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我想起聂荣臻元帅在战火中救助日本孤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新育】

前言：

苏州“6·24”持刀伤人案，苏州市民胡友平挺身而出，阻止犯罪分子袭击日本平民母子而受重伤，最终于26日因伤重不幸离世；她的行为展现了中国人性之光，向她的见义勇为精神致敬。苏州市已认定其见义勇为行为，正按程序追授其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理所当然。

由于案件涉及到日本人，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些讨论，让笔者想起一篇写作于2022年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现就一些数据和事实进行更新补充后发表出来，仅代表个人意见。

希望我们这个伟大国家能够永葆理性、道义的光荣。

正文：

毫无疑问，在充满屈辱血泪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日本是给中国带来最大伤害的国家之一，全面侵华战争更是一度将中国最富庶的半壁江山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抗日战争又是中国的历史性转折，它唤醒、动员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酷烈的生死决斗中锤炼锻打出一支坚强的领导力量，为古老中国的新生奠定了基础；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依靠自我奋斗实现了绝地反弹，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下行的国运，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光荣。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我们的苦难与光荣，在台湾、历史、领土、军备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不轨图谋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某些日本企业和个人的某些不诚信行为我们必须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置，对给侵华日军粉饰洗地、顶礼膜拜等“精日”行为应该严肃处罚；我们同样必须明确：我们要应对的不是历史上的敌人，而是现实和潜在的对手。无论历史回忆如何令我们痛苦，我们也必须牢记，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来看，从二战结束至今，日本本质上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有能力令我国蒙受毁灭性打击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国；而一个国家需要防备的不是历史上侵犯过自己的国家，而是现实有能力也有动机侵害自己的国家。

1945年日本投降（油画）

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沉浸在历史之中无法自拔，而是为了开辟未来；我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排斥与日本相关的一切，而是要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先烈们牺牲、奉献、担当，是为了开创一个繁荣昌盛自由的祖国，而不是为了剥夺我们本国人民本该享有的自由；纪念抗战，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断增强本国综合国力，提升本国国力相对于历史、现实和潜在对手的优势。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反日思潮与行动已经深陷非理性泥潭，尽管许多人确实满怀朴素的民族感情，但这些思潮与行动折射出来的并不是对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日国力对比、国际环境等等的了解与冷静理智判断，不是作为综合国力已经大幅超越日本的战胜国国民的自信，而是非理性的愤怒、冲动，是对日本一些实力的盲目高估，甚至是面对日本的缺乏自信。从早些年间出现的打砸日本品牌商品事件，到一些正常的中日经贸合作项目遭到狂风骤雨般舆论暴力围攻，到数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围攻和禁止和服、甚至围攻到了汉服头上，仅仅因为一个普通人穿件和服就发动网暴人身威胁，莫不如此。

所有这些非理性思潮与行动，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生死存亡关头至关重要的动员组织能力，也不是增进我们的利益与实力、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更不是增添我们的光荣，而是从根基上损害我们社会的凝聚力，是对我们利益的损害，甚至是对先辈抗战胜利的玷污。

打砸日本品牌商品的荒谬，已经被社会所公认，在此毋庸赘言；把原本正常的中日经贸合作项目、乃至国内商贸项目人为政治化上纲上线，这样做除了给中国营商环境增添不确定政治性风险、抬高成本、进而增强经济资源弃中国而去的动机之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万商云集，方是大国兴旺气象，而不是相反。

即使在平常时期，正常的日本投资、对日贸易和其它形式的经贸合作，日本人才来华施展才干，这些都有利于为我们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增强我们的国力；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千方百计企图推动外部市场与中国“脱钩”之时，我们强调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强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尤其应该加大力度保持、发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外国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而不是在盲目冲动之下，助力国际反华势力的“脱钩”图谋，亲手做成他们想做而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须知，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之后，日本就迅速跃居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并长期保持这一地位，现在仍然是我们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

2020年中国对日货物贸易21956亿元；2021年日本是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东盟、欧盟、美国，对日贸易额24020亿元，同比增长9.4%；2022年对日贸易23831亿元，同比微降0.7%，但对日本出口增长7.7%；2023年对日贸易22385亿元。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领域，2019、202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别为37.2093亿美元、33.7448亿美元，是我们第五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仅次于香港特区、新加坡、韩国、英属维尔京群岛。同时，中日经贸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正因为如此，除了面向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的扩大市场准入、推行外资国民待遇原则之外，我们还在努力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申请加入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CPTPP”）。在中国的“同心圆”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中日韩自贸区与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样是处于最内层的紧密层，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这对中日韩三国都是最优选择。如果一边对我国申请加入CPTPP大加称赞，称之为“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一边对与日本沾边的经贸合作极度敏感一触即跳，这是否自相矛盾而令企图将中国“脱钩”的反华势力窃喜呢？

图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对和服过度敏感更是没有必要，反对和服的逻辑同样可以套用到西式服装上。那不是法西斯军服，也不是代表宗教皈依与政治认同的极端宗教服饰，而是源出汉服的日本民族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影响力的活生生的标志；和服在国际上的传播，都是在间接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服国际传播的经验，也值得汉服开展国际传播时借鉴汲取。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最可珍视的标志之一，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最好路子是中日韩协力传播同出一源的汉服、和服、韩服，而不是相互争斗；中日韩网民围绕同出一源传统服饰文化的争斗，到头来有可能损伤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志汉服，2022年爆发的迪奥公司（Dior）马面裙风波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非日本人对和服的喜爱欣赏，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审美而不是政治认同；一些中国女性喜欢和服，是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得中日韩越国民拥有较多的审美共鸣。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万历帝寿辰庆典上越南使臣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睟光诗），让共同的文化渊源联结起中日朝韩越等东亚国家人民，而不是把它操作成我们彼此争斗的题材。

在今年5月27日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强总理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是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以举办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推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希望这一构想能够成为中日韩深化文化交流的实际进展。

在更高层次上，重建文化认同是推进重构东亚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环。多年来，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趋向淡漠。

自17世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日朝文化认同就渐行渐远，日本乃至作为清朝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自认为保留了更多的华夏衣冠礼仪，因而对辫发胡服的中国人颇为轻蔑，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李氏朝鲜也在甲午战争后脱离中国附庸地位更改国号时，特意选取了“去中国化”意味强烈的“大韩帝国”，还趁八国联军之乱、沙俄侵占东北全境之机出兵，一度侵占延边地区。

时至今日，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相当西化，某些强大势力宁可自居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也不愿推进对日本收益丰厚的对华合作，实不足为奇。因此，在长期内，要想有效地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并借此约束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实现东亚长治久安，我们就需要在东亚重建文化认同。我们是全世界唯一阅尽五千年沧桑却历久弥新的文明古国，我们要看到百年恩怨，更要看到千秋基业。

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综合国力曾长期远超中国，直到1980年，中国GDP为3030亿美元，日本GDP达11279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到2023年，中日GDP对比格局已经是176620亿美元对42129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4倍有余。而且，日本2021年GDP仅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89%，与1994、1996年规模相当，2023年进一步萎缩到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76%。若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日本，2023年是日本的5倍出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而且自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务上，中国政府决策行动表现得敏锐果决、有远见、有勇气担当，日本决策层则已经丧失了吉田茂、田中角荣直至中曾根康弘等人的才智，从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拍板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元随波逐流贬值，到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国后发先至，莫不如此。

中国社会某些涉日事件之所以闹得那么大，某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之所以在网络上被脑补演绎出日方惊天阴谋策划的大戏，恐怕是因为有太多人太不了解中日实力对比格局的演变，太不了解近30年中日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高下之分，因而把日本人想象得格外英明神武。自信点吧！

读史可以明智。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罗斯突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封锁；到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千方百计与白区、沦陷区、国统区开展贸易，吸引对方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投资；再到新中国前期我们竭力从西方阵营全面贸易禁运罗网之中打开缺口；国际共运、中共党史、新中国国史中丰富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史实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迪，而从英帝国到美利坚，在东亚操纵中日俄三国相斗、在东欧操纵俄乌决裂的“成功”谋略值得我们警醒。

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美国就开始限制对华贸易并策划进一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之后，美国组织了西方国家集体对华全面禁运；竭力推动日本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49年9月，即新中国建立之前1个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赴日考察，在与驻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限制中日贸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发展。回国后，沃里斯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美国亚洲安全保障援助基金，从日本订购物资，并开发东南亚，使之为日本工业提供资源（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年）》，第213—214页，中华书局，2005年。），这些主张其后陆续成为美国国策。

出于自身利益，当时日本虽然加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的“中国委员会”，但与英国一起率先要求放松对中国更加苛刻的“中国差别”，并较快利用巴统的“例外程序”发展起了对华贸易，我们也充分利用、诱导了日本的上述动机与行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全面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后，日本又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大规模运用各种灵活的贸易融资工具打开了中国市场，长期位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制造”在中国市场赢得了较高声誉。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4大国之外的其它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从19世纪以来，盎格鲁-萨克森人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各国互斗、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我们不能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

在头号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明确将我们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之时，我们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客观效果只不过是帮助美国反华势力将日本牢牢绑死在反华战车上。即使是中韩之间围绕历史、文化遗产等问题的一系列争端，背后也未必没有第三方势力的策划。孙子云：上兵伐谋，与其在陷入别人设计的泥淖之后苦苦挣扎摆脱，不如先行一步打破潜在困局。

聂荣臻元帅与救助的日本孤女合影

正因为如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后于今年5月重启，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为今年中国外交的重要日程，三国领导人表达了中日韩合作再出发、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意愿和决定。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不能忘记的，我的父母少年时都曾经历过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惊恐，由于日军限制、禁止对中国人销售食盐，我的奶奶不得不在夜里冒着风浪之险乘小木船到江北偷偷捡菜叶子，给南岸的家里带回一点咸味；我曾在历史虚无主义肆虐之时挺身而出捍卫狼牙山五壮士荣誉，为此被诉上公堂，还有恐怖分子、体制内两面人之流借机闹事和暴力威胁……惟其如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明瞭自己的长期、根本利益所在，不失尊严，理智行动。当年与侵华日军生死决斗之时，聂荣臻元帅及其部下背负深重家仇国恨，却能从战火中抢救日本小姑娘；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中国百姓收养了数以万计的日本孤儿；……我们为先辈的高贵而自豪，我们更要继承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与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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