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戴维·万斯：我不想和中国开战，新保守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是最愚蠢的

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一时间，这位曾写出《乡下人的悲歌》这本畅销书的年轻人，不仅成为美国媒体追踪的焦点，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与议论。

今年5月，万斯在由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此次会议主题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全球冲突中的现实主义与克制”（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Realism & Restraint Amid Global Conflict）。

彼时的万斯在提到中国议题时，还批评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认为新保守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为愚蠢的一个——既想让中国制造美国所需的一切产品，又想着要与中国开战；同时，他强调自己坚定地属于不想与中国开战的阵营，希望美国能自主生产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以下为万斯演讲全文，观察者网转载自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文章供读者批判性参考。

詹姆斯·戴维·万斯：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与大家共聚一堂。感谢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和《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共同主办此次活动。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是“婴儿潮一代”的新保守主义（Boomer Neoconservatism），但因为我确实是如此认为，所以如果我真有这样说过，我也不会感到讶异。

我认为今天的这场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借此机会，我想与诸位谈谈我是如何打算将我个人的外交政策原则用以应对国家现今所面临的重重挑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为何。这其实就与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相呼应，即如何建立一套真正能够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鉴于此，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着实让我非常兴奋。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同时也可能会有人完全无法认同，或者只能部分赞同我所说的内容。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在五月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时表示，并不想与中国开战视觉中国

但关于2024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外交）需要挥别那些陈腐老旧的口号，并且摆脱我们过去的行事方式——即每当有人提出某个特定的论点时，外交决策中的建制派就如同机械故障了一般地停止运转。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先一起来想想那些残骸与废墟，再来想想（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都造成了怎么样的结果。在《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能认出他们来”（By you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经过了过去的四十年，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当然了，是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的灾难，是那些接连不断发生的种种事件。不知怎的，这个国家内部就外交政策所达成的共识几乎可以说是，一直都是错的。而每当有人去挑战这个共识时，我作为美国参议员所观察到的最有趣的事情，并非是人们（为捍卫这个共识而）用来反驳的那些论点，而是那些不停重复的、老生常谈的口号。

拿乌克兰的例子来说，他们会说：“这是一场民主对抗暴政的斗争”。这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理解。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说这些话的人们，会真心相信这一套说辞。虽说乌克兰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而我说这话的意思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应支持乌克兰人，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为乌克兰）做得够多了，远超我们应做的份。我想说的是，不能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老掉牙的口号了。不仅如此，我觉得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些人如何重复这些口号，而是当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智慧受到挑战时，他们奇怪地表现出的那种如同机器失灵般的反应。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害怕面对新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惧怕直面自己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失败。我在2022年被选为美国参议员，而我是在1984年的8月出生的，所以这也意味着我的40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感谢您们对此表示哀悼（笑）。而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在我出生的那年被选为参议员的。米奇·麦康奈尔先生基本上对他的每一个外交政策观点都极为自信。虽然自打我出生以来，他就一直是参议员，但实际上他所持的所有外交政策立场几乎全是错的。

所以无论诸位的观点为何，若我真能向在座的您们，以及此刻在社交媒体上或从其他地方收听（我的演说）的人们传递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我想对您们说，我们必须要对新的观点持开放的态度。当有人说出一些挑战我们先入之见的话时，如果您的反应是先去仔细思考一下，那则是好事一件，无论您最终得出的结论为何。

但如果您的反应是停止一切动作，然后马上重复那些我们已经听了四十多年的口号，那么您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为了修正国家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击败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让我清晰地阐明两点，虽说这并非是我对我本人的外交政策理念的全面解释，但这两个原则是我真心在意且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中产阶级的问题息息相关。

第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真正地明白，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现实主义者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追求美国的利益，并且是坚定地追求。虽说我们可以批评我们过去的道德主义，但那却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实行一套完全与道德背离的外交政策。我想说的是，我们应拥有一套承认道德直觉的外交政策，并且意识到美国公民的道德直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稍后我会更仔细来谈。

而第二个原则是，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实为我们国内经济及人口的力量。如果真有什么事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担心的，其实并不是中国在东亚展现出的那种愈发好战的态度——虽说那的确也是我们该担心的问题；也不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和非洲——尽管我再次认为这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但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由于华府往届领导人的愚蠢，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工业经济体。如果我们在未来要打败仗的话，那将会是因为我们自己允许了我们的首要对手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工业竞争对象。

我担心在十年内——但愿这事不会发生，中国就已不再是美国的首要工业竞争对手，反倒是我们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对象，因为他们现已是当今世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又可以批评中国，说是因为中国做的坏事（才导致了如此的结果）。但若我们真的到了那步田地，最主要的原因将会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带着我们走上了一条非常愚蠢的道路，通向完全可预见的后果。

虽然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也绝不认为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最让我愤怒的是，美国领导人们就这样让它发生了。所以以上就是我想要探讨的两件事情，我们美国的国内力量，以及我认为奠定了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的那些道德直觉。让我先以几个我们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争议为例，来着重聊聊我关于道德直觉的论点。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以色列的事情？我们现在在以色列该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乌克兰的事情？关于这两个特定的问题，我所持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我一直对以色列及他们与哈马斯的战争表示支持，也当然钦佩那些与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人，但同时我也并不觉得我们为乌克兰的这场永无休止之日的战争继续提供资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件事是不同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关于我们国家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是同样性质的事件，这点其实挺怪的。

以色列和乌克兰当然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把二者分开来去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同等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中的那些亲以色列人士必须清醒过来，面对新的现实。您们可以在各大高校的校园内看到（亲）以色列所造成的后果。可以看到年轻一代有多么心系世界各地民众，以及他们有多希望美国回应他国民众（的苦难）。即便在这群年轻人中，有人是亲以色列的，那他们也厌倦了那些陈腐的论点，对吧？女士们、先生们，这些口号已不再奏效。

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继续支持以色列——而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那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阐明为什么那样做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正如我们已再次做了的那样，那我们则应该停止支持这场冲突。如果您想驳斥我的观点，那您必须先向我说明，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样做是与美国的最佳利益所相符？

关于以色列，有几件事是尤为值得一提的。当我谈到中产阶级的道德直觉时，我想问，为什么美国人会在乎以色列？大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论点，而在这些论点中，有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还有一部分是凭空捏造的。

但是，美国人之所以会关心以色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仍为世界上最大的、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国家。我自己也是基督徒，而这也意味着大多数的美国公民都认为，他们的“救世主”是在地中海旁那片狭窄的土地上出生、死亡又复活的。因此，那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关心那一片土地”的观点是荒谬不经的，因为我们美国人拥有基督教的身份认同。

对比在过去二十年间指导美国外交的最重要的一项道德直觉——将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一论点毫无道理可言。将民主传播到伊拉克难道符合我们的利益吗？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此无谓丧生，换来的却是使伊拉克沦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这简直荒谬至极。不仅如此，我们还导致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之一惨遭迫害。

现在，当我们谈起道德直觉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在2003年时，小布什（George W. Bush）站在美国人民面前说：“嘿，伙计们，我们要去打仗了！这场仗不是为了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传播民主价值而打，而是为伊朗创造一个地区代理人而打，并使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徒聚集地遭受上百万死伤——虽说他们不是死在我们的刀下，但我们的行动将会导致他们的灭亡”，那么我认为不会有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

坦白讲，如果回头看看2003年的民调，大多数美国人其实根本不在乎伊拉克到底是不是民主国家。美国民众当年之所以会支持伊拉克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为萨达姆持有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会将这些武器用于对付美国平民。也就是说，在当时，实际存在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促使美国民众支持（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动武，而这个理由本身就是错的，希望我们所有人现都已意识到了这点。

然而，我想表达的点是，即使是由现实主义指导的外交政策，也绝不能完全抛离道德考量。美国人是希望自身的价值观能反映在国家的外交行动中的。在所有反对美国在海外进行各种干预的论点中，我认为最有力的一个是，或是因为我们粗心草率，又或是出于偶然，我们正持续地导致着世界各地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们走向消亡。我觉得这根本是一个“道德丑闻”，我也相信大多数美国的基督教徒们都会认同我的观点。

所以令我感到古怪的是，就连在共和党那种理论上属于基督教保守党派的政党中，都从未有人为此发声——即传统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正不断致使基督徒惨遭迫害。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与道德层面都表现得颇为“愚蠢”的众多原因之一。所以以上就是我早前所说的第一个原则。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由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道德观点来驱动，那么，我们为何不停止（我们）对古老的基督教群体的迫害？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当做到的基础之事啊。不过，请让我就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诚然，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关心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但这绝非唯一缘由。

我认为，其实是有更为务实的战略论点，来解释我们为何应当关心以色列。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以色列是世上最具活力、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丹·塞诺（Dan Senor，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中东问题资深研究员，美军前驻伊联军发言人）在《创业的国度》（The Startup Nation）一书中也阐述了这点。

以色列在“铁束”激光防空系统上取得的成功就是典例之一，这个系统可以让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与那些无人机发送者、火箭袭击实施者之间真正取得某种平衡。如果对手为进攻性武器支付的费用，是我们部署防御性武器费用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我们就不可能与他们进行长期导弹防御战。而以色列目前正在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实现导弹防御的均势。这对美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也是我们与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经济体之一进行合作所期望实现的目标。

此外，还有另一个（支持以色列的）简明原因，那便是，美国无法（为盟友）“包办一切”。我们必须自我拷问，我们想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从我们所有的盟友那里获得什么？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一群高度依赖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事无成的附庸，还是在美国发挥引领作用的情况下，有能力自主推动国家利益且能有所建树的真正盟友？因此，我对我们当下乌克兰政策的首要批判是，这一政策没有战略终点，不会产生任何对我们国家有益处的最终结果。

我的第二大批判是，我们在一直在对欧洲人给予持续补贴，但他们却毫无作为。欧洲国家没有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职责，特别是在武器供应这一方面，他们一边高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击败普京”，另一边又在国内推行去工业化。倘若我们的德国朋友真的认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俄罗斯，那就请不要以荒谬的绿色能源政策为名，继续削弱本国工业。但我其实认为美国政府——至少当前执政的华盛顿领导层，极其乐见欧洲人完全依赖我们的局面。但这并非真正的联盟，这些国家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而是沦为了美国的附庸国——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就此而言，我认为当下存在一个切实的机会，能够确保以色列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追求利益的、名副其实的盟友，他们的利益有时不会与美国完全一致，但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起码他们能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要想在以色列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亚伯拉罕协议》与击败哈马斯相结合，从而使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能够作为抵御伊朗的地区制衡力量发挥效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不希望看到一场范围更广的地区战争。

我们并不想被卷入一场地区战争，最优方法是确保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能够切实维护当地安全。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减少在中东消耗的时间与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向东亚。正如我们期望欧洲盟友能够做好工作，以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东亚一般，我们对以色列和中东逊尼派国家也抱有同样的期望。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东亚，因此盟友需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职责，然而，他们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击败哈马斯，不然以色列就无法承担更多责任。这便是我们应该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军事能力的原因之一。

坦率而言，有人认为我的观点存在谬误，因为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力量是难以彻底磨灭的，这种说法有道理。的确，伊斯兰激进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无法被消灭，试图在中东建立民主也是愚蠢之举，但击败作为功能性军事组织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ISIS）是可以做到的。除非以色列击败哈马斯组织，并与逊尼派国家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联盟，否则《亚伯拉罕协议》就无法真正启动，美国也无法从中东抽身。

在我看来，以上所述应被作为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应区别对待以色列、乌克兰的原因。或许在座的诸位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很愿意就此进行探讨，但总之，以上所言基本上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我们应当如何将注意力集中于东亚？如何让美国中产阶级的道德直觉积极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而非去做一些诸如“将民主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之类的疯狂行径？这些是我对这些特定冲突的思考，以及我所秉持的原则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

第二点是，除非国内经济保持强劲态势，否则无法支撑起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我无意复述或你们许多人听过的论点，但请诸位听好，我们当初允许中国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支持下成功构建起其自己国内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助推了中国超级工业经济的崛起。令人抓狂的是，即便到了2024年，那些自由贸易者依然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当美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出助力中国工业经济建设的决定时，决策者对此举将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

回顾他们在七八十年代的政策表述，当时他们就曾明确表示这将损害美国的中产阶级，将致使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众多钢铁、汽车工人失业，但他们却说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将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这种怪异的自负心理再次展露无遗。倘若你们去问问那些我所代表的来自内陆地区的普通美国民众，问问他们到底更关心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还是更关心维持社区生计的就业机会，我们都清楚答案会是什么，对吧？

美国街头失去工作的流浪汉（资料图）

但当下的情况是，直至今日，中国依旧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在我看来，这与美国推行对中产阶级有利的外交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我们不能自力更生，不能生产我们自身所需的药品、弹药以及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各种零部件，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个国家建立我们所期望的中产阶级。特朗普政府的前贸易代表鲍勃·莱特希泽（Bob Lighthizer）——顺带一提，我希望他未来能够担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之类的职务。那么莱特希泽就曾举过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而我本人在硅谷也有过亲身经历，就是如果打开一部iPhone，它仍会显示“设计于加利福尼亚”，对吧？它的确是设计于加利福尼亚，但却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那么它是在哪里制造的呢？是在深圳。

在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是，随着某一经济体在制造方面越来越精通，其设计与技术开发的能力也将相应地提升。西方人总是荒唐地认为，制造与技术创新可以完全割裂开来，而如今，中国正迅速提升芯片自主制造的能力，上述想法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如此擅长制造和芯片技术？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允许他们制造iPhone等诸如此类的产品。虽说这是疯狂至极的，但如今的局面也是早可预见的，而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应对这一情况。

如果按照“是否支持与中国开战”以及“是否支持让中国制造我们所需的一切”两个标准制作一个四象限图，新保守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为愚蠢的一个，他们既想让中国制造美国所需的一切产品，又想着要与中国开战。就我个人而言，我坚定地属于不想与中国开战的阵营，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自主生产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在2024年美国国内围绕中国的讨论中，令我深感忧虑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借用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近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论点，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对华鹰派”，但却仍然希望让中国为我们制造一切所需。这是所有可能选项中最为愚蠢的一个。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我着实不想与一个为我们制造所有抗生素的国家开战。所以，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或许应该稍微刹刹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们仍未意识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驱动力源自我们国内，那么，新保守主义的图景就是我们将要走向的道路。

如果我们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实力，我们的敌人就不太可能挑起冲突。如果我们有那种工业实力，即使敌人挑起冲突，我们所受的伤害也会降低。如果我们有那种工业实力，即使完全不考虑我们在外交领域的作为，我们的祖国也会更加健康和幸福。所以，我再次重申，这并不是我对外交政策的所有看法，但我希望能向您们说明我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方式，同时我也想鼓励您们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不能将道德维度完全从外交政策中剔除，但我们所追求道德，应该是我国人民所崇尚的道德。其次，海外力量投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则是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制造经济。最后，目前政府高层在上述事宜中的观点完全碎片化，他们彼此对乌克兰及以色列的看法互不兼容。

昨天，我与以色列政府的一名代表会面，恕我不便透露机密，但有一件事我在许多新闻报道和其他地方都看到过相关暗示，那就是在2023年1月，拜登政府曾迫使以色列清空弹药库全部送往乌克兰，如此看来，你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延长加沙战争是为了延长乌克兰战争。所以，如果非要在这一点上争论到底，那就是必须接受这么一个现实——我们需要做出权衡、有所取舍。美国无法制造出足够的武器来支持世界四个不同地方的四场不同战争。我们做不到，部分源于我那些来自两党的同事在过去40年里所做的决定，但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境况，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抉择。

我们必须明确哪些利益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也必须竭力将外交力量转移到这些特定的事项上。在我看来，这是未来三四十年的多极化世界里最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的工业优势并不是在十年之间一举构建的，即使我们希望在十年内瓦解他们的这一优势，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中国的工业力量将会长期存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究竟该如何是好？我再次强调，在多极化世界中，我们期望以色列、逊尼派国家以及欧洲能够管控他们所处地区的基本局势，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东亚。然而，如果不愿做出取舍，上述目标就无法达成。

在这个城市，我每天都能目睹领导层在各种选项之间优柔寡断。大约六个月前，我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同事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炮弹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完全满足（中国）台湾、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需求 ，向它们提供充足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排序取舍。

有人曾指责我，说我的这套计算根本没有意义。然而昨天，一名以色列政府代表却告诉我，我的计算完全正确。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权衡，才导致加沙战争的持续，这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制定对中产阶级有利的外交政策，或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得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明白的一个常识，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必须进行权衡取舍，我们必须专注于真正关键的事务。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