坦各方提供了对话平台，让长期流血受苦的人们有了共情瞬间，并为当下情境建构了相互接受、而非相互改造的安全社群，即便后续仍有诸多障碍难以突破，却已是巴勒斯坦有意和解方所能争取、且为数不多的难得温暖。

而西方一不检讨自己长年阻碍巴勒斯坦和解的算计，二不正视自己持续资助以色列占领屠杀的现实，既讽刺才刚落地不久的《北京宣言》，又嘲笑不以援助经济箝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不因为哈马斯存在而拒绝对话的中国，这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甚至还在微小希望浮现后倒打一耙的姿态，无疑才是导致以巴冲突难止、人道精神难续的最大障碍。

《北京宣言》后，分裂的巴勒斯坦走向何方，这是战火时局下的大哉问，或许也是对放任局势发展至此者的沉痛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