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博：“萝卜”迅猛跑来，我们要看到这些新机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在武汉全面试运行的智能无人驾驶汽车“萝卜快跑”近日引发了热议，其以较可靠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获得不少市民交口称赞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的不安，生怕自己的饭碗不保。

这几日武汉有大量出租车司机发起强烈抗议，建议政府限制“萝卜快跑”的试运营时段。

过去，我们经常为科技发展速度不够快而担忧，为技术出现突破而欢喜。今天，无人驾驶技术终于走向成熟，这本来应该是件里程碑式的好事，然而技术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问题——成千上万司机的饭碗是真实的问题。

如何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毕竟在历史长河中，这不是第一次技术进步，也不是第一次有职业面临被替代。

抄写工vs 印刷术

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发生这种技术对职业的更替，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在此之前，人类知识的传承除了不那么可靠的口述传承之外，就只有靠抄写工日以继夜地誊抄著作。可想而知其成本高昂、容易出错，以及产量低下。

根据流传至今的一些欧洲的记录显示，一本手抄本书籍的成本中，超过8成都是抄工的工资，其余两成才是羊皮纸的成本，这部分里的大头还是羊皮纸工匠的人工成本。因此，在印刷术开始成熟普及以后，直接就把图书的价格打到了地板价，不难想象对于抄写行业的冲击之大。

欧洲抄写工的抗争也不是没有。最初有些城市的木刻版与抄工行会透过政府关系，企图下令禁止活字印刷业进入市场、禁止生产和购买印刷机；巴黎的抄工行会甚至曾提出诉讼，要求活字印刷业者赔偿其营业损失。但是，这些诉求最终都未获认同。

这些抄工由此就在很短时间内失业，从而过上悲惨生活了么？

历史恰恰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手抄书籍在印刷术出现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全被取代。毕竟手抄书籍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而大众对于新生的印刷术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一方面，手抄书中的精美彩色配图等，还是初生的印刷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对于奢侈需求和高档图书来说，批量印刷的作品在精美性上也尚不能比拟，分层套印的彩色印刷技术要到20世纪以后才得以成熟和普及。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印刷术书籍和手抄本书籍是并列存在的，双方的目标市场并不完全重合。

其次，发展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打开一扇窗，新技术出现总会带来新的职业机会。

印刷术代替抄写工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排字、制版、装订等工作岗位的新需求。由于印刷术诞生后出版业井喷性增长，这些岗位的数量其实远超过去抄工的数量，而且转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最后，社会的安全网也给这些抄写工托了底。

当时在欧洲，许多抄写工的工作都是贵族或者教会的订制需求，他们本身往往就是教会的终生雇员——教士或贵族的仆役。对教会和贵族来说，不过是换个地方安排这些人的工作，毕竟他们中大部分人能读会写，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可贵的劳动技能了，不愁没有适合的岗位安排。

各种因素叠加起来，地球继续转动，历史继续前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原来的抄写工大部分都被消化到其他行业，出版业迎来了爆炸式发展。现代人回顾那段历史，看到的多是人类发明的伟大，因为社会问题被较好地解决了。

新质生产力，新工作机遇

以史为鉴可知今，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汲取的经验并不少。

第一条经验就是：在技术进步面前，仅进行消极抵制是注定徒劳无功的。

面对新技术新事物的冲击，原有的从业者发起抵制的行为虽然从逻辑、感情上都可以理解，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消极抵抗注定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因为试图阻止生产力进步，都是在阻碍社会的发展，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历史上因为技术进步消失的职业数不胜数，除了抄写工，还有电话接线员、打字员、排字工、报童等，甚至出租车司机本身也是淘汰了马车夫后产生的新职业。

而且，哪怕是强加限制，恐怕也是难以奏效的。就比如，有人建议武汉市政府把无人驾驶车的运营时间限制到晚上10点以后一样，现实中很多司机都指望开夜班车带来的较高津贴和相对空闲的道路获取更高的收入，把夜班市场让给无人驾驶车也只会先夺走了这部分人的饭碗，使得白天的市场更卷而已。

再者，新技术对旧产业的取代不是一蹴而就的，两者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新技术也会带来新需求和新的工作机会，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如何抓住一切机会快速适应环境的改变，是更积极的生存之道。

具体来说，人总是对习惯的东西更放心，因此，出于对技术的谨慎怀疑和对有人驾驶应对突发情况的信赖心理还是存在于不少人心中的，要全面接受无人驾驶显然尚需时日。所以对于无人驾驶来说，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很可能需要不少安全员在远程待命，准备随时接管车辆以应对意外情况的发生。

此外，智能驾驶对于车辆保养的工作也有新的需求，谁能更快掌握新技术车辆系统的维护，谁也就能最先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而除了转行，驾驶技术高超同时又善于与人沟通的那部分司机也可以向上而行，争取那部分自动驾驶的算法不能替代的高端商务需求，其中上升的服务溢价说不定还能让收入增加不少。而高端的商务用车需求对价格并不敏感，所以高端用车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智能驾驶挤占。这就像现代电子表并没有替代成为奢侈品的高端机械表一样。

除了个人层面，政府层面也可以积极寻找对策，充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缓解社会矛盾。

在无人车和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并行期间，政府可以积极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功能。比如可以设置一到两年的过渡期，期间对于使用无人驾驶车的公司征收一定的特别税收，设立一个基金，对失业的前营运车司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他们度过转型期，或提供一定补贴，让他们参与新技能培训。

虽然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征收费用可能增加其运营成本，但如果政策设计合理，不会过于抑制创新，反而能够清除社会对于技术进步的顾虑，促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

类似的政策在欧洲也有先例，比如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政策。

它是德国为应对经济危机或技术变革等特殊情况而设计的一项劳动力市场政策。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而非裁员，使企业能够度过困难时期，同时保障员工的收入和就业。

企业以缩短员工工时来替代解雇，而政府可以通过失业保险基金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部分收入补贴，通常为减少工作时间造成的相应工资损失的一定比例。员工因此可以获得与全职工作相近的收入。在缩短工时期间，企业和政府共同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这项政策在德国运行了十多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如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短时工作制”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政府迅速扩大政策覆盖范围，约有600万员工在疫情初期受益于该政策。此举帮助德国将失业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也有效减少了因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安和不满情绪。

尾声

“（工作）熄灭眼中之光，压弯背脊，挤碎内脏和肋骨，给肾脏带去剧痛，给整个身体带去疲惫。”这是一千多年前抄工们的自我写照。职业司机也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热爱才从事这份职业，只是在收入和职业病之间做着无奈的选择。

从人本的角度来说，没日没夜机械性地誊抄自己不感兴趣甚至根本不懂的内容（有些书是抄写者自己都不懂的语言写的）也是极其枯燥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折磨。这些抄工们长期在采光差的环境中坐硬板凳，又因不能抄错而不得不时刻保持精神紧张——想象一下被迫在木头椅上坐一天修改“祖传”代码，把这份痛苦再翻倍，差不多就是当年这些抄工的痛苦了。

中世纪抄写员的工作台图源：大英图书馆

某位不知名的抄写工就在书上写下过这么一句话：“不要责怪我的笔迹，因为墨水不好，羊皮纸有缺陷，而且天很黑。”

我觉得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不要责怪司机师傅的脾气，因为车况不如意，交通糟糕，而且收入不高。”

出租车司机常年受工作时间长、精神高度紧张、饮食不规律、静坐时间长等影响，慢性病患病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对于大部分目前从事这份职业的人来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想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转向更轻松的养家糊口的办法。

我们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当口，既不应该对技术盲目崇拜，冷漠地觉得饭碗受到威胁的弱势群体只不过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也不应该消极拒绝技术的发展，让整个社会裹足不前。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兼顾社会发展与和谐的平衡点，才是最恰当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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