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麟：“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波音终于承认！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仲麟】

已经宣布“期货辞职”的波音CEO大卫·卡尔霍恩来说，6月18日无疑是最漫长的一天。

这一天，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组织了一场针对波音的听证会，这听证会名字听着就来者不善：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在过去5年中，这种听证会对波音来说已经属于家常便饭了，但波音CEO亲自出席的波音听证会只有两场，前一场是2019年由前任波音CEO米伦伯格出席的关于波音737MAX连续两起事故的听证会。

这次听证会的起因是大家都已经熟知的“飞门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音“飞门事件”在严重性上已经持平甚至超过了2019年的737MAX丑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二次波音危机”。而这也决定了本次听证会就是冲着“拿波音的人头立威”这一目标来，不是那么好过关的。

而对于对波音CEO卡尔霍恩来说，由于先前他已经宣布了在年内辞职，而这场听证会注定将是他最后一场听证会。

波音CEO卡尔霍恩出席参议院组织的“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听证会，背后听众席上是两场737MAX遇难者家属们

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显然也想借此机会拿波音开刀。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听证会召开前，大家已经预料到这对波音注定会是一场血雨腥风，但实际上风暴来的比预计的还要猛烈。

令外界哗然的是，在布卢门撒尔关于波音是否打压吹哨人的质疑中，波音CEO卡尔霍恩公开承认，确实存在波音管理人员恶意打压吹哨人的情况。吹哨人自称遭到打压是一回事，但CEO在听证会上公开承认存在打压现象又是另一回事，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这可是皇军认证的”。而这一官方承认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人重新开始审视那些波音吹哨人们。

作为同行，我对太平洋彼岸的波音吹哨人们是怀着十二分敬意的，不仅仅敬佩他们敢于站出来吹哨指出问题，也因为他们明知会承受来自波音的打击报复，但依然选择勇敢的站出来。在本次听证会上就指出波音前后有二十多名吹哨人，他们本着良心与职业道德勇敢的站出来吹哨，但也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来自波音管理层的打击报复。

“自杀”的约翰·巴内特

在波音的吹哨人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约翰·巴内特了。他为众人所知不仅仅因为他是首个出现在媒体面前揭露波音黑幕的吹哨人，也因为在2024年3月8日他本应出席法院作证时，却被发现死于旅馆停车场内。他的死因是脑门一枪，射出子弹的枪就在他手上。当地警方在两个月的调查后正式宣布他死于“自杀”，在程序上给出了最终结论，但显然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让公众满意。而如果我们回顾巴内特的经历，会发现也很有代表性。

巴内特生于1962年，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他在八十年代就进入波音工作，经历了波音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是典型的老一代波音工程师——严谨、一丝不苟、致力于制造最优秀的飞机。

但一切从2010年发生了改变。

波音吹哨人 约翰·巴内特

2010年，波音建立了如今臭名昭著的北查尔斯顿工厂，而巴内特也从位于华盛顿州的艾弗莱特工厂调到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检经理。然而他源自老波音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显然与“保交付节点不保飞机质量”的北查尔斯顿工厂格格不入，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在2013年他被降职。但显然这一“敲打”并没有让他气馁，而是继续贯彻他的职业精神，兢兢业业地做好质检工作。

在2016年时，巴内特发现工厂存在将已经认定报废的零件从废品框里拿出，再次安装在飞机上的情况，他通过走波音内部程序向上级部门进行投诉，但显然毫无结果。而在2017年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波音787上的氧气瓶有25%无法使用，向管理层上报无果后，他果断选择了向FAA进行举报，成为了“吹哨人”。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FAA接到举报后虽然启动了调查，但对波音是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

FAA发了整改要求，波音则宣称完成了整改，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巴内特却遭到了来自波音的打击报复。

在成为“吹哨人”之后，巴内特被从质检岗位调离，扔到了一个冷板凳部门。来自波音管理层的打压让时年55岁的巴内特身心俱疲，他的医生表示由于工作“压力”导致他心脏病发作，使得他不得不选择离开波音。在“自杀”之前的出庭作证中，巴内特表示波音公司一名主管会每天给他打20多个电话，还对他说：“我会一直逼你，直到你崩溃为止。”你看，这下知道“压力”来自哪里了吧？

但离开波音并不代表噩梦的结束。离开波音时巴内特距离退休还有10年，他也想在一个制造火箭零件的工厂开启他的职业第二春。然而一股神秘力量让他成为了被“打入另册”的“问题人物”，最终只能放弃再就业的想法，提前10年退休。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2019年波音737MAX丑闻后，他第一个站到了公众面前，之后勇敢地对波音提起诉讼，直到在开庭期间“自杀”。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意外”死亡的吹哨人，在今年4月30日另一名波音吹哨人乔舒亚·迪恩因细菌感染发生呼吸困难，突发疾病病逝，终年45岁。

另一名波音吹哨人乔舒亚·迪恩

十年斗争，身心俱疲

相比“自杀”的约翰·巴内特，波音的高级工程师兼吹哨人马丁·比克贝勒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活着，而他与波音之间的“吹哨之战”也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但是他也没迎来属于自己的正义。

与约翰·巴内特一样，马丁·比克贝勒也是经历过波音黄金时期的“老波音”工程师，在1987年就加入波音。早在2014年，比克贝勒就通过波音内部渠道投诉波音787的供应商，意大利阿莱尼亚生产的机身送到艾弗莱特工厂进行总装时存在大量缺陷，这一点在前一个吹哨人约翰·巴内特对媒体的爆料中也得到了印证。

内部渠道投诉无果后，比克·贝勒也选择了当“吹哨人”将问题举报给FAA，FAA也证实存在这一举报，并且认定波音在接收阿莱尼亚机身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准确反映接收到的机身质量情况。但如其他举报一样，FAA的调查纯粹只是“走过场”。当波音称已经制定计划协调和供应商（阿莱尼亚）的流程后，FAA决定不再采取执法行动，整改完成问题闭环。但真的完成闭环了么？

在2021年波音737MAX丑闻爆发两年之后，比克贝勒再一次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了吹哨举报。在给FAA的举报中，比克贝勒强调过去七年中，他上次举报的问题依然存在（指2014年的举报），而且愈演愈烈。FAA的调查情况表明所言非虚：“管理层未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遏制和纠正已知的不合规情况”，以及“未能确保供应商协议得到适当记录和管理。”

那么时代不同了，举报的结果会有不同么？结果是没有。波音再一次承诺纠正这些有缺陷的流程，而FAA再一次决定不采取执法行动。而且FAA承诺跟进并确保波音的纠正措施得到有效实施，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而在2023年对波音的供应商开展审计后发现，此前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真就可谓是“屡教不改”。

而比克贝勒所遭遇的打击报复，也是让人感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与对付其他吹哨人一样，在比克贝勒成为吹哨人后波音对他进行岗位调动，从关键的配置控制岗位（确保每一架飞机都按照设计的配置生产出来）踢到了一个边缘部门，并且冻结了升职与加薪。而当他申请无薪休假去德国攻读硕士学位时，本来波音是允许他在工作领域内发表论文的，但最后突然撤销了这一许可，直接让他无法完成论文获得学位。

比克贝勒聘请律师发起对波音的诉讼，指控波音在质量控制上存在大量的问题。但作为巨头，波音有着极为强大的律师团队，有着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漫长的诉讼拉锯战。最终漫长的法律拉锯战与来自波音的打压，让这名同事们公认的顶尖工程师心灰意冷，准备退休离开他奉献了37年的波音。而在他退休后，他所处的部门又将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

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人们在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出席国会听证会期间举牌抗议

是谁消音了哨声？

除了以上两位长期与波音斗争的吹哨人之外，还有很多波音内部的吹哨人存在。这些吹哨人往往都是年龄五六十岁的老一代波音工程师，他们对质量的不懈追求与较高的道德水平，使得他们无法对波音种种乱象视而不见。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对FAA吹哨举报，往往是因为管理层对违规行为默许纵容，波音原有的内部监管机制系统性失效了。可以说他们也想把问题在波音内部就解决，但波音很显然认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比解决问题更容易，最终使得他们不得不对FAA进行吹哨举报。

然而多年以来的举报结果只证明了一点：FAA与波音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对波音的举报最终变成了“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而FAA对举报也都是“罚酒三杯”走个流程就结束。纵使有着AIR21法案保护吹哨人，要求航空公司或制造商不得因为员工向联邦政府吹哨举报安全相关信息而进行解雇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视，但现实是这些法规在波音面前形同虚设，众多吹哨人或被打压或被毁了职业生涯或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可谓是“法规制定的很好，是FAA和波音执行坏了”。把吹哨人受打压问题的板子只打波音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FAA自己也是难辞其咎。

如果不是诸多吹哨人们借着波音陷入危机之际站出来向媒体爆料，这些吹哨人要被消音多久可想而知。而纵观他们的举报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本来是寻求在规则框架之内解决安全问题，但整个系统已然失效，使得他们最终只能寻求舆论曝光来引起重视。

这些勇敢的吹哨人是“有良心的波音老工程师”，也是美国黄金时期的余晖。他们的勇气与专业精神值得我们敬佩，而他们的遭遇也证明了现在的美国不配拥有这么一批优秀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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