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贼喊捉贼！美国如何用“伏特台风”计划篡改证据，抹黑中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聊“伏特台风”造假问题。

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延续2008年添加到《美国对外情报监控法》的第702条款。该条款被称为“无搜查令监听条款”，授权美国政府监听境外外国人的通讯。这些对象包括非美国公民的个人和实体，如公司和国家。

监听手段包括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就是使用设备监听信号与拦截数据。第二种情况是，如果美国政府担心某企业（如微软）在境外服务器上存储的数据，涉及某个国家、个人或公司的信息（例如电子邮件数据），它可以向该企业发出传票，要求交出这些数据并进行解密，使其以可读形式提供。这样的一项条款也获得了授权。

在推动这一授权法案通过的过程中，一个名为“伏特台风”的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伏特台风”是美国为一个黑客组织起的名字。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个组织威胁很大，渗透了许多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并且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美国声称，如果没有702条款的授权，他们无法应对这个威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因此，他们请求国会授权延续这一监听法案，最终成功通过。这也是美国的惯常操作了。

今年4月15日，中国计算机应急响应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造假的行为。报告指出，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企业共同参与了造假。

《“伏特台风”——美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国会和纳税人的合谋欺诈行动》报告封面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从技术证据来看，这种造假行为类似于学术论文中的“一图多用”现象。他们将另一篇论文中用于证明其他结论的图片用于这篇报告中，以支撑所谓的证据。而且一些关键细节并未完全修改，稍加比对就能发现两者描述的事件完全不同。这意味着，用来证明“伏特台风”是中国威胁的证据实际上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反而证明这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所为。

这个事件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点。首先是关于造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说，中情局接受的训练包括欺骗、撒谎、抢劫和造假。这些技能本应针对美国的敌人，以维护和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次事件表明，美国政府的造假行为会先欺骗自己的国民，类似于“七伤拳”那样，先伤自己再攻击外界。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非首次出现。美国经常指责中国操控认知，但实际上，全世界最擅长操控认知的政府正是美国，而且美国最擅长操控本国的民众。

尼克松说过，美国政府在二战时期，为了与苏联进行战略合作，将斯大林塑造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约瑟夫大叔”，一个和蔼的邻家老伯，以赢得民众支持。到了冷战时期，他又被描述为“铁血无情”的斯大林，而当赫鲁晓夫尝试与西方缓和关系时，赫鲁晓夫在美国国内又被塑造成了“反斯大林的改革者”。

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美国政府撒谎骗取民众支持的例子也不少。例如，为了给老布什总统授权，美国政府曾捏造出“伊拉克人将婴儿从保温箱中取出并扔在地上导致其死亡”的故事，这一虚假信息被广泛传播和利用。

接下来就是2003年，美国政府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45分钟内即可发动的化学武器，对全世界构成安全威胁等等。这些说辞被广泛传播，用来为入侵伊拉克辩护。而“伏特台风”事件目前看起来很可能也是类似的操作。

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拿出一瓶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作为伊拉克搞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证据。

这个事件的本质是撒谎，但首先不是欺骗美国民众，而是欺骗美国的国会议员。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公司合作，采取“先射箭后画靶”的方式来论证，根据美情报机构的需求出具报告。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证据，就篡改证据，直到证据看起来能够支撑他们的论点。其潜台词是：国会议员并不懂这些技术细节，而真正懂行的美国国内专家也不敢揭露真相，所以法案就这样被凑合着通过了。

当然，有人会说，这不就验证了“深层国家”理论吗？这些人怎么胆子这么大！我们在分析这一事件的幕后推手时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判定依据：谁获益，谁的嫌疑就大。那么，谁会从中获益呢？

乍一看，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似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仔细想想，702条款的本质是什么？它并不是单纯地授权美国的情报机构去监听，而是让这些情报机构成为有效的工具，更好地为行政部门服务。情报机构是受总统和行政部门管控的“工具人”，其行动是为了满足总统的行政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702条款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背后的利益关系。

2008年推出702条款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发现，监听行动需要走一定的程序，虽然这些程序并不严苛，但他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兵贵神速，这些程序可能会贻误战机。因此，他要求在未经授权，也就是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只要总统签字，情报机构即可立即进行监听，将所有的审查程序降到最低。这就是所谓的“无搜查令监听”。

这一措施起初是高度保密的，但在2005年曝光后，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911事件在美国打击伊拉克和一段时间的反恐行动后，民意就基本平息了，并且在2005年，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并不顺利，同时民权主张重新抬头，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这样的秘密监听反应如此强烈。然而在2008年，美国政府又推出了702条款。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美国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然而，美国版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不是严格限制权力，而是将权力越界的行为合法化，沿着越界的边界划定新的合法范围，建立一套新的制度。这种做法被美其名曰“将制度关进笼子里”，但实质上是将原本超出界限的权力行为合法化，形成新的规则。

其结果是，权力不断跃迁，只要有机会，权力就会向外扩展。像702条款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是通过擦屁股的方式维持表面上的体面，同时满足权力的所有需求，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因此，这种权力是持续向外扩张的。702条款在事实上极大地扩展了历任美国总统的权限，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在野时如何批评这个条款，一旦执政，便都希望保留并利用这一条款所赋予的权力。

在702条款出现之前，美国在《外国情报监控法》（FISA），以及一些民权法案中，对总统的监听权力进行了有限度的制约。

这些有限的制约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在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后，美国历史上就发生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监听事件，甚至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监听行为。最早的是三叶草行动，始于1947年。接下来是反情报行动、尖塔行动和梯队系统等监听活动。这些事件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有所提及。

2013年6月，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美国对全世界的监控令公众震惊。

简单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当时还没有计算机，国际通讯主要依靠电报。美国刚成立的国家安全局（NSA）在没有总统明确命令或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主动开展了监听工作。他们找到三家垄断了美国90%国际电报业务的电报公司，并达成协议：只要电报的收件人中有一方是外国人，每天的每份国际电报都要制作一份副本交给国家安全局。这种做法在当时完全不需要任何法律授权，国家安全局直接开始了大规模的监听行动。

从1947年到1975年，在没有任何明确授权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这些监听项目运行了几十年。虽然据说70年代之后某些项目停止了，但监听活动仍在继续。例如反情报行动和尖塔行动。尤其是开始于1960年的尖塔行动，其实就是三叶草行动的一个分支。

这些监听行动的焦点是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以及玛丽莲·梦露、南方黑豹党等人。政府期望通过监听确保这些人只关心民权运动，但绝不能接受苏联的资助，否则会被视为颠覆和间谍行为。为此，从电报到电话，政府监控他们的所有通讯。

此外，还有更著名的梯队系统，这是一个遍布全球的电子监听系统，监听全球范围内美国所认定为敌人的通讯。必要时，该系统还为美国企业提供竞争情报，以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

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曾调查为什么空客竞争不过波音公司，以及空客已经拿到的沙特合同为何最终变成了波音公司的合同。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监听我们的盟友？》。他解释说，欧盟过于腐败，经常进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否则不可能击败美国公司，抢走合同。因此，美国必须监控盟友的商业加密通讯，以确保美国企业与之公平竞争。

美国通过全球监控为波音等美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不正当优势。IC Photo

当美国发现盟友的秘密，如行贿或不正当报价时，他们会立即告知客户（如沙特），而不是直接告诉美国的国营公司。这些客户可能出于“良心醒悟”而将合同“奖励”给美国公司，比如波音公司，而这都是客户自愿的行为。

美国的思路是通过拓展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力，最大化政府的行动自由。这种行动自由意味着政府能够以高度侵入性的方式监控公民，甚至不惜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个类似“特务治国”的监控网络，监听每一个美国民众，甚至全球的每一个人，只要他们留下足够的电子证据。这种做法体现了美国的霸权目标。

在制度设计领域，美国通过法律和制度将各种行为合法化，以制度化的方式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种合理化源于美国自身内核的需求。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通过纯粹的监控方式长久运维下去，因为一旦这种行为曝光，将引发巨大的合法性问题。美国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不断对其制度进行调试。

然而，“伏特台风”这件事揭示了，美国基于错误认知的监控行为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战略认知。正如我们的领导人所说，正确的战略认知是中美关系中的第一粒纽扣。而美国的这粒纽扣已经扣歪了。美国长期陷入一种“受迫害妄想”的状态，总认为“世界上总有刁民想害朕”，于是疯狂进行监控。

为了进行监控和寻求权力扩张，美国甚至不惜造假和捏造证据。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有多少对中国的指责是基于捏造出来的证据。未来，在重大的安全战略决策上，美国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以满足与军事工业复合体及其利益集团密切绑定的的权力核心和中枢的需求。这些权力核心基于狭隘的念头，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滥用授权，制造各种虚假信息，甚至不惜挑动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进入冲突的边缘。

这种行为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风险。确实，只有一个进入衰退期、持续滑向相对衰退甚至绝对衰退的霸权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美国不仅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基本游戏规则，还违反了自己至关重要的生存底线。然而，无论多么荒谬，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足够的能力准备、战略准备，以及资源储备。这些准备可以确保，即使美国做出错误选择，我们也有能力抵消这些错误影响，使其回归正轨。或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这些错误选择对我国和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

“伏特台风”事件和美国对全球的监控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各方应共同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并做好各种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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