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雄：我在云南种咖啡

【口述/黄家雄  整理/魏水华】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我能干什么”，也是每个年轻人心里的疑问

大家通常尊称我是农业科学家、研究员。但我对自己职业的定义是“种地的”。只不过我种的植物比较特殊：咖啡。

1964年，我出生在云南文山，那里有丰富的植物资源，比如三七、天麻、灯盏花、苦菜，都是文山的特产。

物资匮乏的年代，各种野菜、野果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在田间地头玩耍时，“这个能不能吃”是我们最关注的话题。

对植物的热情，也就这样埋下了种子。

本文口述者黄家雄

1982年，我高中毕业。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能干什么”，也是每个年轻人心里的疑问。

恰好，我的性格是不肯按部就班的。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偏不填被人看好的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毫不犹豫选择了云南热带作物学院（现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

学校设在普洱的思茅区，那是云南乃至全国热带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我的专业是“栽培”，要学的东西很杂，包括植物的生长环境、病虫害防治、土壤肥料学、种子生产和管理等等。我学的东西，总结起来一句话：让植物更好地活在土地上。

在农业里，栽培是最基础的。无论多优选的农作物，如果不能大规模地健康栽培，商业价值就是零。

咖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产业起步晚，到我上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咖啡消费才逐渐萌芽。

云南作为中国可种植面积最大、最适合咖啡生长的省份，站到了产业链的上游。学校开设了关于咖啡栽种的课程，我由此接触到咖啡。

第一次见到鲜红的咖啡果，第一次亲手烘焙咖啡豆，第一次喝到冲泡好的咖啡，这些恍若昨日的回忆，都在我上大学的那几年经历。

我没想到，这种植物定义了我的一生。

我的导师马锡晋，是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奠基人之一

1985年，我毕业了。

双向选择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选择去滇西边境保山市的云南省农科院热带与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云南热经所）。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摇篮。

云南热经所创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中苏交好，苏联有巨大的咖啡需求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有条件种植咖啡的国家不多。

在“种中国自己的咖啡，出口苏联创外汇”的号召下，云南农科院的前辈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咖啡植株和适合其生长的土地。

我的导师马锡晋，就是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奠基人之一。

有一张照片，或许是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咖啡种植的老照片。拍摄时间是1955年，地点就在云南热经所的植物苗圃里。

照片上，马锡晋正在照料著名的云南小粒咖啡品种——铁皮卡。铁皮卡，是英语typica的音译，意为“典型种”。

世界上的咖啡主要分三大类，阿拉比卡、罗布斯塔和利比利卡，中国人习惯称它们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和大粒咖啡。一般来说，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质最佳、风味最好、经济价值最大。铁皮卡，就是典型种的阿拉比卡小粒咖啡。

马锡晋老师跟我讲过，1952年，他与云南热经所的张意所长一起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调研，在傣族、景颇族老百姓的庭院里发现了他们种植的咖啡树。主人家也说不清楚这些树的品种和来源，只知道是祖辈传下来的。

如今，德宏一个叫弄贤寨的村庄里还存活着古老的咖啡母树，我专程去看过，也做过研究。这棵树应该是20世纪初种下的。当时蒙自海关开关，滇越铁路开通，咖啡树的种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国外传入云南的。

和水果不同，咖啡并不是含糖量提高、苦味涩味降低，口味就越好；相反，一些老的咖啡品种里，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惊艳风味。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咖啡一直没有系统化选种育种，也没有大规模商业种植，这对咖啡产业来说，是失落的半个世纪。但对农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种半自然的状态，反倒把很多老的品种、老的口味保留了下来。

这是我们咖啡农业科研选育的基石，也是中国咖啡的底气所在。

潞江坝，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种咖啡的地点之一

找到咖啡树的马锡晋老师很高兴，他向傣族老乡采购了23斤的咖啡鲜果，带回芒市林场，交给曾庆超等专家育苗。

每次说到这一段，院里的老专家们都很兴奋。当时，大家看着咖啡种子发芽，特别激动，又怕当地气候不利于咖啡生长，四处寻觅着更合适的种植地。

这时，潞江坝，也就是今天的保山市潞江镇，进入老一辈专家的眼中。

小镇的地理位置很独特，濒临怒江，背后是险要的高黎贡山。翻过山，对面就是中国最西南的县级市，和缅甸接壤的腾冲。

与湿润温暖的腾冲气候完全不同，潞江坝是炎热的河谷。很多来考察的专家谈起过，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干热河谷和焚风效应地貌（气流沿山坡下降而形成的热而干的风，称为“焚风”。在向风坡成云致雨，在背风坡形成干热风的整个过程，称为“焚风效应”）。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山顶因此常年降雨，并形成干热空气，常年吹送河谷。

潞江坝的空气极其干燥，但又不缺灌溉的水源。

更有意思的是，汹涌而下的怒江在这里打了个弯，把大量肥沃的腐殖土沉淀下来，天然地适合农业种植。

特别是咖啡。

从种植专业的眼光看，咖啡的存活条件并不苛刻。它的需水量不大，也不怎么挑土地，唯一要求是要有稳定的气温：温度过低会让咖啡果被霜打发黑，甚至植株死亡；温度太高，除了加重虫害，还会让咖啡生长速度太快，风味累积不起来。

同时，咖啡与茶叶一样，海拔越高，生长周期越长，品质越好。在温度允许的情况下，高海拔就是好的咖啡产区。

潞江坝稳定的气温、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灌溉条件和巨大的海拔落差，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种咖啡的地点之一。放到全球对比，这里与牙买加蓝山咖啡的出产环境非常近似。

新中国刚成立，潞江坝还受傣族土司的管辖。为了在这里种咖啡，云南热经所的领导特地赴昆明，找主政西南的陈赓将军开介绍信，请土司分了一块怒江边的田地，作为所里的科研园圃。

新中国的咖啡之路，就此起步。

那一年，距离我出生，还有12年。

如今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国产咖啡，都离不开这些把毕生精力投入咖啡事业的前辈

咖啡从种子发芽到成树、结果，周期一般是三年。1955年前后，种植在潞江坝的咖啡终于挂果。

1958年，保山籍爱国侨领梁金山从云南热经所培植的咖啡豆里选了一些，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女士品尝。何香凝在回信里致谢：“咖啡味道甚好，已转本委各负责人同志品尝……在云南发展各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都有无限前途，望继续为促进云南的各项生产事业而努力。”

云南咖啡，由此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我进入热经所之前，已经有好几代农业科学家投入新中国的咖啡事业。除了张意所长、我的老师马锡晋，以及曾庆超研究员外，还有育种专家李兰芬、种植管理专家革家云、咖啡土肥专家张星灿、咖啡病虫害研究专家汤仙芝，以及最早发明咖啡脱皮机的李超等。

是他们把1949年前种植在边民庭院里的观赏植物，经过科学培植育种，变成了适宜现代化生产管理的商业农产品。

说句不夸张的话，如今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国产咖啡，都离不开这些把毕生精力投入咖啡事业的前辈。

20世纪60年代，咖啡出口受阻，中国的咖啡产业再次进入停滞期。到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次打开，我人生中第一杯速溶咖啡，是大学时喝到的。

实打实的咖啡种植，与咖啡厅里的小资情调绝不是一回事。我们搞农业的，不能离开土地，我常常和咖农们一起抽烟喝酒，种咖啡，喝咖啡。

潞江坝的阳光，把我和咖农们晒得一样黑。长时间的野外作业让我有大量机会看到，精致的咖啡文化背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另一面。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

咖农王文昌，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优秀咖啡种植者之一。他的祖辈都是农民。在接手了家里的20多亩玉米地之后，他砍掉了其他农作物，专心种起了咖啡。

一段时间后，王文昌和很多咖农的咖啡地都出现了“叶锈病”，咖啡叶子成片成片枯黄凋零。“叶锈病”之前在国外很多咖啡产区爆发过，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咖农来说，这个从未见过的植物病害，搞不好会让一年白忙活，甚至颗粒无收。

当时，我们一方面培育抗锈病的新品种咖啡，一方面查阅大量论文，和咖农们一起实践，硬是用硫酸铜和生石灰调配出了国外论文里提到的一种杀菌剂：“波尔多液”。

把带病的咖啡枝条剪下来烧掉，给未染病的咖啡树喷上“波尔多液”，王文昌家的咖啡树保住了！

但这么做提高了咖啡种植的成本，王文昌又开始动脑筋——怎样才能提高咖啡产品的溢价，而不是几块钱一公斤的廉价卖给收购商。

有一年，王文昌在上海旅游时喝到猫屎咖啡，他来了灵感。回来后，他尝试用咖啡豆喂高黎贡山的果子狸。把果子狸的排泄物冲洗干净后，晒干得到咖啡生豆，有经销商愿意高价收购这种豆子，但还缺少一些麝香猫咖啡特有的醇香。

王文昌到处找关系，办了相关执照，真的从缅甸搞回一批麝香猫，圈养在咖啡园里。他告诉我，一只猫当时的价格是3000元人民币。在“万元户”就了不得的年代，为了做出真正的猫屎咖啡，王文昌把身家性命都压上了。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王文昌找我们求助，可我们是研究植物的，对养殖业也是外行。

事实证明，没什么能难住我们的咖农。在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后，麝香猫终于适应了高黎贡山的气候和环境。中国最早的麝香猫咖啡庄园，就这样诞生在潞江镇。

如今，王文昌的咖啡园里已经放养了100多只麝香猫，女儿王秋丽毕业后也回村帮他一起养猫、种咖啡，算是“后继有人”。

像王文昌这样靠咖啡发家致富的咖农还有很多，如番啟佐、谢显文、郭文魁、赵洪毕、李府决等人，已由传统农民向新农人、向农民企业家华丽转变，他们不仅个人致富了，还带动了一大批咖农共同致富。

看到我们的咖农干得这么有声有色，我由衷地高兴。

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1993年11月10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电话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在那年的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由我们云南热经所选育，由当时国营潞江农场栽培的咖啡获得了金奖。证书后来寄到国内，至今保存在保山。

“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很多人比较陌生，它每年给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团队和产品颁奖。在此之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咖啡尤其云南咖啡的认知非常有限，获奖证明世界咖啡业注意到了云南这个新兴产地的魅力。

30年后的今天，尤里卡金奖，依然是中国咖啡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

这个奖拿回来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两周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外面的世界也对欣欣向荣的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哪怕身处云南一隅，依然受此恩惠。

当年和我一起分配下来搞咖啡种植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先后走了11个，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1999年9月，我被派往保山市隆阳区杨柳乡平掌村和芒宽乡勐林村，开展咖啡科技推广服务，这一去就是三年。我在两座村庄参与营建了5000多亩咖啡园。

2006年起，我又先后十多次赴老挝，参与当地4万多亩咖啡种植园的建设。

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云南的咖啡产业也走过一些弯路。很多咖农把注意点转到了求量、抗病上，忽略了口味的精挑细选。这虽然也没错，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精品咖啡的口碑。

2010年，云南咖啡收购价跌破每公斤15元，低于成本价了。很多伤了心的咖农，把价值不高的低海拔咖啡树砍了，改种玉米。

老乡们也要吃饭，我们做农业的都理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他们谋福利，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提升咖啡的品质，帮他们卖个好价钱。

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田间地头的曝晒、挨家挨户的培训推广、几年如一日的品种观察。

热经所的工作太辛苦，当年和我一起分配下来搞咖啡种植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先后走了11个，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那几年，我们一家在保山都是租房住，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先后搬家5次。

大家都说，我是在“为爱发电”。

但也就是这个“电”，为我们热经所培养出了一支由我领衔的咖啡创新团队。2012年，我们一口气引进了卡杜拉、卡突埃、维拉萨奇等国际流行、价格较高的咖啡种子2000多公斤，在实种成功后，向咖农们推广。

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咖啡馆里出现了云南产区、保山产区的咖啡单品

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也学着对标世界先进的咖啡产区。

2013年，被誉为“世界精品咖啡之王”的瑰夏咖啡由我们所率先引进，在云南多地试种。

同一年，我们热经所和云南其他专家发起成立了云南省精品咖啡协会。这是向世界三大精品咖啡协会（美国、欧洲、日本）看齐，把精品豆与普通商业豆、速溶咖啡区分开来，推广精品咖啡理念和生产技术。

万幸，云南咖啡、潞江坝咖啡又火了。这两年，我们的咖啡收购价格直线上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咖啡馆里出现了云南产区、保山产区的咖啡单品，与巴拿马、埃塞俄比亚这些全球顶级的咖啡产区并驾齐驱。我们的努力没白费。

2017年，我被授予“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称号，我把奖状和我写的那些书：《小粒咖啡标准化生产技术》《咖啡加工技术》，摆在办公室的醒目处，既是一辈子的最高荣誉，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咖啡行业既传统，也要永远准备好“新点子”。

哪天我退休了，最大的愿望是抽时间去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先进咖啡产区走一走。回来后，我想种上一小片咖啡园，让自己和咖啡的芳香，永远联结在一起。

（本文首发于《杭州日报·倾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经所官方公众号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