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后阮富仲时代”的中越关系，不应出现任何偏航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超】

就在紧锣密鼓筹备越共十四大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于2024年7月19日溘然长逝。

长达13年的任期内，阮富仲推行熔炉式反腐，提出“竹式外交”理念，出版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给越南人民擘画了工业化、现代化蓝图，开启了迈向“两个一百年”的新一轮征程，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把辉煌而简朴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他所钟爱的越南社会主义事业。

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7月19日发布消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当天因病逝世，享年80岁。越南政府新闻网

此外，就在7月18日阮富仲入院治疗这一天，越南完全无视《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原有沟通协调机制，单方面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虽然依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有争端、不审议”相关议事规则，委员会不会审议、认定越南和菲律宾有关划界案，但外界依旧猜测，这是否暗示着“阮富仲时代”即将过去的信号，接班者急需整合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迹象？

毫无疑问，作为中越关系的推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同行者，阮富仲的离去也引发外界对中越关系下一步走向的高度关注。

从历史上看，中越两国血缘相亲、地缘相近，心缘相连，中越两国人民早已是血肉相连的“同志加兄弟”之情。如果有人挟洋自重，破坏来之不易的中越关系航船，必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穿透历史迷雾，撇开外界扰动因素不讲，判断一个越南政治人物的生涯命运，除了他的党性修养、政治本领和工作能力外，还要看他对外路线取向的成熟度，特别是对华关系的理性度。

越南面临结构性问题

越南的国家诞生与中国息息相关。从文化觉醒一直到近代，越南塑造的国史是一部独立抗争史，古代和近代的精英们先是书写了走出中华大家庭的离散自由抗争史——以塑造越南文化本色为基调的汉越融合与分离，随即面对西方的冲击，不得不书写边缘人和被殖民者——以勤王抗法、西潮东渐和反和平演变为基调的法越融合与分离——的形象。

中越两国历史上存在错综复杂的隶属与分离、依附与保护，再到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政治关系，这是不可回避之重要根源。因各自史观、史论和国家成长路径的差异，中越历史上的深厚情结，大都被费正清等人塑造的朝贡关系模式等固有认知所淹没，受容了相互依存、互利共生和文化自尊等古今情愫，这大抵缘于其政治依附、政治独立、平等互利等对外认知交错演化的逻辑起点。

越南人民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救亡图存，挽救了国家命运。随后，越南吸收中西发展经验的融入式现代化道路，进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但从低端到中高端的产业升级面临被西方抛离和打压的现实，也让他们无所适从，一方面担心被西方和平演变和被颜色革命，另一方面也担心被外来文化同化和经济绑架。

当下的越南也如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一样，仍无法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价值链的中低端赚取微薄的利润，无一不在诉说着外表光鲜的经济奇迹背后，仍潜藏着内循环不足、尚未根治的基础设施滞后、过度依赖外资和外向型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相伴而来的跨国婚姻、劳务输出与性别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发展失衡等国内社会问题，都折射着过去和现在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力不足、不得不依靠外力等国际合作的不争现实。以女性叙事建构国史认同的越南人民，伴随着新生国家全面革新开放历程，正经历着一个由于内循环不畅、不得不向外寻求生机的相互促进和掣肘的过程。

5月22日，苏林在越南首都河内宣誓就任越南国家主席。新华社/越通社

中越合作基本面没有变

在全球化遭遇退潮、美西方联合围堵的背景下，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携手包括越南在内的丝路沿线国家恢复丝路意识，不必担心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融化。虽然越南津津乐道于自洽的自我独立认同，但单单依靠这些并不能为越南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也无法蜕变成激发其民族向上跃升的发展动力。既然越南提出要融入世界，那么重新构建一种丝路共识，诠释同走丝路的伙伴关系，塑造自我与他者互相关照、相向而行的丝路人这一选项亦不应被忽视。

中越两国体量不同、实力不均的事实，决定了越南为了生存不能采取要么认同、要么拒斥的态度来处理对华关系，因此如今从情感和理性的双重层面上，越南不可能再走“选边站队”的老路。以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为终极价值取向的中越两国，都提出了建设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越结伴不结盟、不受制于第三方的相处模式与定位，是否依然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人民共同守望相助的价值判断，正在考验着双方的政治智慧。

中越在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同志加兄弟式的准联盟关系等旧有特殊模式，也同样不应成为外部力量干预和离间二者正常交往关系的借口和理由。我们乐见中越命运共同体及时落地并结出累累硕果，成为东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经验之一，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文明互鉴的宏大叙事中和个体人生的丝路旅程中，充分享受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同行互构，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

一列中越米轨铁路国际联运列车停靠在河口站（资料图）。新华网（刘昊亮 摄）

历史上不管是文化还是政治上，中越本同属一家。如今，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越两国政府实现冰释前嫌、历史和解、还原本真以及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越南对华态度显示出在政治和经济上时而依赖时而拒斥的双重复杂心态，但中越合作的基本面没有变，越南对华依存度高的基本面也没有变。

尽管中越两国比邻而居，但越南民众对华心态极为复杂：既有对中国经济文化的依赖认同需求，又存在对中国影响力的潜在猜忌和警惕。因此，总有一种隐形力量冥冥中暗示局内人，让他们清醒认识到在现有国际格局下，中越关系既不可能回到“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也不可能倒退至兵戎相见的冲突期；而是保持在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相互尊重、独立自主、不受制于第三方、既有常态合作又有利益权衡的稳定发展期。

目前中越两国都在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道路上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如果以今情测古意成立的话，越南通过中国认识另外一个自我，中国也可以在越南身上找到原来属于自我的一部分。在唱衰论和捧杀论相互交织的干扰声中，中国和越南仍旧毅然地沿着自己开拓的发展之路寻求国家成长和壮大。

中越两国政治制度相同、理想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都在推进各自改革和革新开放事业。中越两党两国都共同担负着加强党建、建设现代化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对越南更有借鉴意义。中国有句话：远亲不如近邻。越南也说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越南在RCEP、CPTP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和澜湄合作等地区框架下抱团发展，中越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中越合作的基本面良好，前景光明，双方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新冠疫情冲击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越国际合作如何突破大国博弈下东亚供应链、价值链的再整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实现国家合作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和文化利益相互平衡，将地区普遍存在的价值认同融合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因素，将其塑造成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资源。

目前，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诠释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伴不结盟的新中国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亟待深入推进，让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蓝图从政策层面走入学术层面，最终进入官方文件，并通过落地项目，惠及两国人民。中越命运共同体必然成为不结盟、不依附也不针对第三方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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