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萨里&韦伦菲尔斯：阿拉伯世界中的西方咨询公司-达乌德·安萨里、伊莎贝尔·韦伦菲尔斯

【文/达乌德·安萨里（Dawud Ansari） & 伊莎贝尔·韦伦菲尔斯（Isabelle Werenfels），翻译/慧诺】

充满活力的社会、蓬勃发展的经济和雄心勃勃的国家——这是沙特阿拉伯2016年通过的整体转型计划“2030愿景”的三大核心主题。然而，与巴林的“2030经济愿景”和摩洛哥的“绿色摩洛哥计划”一样，沙特的计划并非完全由本国设计，而是与国际咨询巨头麦肯锡共同制定的。

这些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博思艾伦和波士顿咨询等，都是起源于西方的全球性营利性咨询机构。它们被公共决策者聘请来设计、实施和评估改革项目。此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也涉足了公共咨询领域。

沙特新未来城（NEOM）概念图 图源：互联网

在阿拉伯世界，这些咨询公司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首先，项目规模庞大。例如，沙特是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大客户，其咨询服务支出在2022年大幅增长了17.5%，达到近20亿欧元。其次，尽管摩洛哥、约旦和埃及等较不富裕的国家不像富裕的海湾国家那样频繁聘请咨询公司，但阿拉伯政府对咨询公司的授权范围和制度化程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通过这些国家愿景，顾问们掌握了方向盘，引领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咨询公司的参与不仅限于战略制定。例如，波士顿咨询集团是埃及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独家顾问，正在协助调整摩洛哥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在沙特阿拉伯7000亿欧元的公共投资基金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让咨询公司如此深度参与是有代价的，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策实施的合法性和质量上。此外，这可能会在许多方面阻碍当地的发展。同时，咨询公司的活动也对欧洲产生了影响。这些公司在透明度和问责能力方面存在局限，但它们已渗透进入外交和发展政策，甚至进入了国防领域。例如，20多家西方咨询公司，包括普华永道、安永和麦肯锡，是阿拉伯海湾国家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博思艾伦的中东分部（现已出售给竞争对手）为沙特皇家海军提供支持。

总之，虽然咨询公司在阿拉伯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深度参与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问题，需要在经济、政策实施、当地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权衡和考量。

咨询公司：阿拉伯世界的“影子统治者”

在中东地区，外国主导的政策制定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根源可追溯到殖民时代。1926年，英国王室作为间接统治策略的一部分，为巴林政府指定了一名“顾问”。这位顾问实际上拥有统治者的权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种顾问制度后来也被引入到邻近国家，尽管其范围和成效各有差异。1957年，尽管沙特阿拉伯从未正式成为殖民地，但该国却迎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授权的外国顾问。这标志着沙特开始接受外部专业意见，以推动国家发展。仅仅十多年后，即20世纪60年代末，沙特王国的首个发展计划由一支美国专家团队制定。这支团队中包括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专家，他们为沙特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咨询公司也开始在该地区活跃起来。例如，普华永道宣称自己在中东地区已经活跃了40多年，为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管理服务。

如今，咨询公司、当地精英、统治者以及西方国家的行为者都在一个流动而动态的利益和相互依赖的网络中互动。

（一）咨询公司的动机

咨询公司的动机始终是盈利。他们策略性地瞄准那些愿意接受外部建议的政府官员，以获取合同。例如，麦肯锡公司，除了在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外，在21世纪初还向也门和利比亚统治者的儿子们示好。这些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将麦肯锡的改革议程视为在正式掌权前塑造自己作为进步领导人形象的机会。在摩洛哥，咨询公司的参与不仅限于政策制定。它们还参与了“绿色摩洛哥计划”，以及由现任总理和前农业部长——该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与国王关系密切——领导的社会保障战略。

然而，咨询公司的作用远不止于制定概念、战略和立法。通过监督项目的实施、监测和评估，它们积累了足够的影响力，使自己成为准国家行为者。事实上，沙特官员非正式地将经济和计划部称为“麦肯锡部”，这反映了咨询公司在政策制定中的深远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咨询公司甚至会创建新的国家机构或取代现有的机构。美国最大的建筑和工程公司之一，柏克德工程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与沙特王室关系密切。该公司受命建立并运营沙特的国家项目管理组织（Mashroat）。该组织的任务是监督国家转型计划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跨部门资本支出，这进一步凸显了咨询公司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沙特国家项目管理组织（Mashroat）同沙特环境、水资源与农业部签订合约 图自：沙特通讯社

（二）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动机

在中东地区，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集中和重新分配，这经常引发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感到被绕过或被忽视的当地参与者的抵制。

然而，咨询公司的参与也为新兴的当地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机会。这些新兴力量通常更年轻、受过西方教育，并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他们往往积极推广咨询公司的理念，不仅为了推动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改革议程，也是为了获得影响力和认可。

据咨询公司称，他们在该地区的客户和联系人通常本身就是跨国公司的前雇员或西方著名MBA项目的校友。这种背景使得咨询公司在推动其政策和项目时，得到了当地精英的支持和认可。这些新兴利益相关者通过与咨询公司的合作，不仅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还能够在社会文化领域推动改革，从而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译者注：这种模式表明，咨询公司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仅是“西方”势力单向的强加，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精英和新兴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互动和合作的关系。）

（三）统治者的动机

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出于多种原因聘请咨询公司。他们对“进口知识”的偏好，往往超过了对本地专业知识的重视。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阿拉伯决策者将进步和现代化与外部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聘请顾问通常被解释为缺乏人力资源或专业知识的一种补救措施，但这种说法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上，阿拉伯世界正面临高失业率的问题，包括高技能工人。与此同时，阿拉伯海湾国家正在推动劳动力国有化。从阿曼到摩洛哥，越来越多的优秀地方机构和专业人士正在崛起，他们具备制定公共部门战略的能力。然而，即便存在这些本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政府往往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除非这些知识或建议得到了咨询公司的认可。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即使是来自该地区并居住在国外的专家，也经常抱怨他们被要求无偿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且他们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与咨询公司在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咨询公司通常被视为现代化和改革的象征，他们的建议往往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国际声誉和专业形象，也部分来自于他们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组织的关系。这些咨询公司能够为政府提供一种看似客观和科学的视角，帮助政府制定政策和战略。

在阿拉伯世界，统治者们通常认为西方的咨询机构具有“中立性”，而对当地的企业和专家则持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源于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商业和科学政治化现象，即便是学者和私营企业家也难以摆脱国家议程的阴影，常常被视为其国家的政治代言人。

统治者们引入外部咨询力量，按照经典的商业逻辑，首先是作为克服内部阻力的手段，以推动具有争议性的全面经济和社会转型或行政改革等举措。（译者注：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其先例，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下，引入了结构调整计划，这些计划往往由国际咨询公司设计和监督。）

咨询公司对统治者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在于它们能够以较低的公众关注度行事。项目的规模、成本和本地信息来源往往不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这种低调的做法使得客户能够隐藏决策过程和相关数据，有时甚至对本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保密；它还允许统治者将公众参与限制在最小程度，避免对其“内政”的外部干涉。正是这种不透明性，使得咨询公司在阿拉伯领导人眼中比国家资助的西方发展机构更具吸引力。这些发展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以及西方其他政治基金会，其援助目标通常与咨询公司的服务重叠，但它们更倾向于促进民主和西方价值观。与这些机构相比，咨询公司更容易在不受规范议程或政治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根据统治者的意愿安排项目和活动。

（四）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的动机

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为中东地区更多地使用咨询公司提供激励。他们视这些公司为中立的，甚至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参与者，认为它们能够按照西方规范运作，避免地方裙带关系和政治议程的干扰。这种看法部分源自对客观性的重视，捐助机构往往强调计量经济学等量化方法，以确保政策和项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尽管对国际发展的“衡量”存在重大缺陷，特别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下，但这种做法确实为国际咨询公司带来了优势。与国家资助的发展机构相比，这些咨询公司通常更有能力满足国际捐助者对量化评估和项目管理的要求。

2024年4月28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合作、增长和能源促进发展特别会议在利雅得举行 图自：视觉中国

咨询公司制定的计划通常享有较高的国际信誉，这使得与它们签约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外部改革资金。此外，与知名咨询公司合作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从而降低公共债务成本，为财政激励措施提供了操作空间。

西方发展机构和国际组织本身也经常承包咨询服务。例如，在突尼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德勤合作，旨在将女性纳入劳动力市场；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则资助普华永道开展财政改革项目。在约旦，西方发展机构也经常向咨询公司提供合同，以支持各种发展项目。此外，捐助国经常聘请咨询公司评估国家资助的发展项目。在也门，自冲突爆发以来，外部参与者的职责范围已从财务审计扩大到项目监督。

西方咨询公司造成的实际后果

聘请国际顾问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例如，当某地专业知识不足、需要解决系统性问题或发展机构缺乏灵活性且无法采用现代方法时。然而，将顾问纳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也伴随着显著风险。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和不同政策领域的研究和审查中日益受到关注，如最近在非洲气候峰会背景下的讨论所显示的（译者注：非洲首届气候峰会主办国肯尼亚受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影响，提出将非洲定位为气候危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而非受害者，反对者认为这种叙事反映的是西方而不是非洲的立场和利益）。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尤其复杂，部分原因在于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受限。

通过对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前任和现任顾问的采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阿拉伯世界公共部门使用顾问服务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策合法性的缺失、服务质量的不足以及可能阻碍发展的障碍。

（一）缺乏合法性

缺乏合法性是国际咨询团队在阿拉伯世界工作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迅速而灵活地取得成果，咨询团队通常以小规模、高效的团队形式开展工作，这些团队能够优先接触到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这些顾问往往是从国外飞来，在公众视线之外进行工作，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加快进程，但也可能导致与当地社区的脱节。

在某些情况下，顾问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咨询当地的政治、行政、学术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者，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通常，公众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这导致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和民主参与，进而引发合法性和主人翁意识的缺失。

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对政治进程和公共倡议的参与已经受到严重限制，而咨询机构往往回避现有机构，这种做法破坏了国家合法性。这一点在独裁政权中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成功往往比谁制定了它更为重要。缺乏主人翁意识会使政策实施变得复杂，尤其是在更广泛的转型过程中。当政府和公民不认同正在采取的行动时，就会出现合规问题。

兰德公司试图改革卡塔尔的K-12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咨询干预失败的典型案例之一。改革开始实施十年后，由于持续的批评和缺乏足够的成果，改革不得不部分撤销，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师在改革过程中的参与不足。（译者注：2003年，美国兰德公司受卡塔尔委托，对卡塔尔公共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兰德最终撰写的报告《新时代的教育：卡塔尔K-12教育改革的设计和实施》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对改革的批评包括未能吸引更多卡塔尔国民从事教师行业、缺乏对校长的支持、未能提高公立学校的成绩等。2013年，卡塔尔宣布结束与兰德的合作。）

兰德公司为卡塔尔撰写的公共教育体系改革报告 图自：互联网

（二）糟糕的服务质量

咨询服务的质量是评估其对阿拉伯世界影响的关键因素。咨询公司在运营中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为了获得新合同，他们需要确保客户满意。而客户通常寻求的是那些能够肯定其既定方针的结果，而不是那些从根本上挑战现有政策或做法的建议。

在阿拉伯世界，当地官员和学者经常批评咨询服务的质量。他们指出的问题包括：提出的建议缺乏可信度、最终产品中的PPT内容过于肤浅、报告内容前后不一致，甚至在数据和事实处理方面存在严重错误。

2011年，摩洛哥经济学家对主要由麦肯锡起草的“绿色摩洛哥计划”提出了严厉批评。该计划被认为缺乏对摩洛哥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入理解和适应。自那以后，尽管咨询合同仍然广泛存在，但政府几乎没有就公开授予咨询合同一事发表任何声明。

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官员们注意到，一些咨询报告存在问题，如部分或全部内容是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可交付成果的逐字复制，有时甚至没有删除原始接收国的名称。这种情况不仅暴露了咨询公司在定制化服务方面的不足，也反映了对当地特定需求和条件缺乏足够考虑的问题。

复制粘贴式的咨询方式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这种咨询模式往往导致建议缺乏创新，很少偏离熟悉的主题。部分原因在于咨询行业的高度同质性，它倾向于集体思维，缺乏多样性和创造性。议程和改革通常集中在私有化、自由化以及模仿“迪拜模式”的基础设施驱动型增长上，尽管学术文献已经指出了这些模式存在的重大缺陷。

产业政策建议，如向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扩大旅游业或信息技术领域的建议，往往千篇一律，没有考虑到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独特性。这导致了新领域的激烈竞争，而非基于各国实际条件的专业化发展。这种毁灭性的竞争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可能破坏旨在减少对石油依赖的关键多元化努力。

总体而言，咨询公司的建议往往反映出对背景的缺乏了解，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的不敏感。解决方案通常基于假定的“最佳实践”，并在整个地区重复使用，而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以卡塔尔的教育改革为例，该改革试图引入部分私有化的美国特许学校概念，但这一概念与该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并不兼容。改革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女教师只愿意在性别隔离的公立学校工作，这反映了对当地社会规范的忽视。另一个例子是一些顾问向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能源效率建议。他们建议降低空调温度，并建议如果人们觉得太热，就应该穿得不那么保守——这种建议则完全无视了当地的宗教和社会规范。

直到当前，顾问们几乎都来自国外，他们可能缺乏对区域专业知识的深刻理解，对当地社会的兴趣也相对有限。然而，近年来，咨询公司开始逐渐转变策略，越来越多地从阿拉伯地区招募人才，以服务于当地办事处——这通常是应客户的要求。这种转变促成了咨询公司在表面上的“阿拉伯化”。

尽管如此，这些公司在社会多样性方面仍然存在局限，并且有时被认为带有隐蔽的殖民主义色彩。顾问们通常被期望拥有西方精英大学的学位，并且他们往往来自享有特权的城市背景。这种倾向意味着社会中那些较为不享有特权或较为保守的阶层的观点和需求，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反映。

因此，尽管表面上有所“阿拉伯化”，咨询公司仍有可能延续现代全球化中的一种趋势，即加深了核心区域与边缘地区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在某些人看来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这种趋势不仅忽略了社会经济多样性，也可能加剧了社会分层，使得改革和发展计划不能全面代表和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

（三）阻碍当地发展

咨询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产业政策偏离正轨或改革措施与当地的工作文化相冲突时，其负面影响尤其显著，这不仅可能阻碍当前的进步，更可能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长期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聘请咨询公司时，除了面临咨询服务质量的问题，还必须应对其他风险。

高昂的顾问费用可能成为发展的绊脚石，特别是在财政资源受限的国家。目前，关于咨询公司是否对其在当地产生的利润缴纳税款，公众知之甚少。例如，2022年摩洛哥媒体报道称，麦肯锡的当地办事处在创造了约2700万欧元的收入后，却没有缴纳任何税款。此外，一些海湾地区的客户怀疑咨询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价格串通的情况。

为了获得价值不菲的长期合同，咨询公司必须与客户建立紧密的联系。然而，这种密切的关系可能使得咨询公司在保持诚信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也就是说，避免无意中卷入不正当的利益交换和腐败行为。例如，麦肯锡在南非的业务丑闻就揭示了这种风险。（译者注：2022年，麦肯锡南非分公司因向南非国有货运铁路和港口运营商提供咨询服务而卷入腐败丑闻，此前，麦肯锡与南非国有航空公司和国家电力公司的合同也被南非司法部门展开调查。）

另一个发展的障碍是咨询公司倾向于排除那些对客户而言具有挑战性或不那么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西方发展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扩大包容性的努力，而且还助长了中央集权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结果，当地的观点和潜在的重要反对意见被边缘化，这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多样性和平衡性。

人才流失和本土能力提升的难题在阿拉伯世界尤为突出。当“本土知识”被系统性地忽视和低估时，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与行政及政治领域之间的隔阂会不断加深。知识的进口、垄断和私有化是造成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专家们纷纷选择移民到那些能够充分重视和利用他们技能的国家，而不是留在国内，仅仅充当数据提供者或咨询建议的辅助者。同时，对外部专业知识的过度依赖阻碍了本土技能的发展，形成了对咨询的依赖恶性循环，因为缺乏本土能力建设使得决策者不断寻求外部资源。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摩洛哥，咨询公司在公共部门的活跃度相对较低，这不仅因为财政资源有限，也因为王室有意建设国家自身的能力。摩洛哥于2021年推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有意由当地参与者独立制定的。在沙特，当局于2019年被指示越来越多地与国内咨询公司合作，这表明政府正努力减少对外部咨询的依赖，同时培养本土的咨询能力。而在阿尔及利亚，西方咨询公司由于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加之该国强烈的国家主义经济思维和反殖民主义情绪，发现在该国立足尤其困难。2022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暂停了“四大”咨询公司中的三家在当地的活动，并对其进行调查，这一举措被视为保护本土咨询市场的政治行为。

结论：认识提升与参与方式再评估

咨询公司在得到善意决策者的授权下，确实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传播新知识或帮助规避腐败行为。归根结底，委托管理机构对其国家的发展负有最终责任。咨询公司更多是对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系统做出反应，而非单方面施加影响。同时，上文提到的诸多问题不仅限于咨询公司，也适用于其他西方的发展机构和国际组织，因为它们同样可能无意中培养依赖性或提供考虑不周的建议。

关键的区别在于，阿拉伯世界的咨询公司往往在公众视线之外运作，并且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实体。此外，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例如，波士顿咨询集团正在与多国政府合作，制定国家碳中和战略，而其他咨询公司则涉足氢能源战略的规划。

咨询行业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然而，在阿拉伯世界等地区，这些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缺乏独立的市场监管和对议会或审计机构的有效问责制度——这些因素在其他地区能够起到减轻风险的作用。面对这些复杂性，决策者应该考虑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来管理与咨询公司的关系，尽管这并非易事且存在潜在的陷阱。

（一）避免明确的风险

官方需要认识到，咨询公司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对某些政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信息不仅可能被用于提升外国工业的竞争力，还可能涉及到泄露国家机密，包括涉及能源、水资源和网络安全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敏感知识。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咨询公司通常会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隔离内部信息流动。但这些隔离措施是否得到严格执行和遵守，往往难以监督。

尽管国家安全利益的保护永远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但决策者可以在与咨询公司签订合同时设定明确的条件，以降低潜在风险。这可能包括对咨询公司的背景进行深入调查，确保它们没有利益冲突；要求咨询公司遵守严格的数据保护和保密协议；以及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违约责任。

（二）要求更高的透明度

透明度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鉴于咨询活动可能对西方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对这些活动进行监管，这可能包括限制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地理范围。当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被视为对经济自由的严重干预，并可能遭到咨询公司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公司可能会采取更难以监管的规避策略，比如将业务外包给地区子公司。

（三）赋能阿拉伯世界的本土机构

赋予当地咨询机构权力是克服阿拉伯世界挑战的关键。为了与跨国咨询机构竞争，需要建立和利用当地的能力。欧洲参与者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或通过其发展机构来支持这一进程。然而，这种支持需要谨慎进行，因为它本质上可能带有家长式的色彩，有可能引发新殖民主义的批评，甚至可能导致新的依赖性。此外，如果这些努力不能满足当地的期望，它们可能会白费，因此决策者可能会拒绝使用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促进现有机构的发展，而不是建立全新的机构。

（四）委托更多本地参与者

通过更加审慎地选择承包商，甚至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优先考虑当地组织而非跨国实体，可以有效地缓解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对于透明度、质量和反腐败措施的需要，并不必然要求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参与，这一点已由一些事件所证明。即使是全球性的组织，也无法完全免疫于腐败风险，也门的援助丑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无论委托给何种实体，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以防止渎职和不当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授权当地组织实施项目，不仅有助于能力建设和机构发展，还能促进当地社区的参与和自主性。事实上，该地区已经涌现出许多不仅独立于西方影响，而且运作有效且在当地享有盛誉的组织。例如，泛阿拉伯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区域中心就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致力于推动阿拉伯地区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与发展。另一个例子是KAPSARC，即沙特政府下属的智库，专注于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分析，为该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五）谨慎地委托西方咨询公司

诚如前述，聘请咨询公司确实能带来诸多益处。然而，这些优势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需要经过细致的审查，而这首先要求提高相关公司的透明度。决策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需要对咨询公司的背景、业绩记录以及操作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决策者应当重新审视近几十年来日益流行的“量化”项目评估趋势。虽然定量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能提供明确和可衡量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总是优于定性方法。

（六）提高对阿拉伯世界的认知

决策者和政府部门往往对咨询公司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加强理论知识的构建。由于咨询公司并非传统政治科学领域的参与者，它们很少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然而，鉴于咨询行业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深远影响，对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公共参与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部门，应该更加关注咨询公司的活动及其如何影响现有政策和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