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健夫：告别“饥荒的中国”，应对旱涝我们已经努力了几千年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韩健夫】

近日来，因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持续高温，以及从春季以来降水严重偏少，北方多地已出现旱情，土壤缺墒等情况，亟需积极干预，合理应对。为此，水利部联合多部门已提升各地干旱防御应急响应级别，并将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各骨干工程全部进入抗旱调度模式。同时，调度南水北调工程全力支持华北地区调水，从而有力保障了夏播用水。

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度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度。这并非虚言套话，而是有所依据。因为中国大片国土属季风气候，虽雨热同期，但也深受降雨变率过大的影响，常常遭到过旱或过涝的伤害。中国全年的降水变率存在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增的特点，而且同降水量存在显著的反相关关系。其中，黄淮海平原尤其是海河流域的降水变率高达30%以上，甚至更高。而雨量之增减达到25%就会对农作物造成伤害，达到40%以上则将会面临歉收乃至绝收的可能。

所以早在九十年前，竺可桢先生就曾在《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一文中坦言“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

这种气候特点，再加上中国季风区内密集的人口，使传统时代旱涝灾害的发生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再遇到为政者的腐败侵漁与不合理的赋役制度，那么饥荒就会频繁的出现。不怪乎1926年马罗立(Walter Mallory)称当时的中国为“饥荒的中国（China the land of famine）”了。

涝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在降水变率极大的地区极端旱涝事件便更容易出现。所谓极端气候事件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罕见事件，其发生概率一般小于10%，即我们常说的十年一遇。其中，作为中华腹地的华北所爆发的极端干旱往往影响超过极端涝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通常也异常严重。如何科学有效应对极端干旱历来是社会治理中的难题。

华北地区千年来出现过96次极端干旱

鉴往知来、鉴古知今。认识华北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极端干旱事件无疑是应对当下极端干旱的重要方式。根据杨煜达教授主编的《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的研究结果来看，过去1000年包括今京、津、冀、鲁、豫、晋、陕、宁和甘肃东部，江苏安徽淮河以北地区的广大华北地区，在历史上一共出现过96次极端干旱事件。

华北地区极端旱涝次数。橙色为旱，蓝色为涝。图片摄自《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

在这些年份中，华北的极端旱情往往有以下这些共性特征。首先是空间范围广，旱情波及两个省甚至更多省份；其次是时间长，旱情跨越两个季度甚至更久；最后是旱情重，5-9月降水量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少三成的地区至少达到整个华北20%的范围，且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少七成的地区至少占30%以上的范围。

在史料记载中，这些年份“夏秋连旱”、“三月至六月不雨”的情况最为常见，由此往往会造成“河竭”、“井泉俱竭”和“赤地千里”的极端景象。

历史上典型的极端干旱有明朝末年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1年）的连旱。这三年中晋冀鲁豫四省连年大旱，严重到半年甚至三个季度滴雨不下。崇祯十三年（1640年）旱情更是扩展到陕西、甘肃。伴随大旱的还有次生蝗灾，两者叠加在一起对农作物的伤害巨大，多地出现粮食的绝收。此轮大旱更是直接触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

此外，清末的“丁戊奇荒”堪称极端干旱之最。光绪三年（1877年）和四年（1878年）分别是农历丁丑和戊寅年，因此接连的极端大旱被统称为“丁戊奇荒”。这两年中几乎整个北方均处于旱魃为虐的境地，尤其以山西最为严重。光绪三年从农历四月至八月滴雨未沾，华北80%的地区降雨较往年均值少三成以上，严重的旱灾让已种的麦苗黑枯无收，秋禾也难以下种。

类似于上述极端干旱的年份历史上还有不少。诸如金朝崇庆元年和贞祐元年（1212-1213年）、元朝天历元年和二年（1328-1329年）、明朝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年）、万历十四到十六年（1586-1588年）、清朝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年）以及民国时代的1926-1929年连旱以及1942年的中原大旱等。

传统中国的救济体系

极端干旱事件的直接影响对象并非整个社会，而是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的某个侧面，如对粮食生长的巨大影响，通过对这个侧面的影响再传递到社会不同的结构与层次中，进而影响全社会。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人口和土地。极端干旱恰恰对这两者的伤害最大，这是华北的农业结构与气候特点所决定的。

当地的主要农业作物是冬小麦，4到5月又是作物需水的关键期，此期间华北正是春旱时节，往往会造成冬小麦的减产。另外，华北夏季既是夏玉米、夏大豆播种和出苗季节，又是春播作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段，春夏连旱的极端旱情会极其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华北社会在面临极端干旱时的脆弱性极强。

一旦粮食产量不能保障，饥荒的到来就会酿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在传统时代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人相食”的发生。

因此，在传统时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应对与救济体系。它可以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维度，其中又可分为应急性和机制性两种类型。官方应急性的救济是最常见的方式，也最为百姓所熟知。

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这类救济行为，比如说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的表述。经典的豫剧剧目《陈州放粮》也是这类官方救济的直接表达。

豫剧剧目《陈州放粮》也是传统中国官方救济的直接表达

北宋庆历年间，陈州一带（今河南周口）接连遭受三年大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因此饿殍遍野，死走逃亡。而奉旨赈灾的钦差四国舅等趁机搜刮民财，鱼肉乡里，恶意提高折粮收购价格，增加百姓负担。包拯得知此事后，先严惩贪官，后按价放粮，救济灾民，大快人心。这类民间故事反映的就是官方应急性救济的行为。

到了清朝，官方应急性救济行为有了更加系统的安排。一次赈济可以分为查赈、勘灾、开赈等多个环节，赈济的种类也越分越细。

相对于应急性救济，机制性应对关注度历来不高。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明朝宣德年间周忱和况钟在江南的改革。宣德年间江南接连遭遇水旱灾害，周忱以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为名与苏州知府况钟一道改革税粮制度，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了减轻贫困百姓在受灾期间的赋税压力，周忱提出折银纳粮的主张，以相对低的价格来折算要缴纳的实物粮食，这样贫苦百姓可以通过纳银来相对轻松的完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沉重徭役之苦。

另外，周忱等人在苏州、松江、常州等地设立储存粮食的济农仓，以解百姓倒悬之危。这些从制度上进行的调整也是解决百姓受灾困苦的方式，得到了百姓的肯定与赞扬。至今戏剧作品《十五贯》中还在歌颂况钟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的事迹。

民间的应急性救助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群体形成后体现的更加明显。地方士绅作为传统时代在地方上有一定社会名望与经济地位的精英群体，在灾害发生之后，有一部分人会主动慷慨解囊，煮粥供米，在救灾活动中起带头和引导的作用，或者于当地兴修水利、改善交通以达到救济目的。此外，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贩运粮食和物资到受灾地区，以调节粮食有无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济饥民的效果。

民间的机制性救助包括建立长期使用的社仓和义庄。社仓指的是通过民间的力量在乡村设立仓储，用于备荒救灾、扶贫济困等社会救助活动。古代饥荒往往发生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刻，社仓的存在可以为这些困难百姓提供临时的救济性借贷，帮助其渡过危机，维持生存和再生产。

义庄则是一种宗族慈善组织，它以固定的田产作为永久的经济来源，通过田产和产出来赈济贫困和遭遇灾荒的同族人，有时候也会对同乡予以救济。

历史上最有名的义庄当属苏州的范氏义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晚年时，与其兄商议，出资购买良田千亩，并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此义庄章程明确，用于赡养同族贫瘠困难之人和灾荒救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非宗教性质慈善组织，上百年来在救灾饥民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源分配不均 佃农是极端灾害中最脆弱群体

尽管传统时代的赈济方式已经非常成熟且系统，但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古代制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落后性所带来的弊端与问题。灾害，尤其是极端灾害的爆发，本质上是通过外在自然的力量拉大社会财富差距的事件，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通过自己的制度安排和灵活应对来去弥合这种差距，从而降低社会的风险，达到有效社会治理的目的。

在这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而所谓的资源既有自然资源又有物质资源。先说物质资源。据学者卜风贤的研究，中国古代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700斤的时候百姓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状况。而通过统计中国从秦汉以来历代人口和耕地面积及亩产水平，得出的理想状态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虽历代所有不同，但均超过了700斤的水平。哪怕在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清代，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也有700余斤。

但这毕竟是物质资源绝对平均分配状态下的情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极大，这就造成了灾害来临时易出现饥荒的现实结果。

因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皇帝、贵族、官僚集团从不会缺少粮食供应，甚至存在严重浪费的现象；处于社会中层的地主、士绅、商人往往占有足够的土地和粮食，能够应对极端灾害所带来的减产与绝收，保持生存无忧；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亦或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往往受到严重的剥削，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从而成为极端灾害发生时最脆弱的群体。

电影《一九四二》展现当年河南旱灾期间逃难的饥民

随着极端旱涝灾害的屡次发生，如果救济不当或没有进行制度性的改变，久而久之，社会资源的分配势必严重失衡，从来增加社会风险。

再看自然资源。传统时代水利工程的兴修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分配趋向合理。但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易为之。

以北宋能臣王安石为例。在他为官早期出任常州知州时，力主开通一条运河以兴当地农业水利事业。但上级不肯大力支持，只允许王安石调动常州以内的民众施工。这极大延缓了工程的进程，加之遭逢淫雨，民夫生病疲敝，最终运河工程搁浅，想法没能实现。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传统时代哪怕是像王安石这样的能人也很难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局地的水利修筑，更遑论全流域的水利工程。而且，古代水利工程囿于技术的落后，往往会出现年久失修无法利用的问题。这些均增加了传统时代应对极端灾害的成本与难度。

因此，想要实现科学合理有效的降低极端气候事件带给的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需要提前预防、精准施治与进行全国性的合理统筹调配。

大修水利，摆脱一百年前的“饥荒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水利设施的修筑与水利工程的建设。历史上易涝易决易旱的淮河与海河就是治理的重点。

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1950年淮河暴发流域性水灾，损失异常严重。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便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也于1951年为治淮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4年在淮河流域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首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并成功完成了当年拦蓄洪水的任务，保一方安澜。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又发生特大洪水，暴雨中心七天降雨量竟多达2050毫米，创下历史记录。冀中、冀南和天津广大地区一片汪洋，造成了粮食大范围减产，工业企业停产。

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从1965年开始，利用冬天和初春的农闲时节，数十万民众投身到治理海河流域各河流的事业之中，疏浚河道，修筑水库，建设桥梁，这使海河流域防洪抗旱能力得到历史性的提升。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治水设施的修筑，才有了今天能够迅速做到科学调度水工程的成绩。这些工程的实施和运转极大增强了当今防洪抗旱和保障夏播用水的能力，也让我们摆脱了上千年来无法有效应对极端干旱的历史，使中国不再是一百年前的“饥荒中国”。

不过，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城市地铁、高架桥洞、排水设施、通讯设备等一系列便民的市政工程均需面临极端气候的考验。

一旦这些设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失灵、失效，将会给依赖于此的城市居民带来极大不便甚至生命威胁。所以，未来科技化、数字化的城市如何成功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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