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前资深合伙人：发展中国家亟需气候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

随着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业界对于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更为关注。日前，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碳博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博览会上，业界人士围绕城市空间规划、能源高效利用到循环再生等多个领域，对新方案、新技术的创新应用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共同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期间，观察者网与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荣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原联席院长罗拉·沃索（Lola Woetzel）进行了对话。

在对话中，沃索谈及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现状，中国双碳目标的前景，以及今年11月份将在阿塞拜疆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

沃索指出，可再生能源的一大挑战在于存储。当前，我们主要依赖化石能源领域进行能源存储。但随着可再生能源的逐渐增多，若干年后其产量将远超化石能源，届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增加能源存储设施，储能电池的成本将大幅上升。因此，也许在10年或20年后，电网成本、电力成本和可再生能源成本将开始上升，这将是氢能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同时，对于气候国际合作，沃索在对话中多次提到，亟待建立气候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这能推动私营部门的气候投资。

观察者网：当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现状如何？中国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发展处于什么水平？

**沃索：**在可再生技术领域，目前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大约10%的技术，如光伏，已经实现了大规模商业应用。另有40%的技术，如电动汽车电池，正在逐步落地，但仍需进一步努力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同时，还有大约40%的技术，包括碳捕获和中小型核反应堆（SMR），目前仍处在实验阶段，需要在更大规模的应用中验证其效果。最后一小部分则仍在开发中，比如核聚变或锂空气电池。

所以在一系列技术中，只有一小部分已经商业化了，但90%还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中国不仅保持着其领先地位，而且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部署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将难以为继。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

 2024年2月6日，全球首个开工建造的陆上商用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压水堆“玲龙一号”外穹顶在进行吊装作业（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观察者网：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在汽车和光伏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

**沃索：**在我看来，中国的工业利用率通常在75%到80%区间。鉴于这一水平，产能过剩现象确实存在，因为总产能往往超出实际使用需求。

因此，我不认为现在中国新能源行业的产能水平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与其他行业相比，新能源行业的产能水平大体相当。而且中国新能源行业极具竞争力，一直在积极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

因此，你可能会发现，尽管市场在不断增长，但你的利润却没有同步增加。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在努力争夺市场份额和拓展新客户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

另外我想说，如果我们坚信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或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多的电动汽车和电池。所以这意味着新能源行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个行业的前行之路还很长。

观察者网：您认为该如何激发市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和兴趣？有哪些激励措施和商业模式？

**沃索：**我想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碳价格。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建立起多个碳交易市场，但这些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仍然有限。如果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碳价格，大多数公司都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想要推动降碳技术发展，得让那些有能力降碳的企业盈利，那么交易价格需要达到100美元/吨。

市场的竞争机制将促使这些技术不断进步，变得更加高效和具有成本效益。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而在现行的碳价格下依然保持盈利。

此外，无论是风能、太阳能电池、生物科技还是农业等领域，还有很多通过碳交易推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的空间。因此，建立一个完善、高效的碳交易市场，对于推动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观察者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还有哪些阻碍？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克服？

**沃索：**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考量环境、经济、社会等多重现实因素。它们面临资源有限、就业压力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多重挑战。

为了帮助这些国家能够利用环保技术，首先，前提是确保经济的稳健运行。环保技术即便不能盈利，也需保证其可持续性。同时，就业问题至关重要，应当优先考虑本地人员的就业，将其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确保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促进资产健康持续发展。当然，最大的资产是我们人类自身。

另外，我们关注气候问题，并非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如果你关心孩子们未来30年、40年、50年后的生活环境，那么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洪水等，便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投资理由。

这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担忧，更是一场关乎集体命运的讨论。因此，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的平台，是推进这一对话的理想场所。

多边开发银行，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他们愿意代表全球利益，承担风险进行投资。这就是我所说的保险单。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建气候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气候MIGA），为那些在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的人提供必要的保障。

气候投资同样充满不确定性，但最大的在于不采取行动，觉得未来不会发生风险。然而，我们深知30年后我们都还会在地球上，那是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气候挑战。因此，我愿意冒这个险的，我会给你提供一份保险单，上面写着：“我相信这样做会有所不同”。我相信，这份保险单终将带来回报，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加健康与美好。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气候融资模式。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双碳目标？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发展有什么建议？

**沃索：**我觉得这个目标很好。在我看来，中国对环境监管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一直在监管双碳目标领域的企业。但在不同阶段会专注于不同的事，起初，中国主要关注水污染问题，随后将重点转向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再到如今的加强能耗约束和碳排放管理。

我认为双碳目标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随着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大规模推进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些技术不仅有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因其全球性的应用前景，预计其规模将十分庞大，成本也将得到显著降低。

就气候碳交易市场而言，我认为我们都期待的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碳交易市场的整合。如果我是一名欧洲投资者，出于减少碳排放的考量，我会非常倾向于投资中国的碳减排项目。然而，目前由于两大市场间缺乏互操作性，这一愿望尚难实现。所以我们都在期待。因此，我们都在翘首以盼，希望看到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时间，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收集并共享大量相关信息。

观察者网：新能源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如何处理传统能源，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沃索：**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当然，对中国而言，好消息是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储备，大量的燃煤发电厂和管道中充足的天然气资源，足以支撑中国几十年的能源需求。然而，关闭这些设施的成本高昂，不仅会造成资金浪费，还可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那些依赖煤炭资源的地区，如内蒙古、宁夏等。因此，化石能源问题既是一个经济挑战，也伴随着社会层面的挑战。

地方政府在面对转型时，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建立一个全新的能源系统是未来的方向，但当前的旧能源系统运行良好，为何急于变革？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新能源设备能够促进经济活动，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投资，并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投资将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以及旧能源的逐步淘汰。

观察者网：日本拥有较多氢能的专利，但是中美大多没有走这条赛道？您如何看待氢能发展？

**沃索：**我对氢作为绿色能源存储方式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宁夏或其他地方有一个发电厂，可以利用太阳能制氢，然后将其储存在氢容器中，并转移到所需要的地方使用。

然而，由于氢气的分子结构较小，氢气容易泄露且存在爆炸风险，这使得氢气的运输变得尤为棘手。当前，氢气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诸多困难，且成本高昂，因此人们更倾向于直接输送电力。

不过，可再生能源的一大挑战在于存储。目前，我们实际上主要依赖化石能源领域进行能源存储。你可以选择以60%、70%、80%的速度运行燃煤发电厂。但随着可再生能源的逐渐增多，若干年后其产量将远超化石能源，届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增加能源存储设施，储能电池的成本将大幅上升。因此，也许在10年或20年后，电网成本、电力成本和可再生能源成本将开始上升，这将是氢能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2024年5月31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储氢罐生产车间内作业。（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观察者网：今年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1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您对此次大会有什么期待？

**沃索：**我在这里做一个小预测。从现在到气候变化大会开幕那会儿，我们很可能会遭遇至少一次，甚至两到三次的重大气候灾害。如山火、洪水等，这些灾害无疑将再次提醒我们，气候变化问题亟待关注。

因此，我希望本次气候变化大会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促使各国加大在气候适应方面的投入，为应对气温上升带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从而让我们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冲击下感到更加安全。过去，各国虽然做了很多承诺，但实际投入却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深思，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适应方面做些什么，比如帮助他们建设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等。

最后，我希望全球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国家能够深刻理解，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需要通过共同努力，创建气候多边担保机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已经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

总而言之，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积极筹措资金，用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二是各国共同努力，致力于建设气候融资的多边担保机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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