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欧洲是想做跨大西洋的“阑尾”，还是欧亚大陆上的西部堡垒？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 观察者网 岳冠东】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欧盟如果不是即将面临其命运的终结，也将走到命运的岔路口。随着美国霸权影响力的减弱，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架构与美国深度绑定的政治实体，正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最近，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些压力得以凸显。

欧盟的历史

要理解欧盟所面临挑战的本质，从历史角度了解欧盟非常重要。欧盟概念构建和最终成型时期，正值美国（及广义上的“西方”）与苏联展开冷战全面对峙。欧盟是对冷战格局的介入，旨在确保欧洲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独立地位，从而放大欧洲国家自身的观点和利益。

可见，欧盟——作为一个后二战时代倡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殖民项目。欧盟以种族化的理由构建了欧洲白人的身份认同，并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非洲以及其他各欧洲殖民地。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如果欧盟想要发挥任何影响力，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实体就是必要的压舱石。因此，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地缘政治项目，旨在为欧洲殖民列强在不断发展的战后世界中确保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确保欧洲的安全架构手段主要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北约与苏联之间关系的缓和来实现。然后，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欧盟实际上融入在了更广泛的美国霸权之中，特别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所谓战后欧洲的“战略自主权”，逐渐让位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更广泛的西方集体安全框架，这使欧洲在战略处于依附地位。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贝雷蒙大楼。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欧盟面对来自世界多极化的压力

欧盟后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伪装在不得不面临世界秩序重构的现实。由崛起的美国主导的，具有表面稳定和安全特征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新兴的多极世界必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现已经过去。从广义上讲，这种由单极向多极的演化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中心持续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在2010年代中期变得尤为明显。过去十五年间，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模式的持续转变，中国与它越来越多贸易伙伴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如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长期以来，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一地位最近已被东盟国家取代。中国经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以名义美元计价也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其影响力和可信度也随之下降。

俄罗斯回归大国地位巩固了全球多极化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相对衰退后，俄罗斯经济逐渐发展，不再以单一的化石能源作为经济基础。已故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在2015年直率地指出，如今的俄罗斯不仅仅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法国和美国正在被赶出非洲。对于一个将“欧-非洲”理念从建立之初就刻入DNA的欧盟来说，无法涉足非洲将是一个痛苦的打击。法国人已经被逐出了西非萨赫勒地区。2023年底法国军队被赶出了尼日尔，此前法国在尼日尔邻国布基纳法索的军事行动也于2023年初结束。

4月21日，尼日尔阿加德兹，尼民众集会抗议美国驻军。图片来源：路透社

对此，法国《世界报》指出，由于法国未能支持萨赫勒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最终导致了几十年军事存在的最后退出。2024年4月，法国和尼日尔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法国外交官因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而被要求离开该国。随着尼日尔新政权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美国也被迫撤出其在尼日尔的驻军。西非经共体（ECOWAS）也由于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权威被明显削弱，于2024年2月取消了其在2023年底对尼日尔实施的制裁。

视角转回欧洲，乌克兰的崩溃以一种仍沉浸在“历史终结”傲慢情绪中的西方精英无法想象的方式，撕开了西方政治集团的遮羞布。俄乌问题不仅是欧洲的问题，也是更广泛的跨大西洋两岸政府的问题。巴勒斯坦局势是暴露西方妄想的又一例证。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虽然美国和少数欧洲盟友采取了一些干预和保护红海航运措施，但他们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西方所谓的“繁荣卫士”海军护航未能阻止胡塞对航运的袭击，船只仍然只能选择改道好望角。

新兴的多极化格局具有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欧元区的经济相比于全球经济经历的相对衰退，被其军工复合体在最重要的战场上正在发生的军事失败放大了。然而，为了对抗多极化的前景，欧盟精英们目前正在加倍努力构建一套致力于恢复往日荣光的叙述和战略。

资料图：乌军炮兵使用的“凯撒”车载榴弹炮

跨大西洋同盟此前试图通过乌克兰的草原战争和11轮经济制裁削弱俄罗斯，引发俄罗斯内部的经济危机并促成政权更迭。然而今天这一雄心壮志已化为泡影，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比制裁前更加强劲。与此同时，欧元区却进一步被削弱。随着欧洲经济在能源冲击和去工业化面前被削弱，欧盟的外交资本也在逐渐消失。

其他可能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暴露了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2023年10月呼吁“要将欧盟整体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实体”的空洞性。而在几天前的巴黎，冯德莱恩跟随着华盛顿的乐谱，谈论着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她谈及中国制造的汽车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市场。

但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市场中的份额仅为6.4%。ACEA报告还显示，由于生产的增加，欧洲汽车制造商在2023年的对华贸易顺差为900亿欧元，基本与去年持平。难怪宝马集团董事长奥利弗·齐普策（Olive Zipse）警告称，对来自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竞争的担忧被夸大了。事实上，他甚至表示，“欧洲目前到处都充斥着中国产品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图片来源：IC Photo

马克龙也对“产能过剩”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这或许象征着法国人和德国人对竞争的不同态度。几周前，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一众企业高管共同访问中国，推动德国汽车制造商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而努力。朔尔茨也响应了华盛顿的指示，试图在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遭到了礼貌地拒绝。他并不是欧盟唯一发出这样声音的人，而中国领导层始终如一地礼貌驳回。

欧盟缺乏自主性在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人道悲剧和军事灾难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是安全红线，这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领导人——事实上是整个跨大西洋政治精英们——不能假装他们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担忧，尤其是对北约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扩张的极度敏感。然而，欧洲人却赞同美国提出的扩大北约的计划，并在此过程中破坏了俄罗斯的稳定。

2008年，当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表明美国强烈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了反对，但她无法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在明斯克达成的稳定乌克兰局势的协议转眼间就被忽视。西欧担保国——法国和德国——无意执行这些条款，现在我们从时任领导人奥朗德和默克尔的承认中得知了这一点。

事实上，默克尔很清楚：明斯克协议并未以诚意执行，而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的闹剧。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在美国的大量援助下，正在接收装备并按照北约标准训练，为冲突做好准备。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目前无法达成可行且稳定的缓和关系，这很难说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欧盟主要大国押注于美国主导的北约扩张计划，但这场赌博至今还没有得到回报。欧洲如今的安全状况比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可以说，欧盟的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从2022年中开始，跨大西洋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引发的能源冲击削弱了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不仅如此，欧洲经济如今前所未有地依赖美国的能源。去工业化是当今欧洲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现实情况，这无疑加剧了一些欧洲人对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商品的不安。

尽管冯德莱恩大肆宣扬中国“产能过剩”，但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欧洲的替代路径变得更加清晰。

近年来，匈牙利一直寻求与中国电动汽车领军企业比亚迪合作，以利用自身的工业化潜力。西班牙同样也不甘示弱，西班牙公司EV Motors和中国奇瑞成立的合资企业正在翻新巴塞罗那的旧日产工厂（于2021年关闭），准备将其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甚至有报道称，意大利政府也已经与比亚迪接触，吸引其投资建厂。

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工厂。图片来源：比亚迪官网

塞尔维亚也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了许多经济回报。在距离比亚迪匈牙利塞格德工厂不到200公里的塞尔维亚兹雷尼亚宁，坐落着一座玲珑橡胶轮胎工厂。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两国之间兴起。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塞尔维亚则不然。这种“内—外兼备”的布局为寻求优化机会和控制风险的投资者提供了潜在的优势。

匈牙利是首批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家之一，它计划到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对匈牙利来说，转向可再生能源不仅是环保承诺，也是一项旨在降本增效、加强能源和主权安全的战略举措。通过与蔚来汽车和宁德时代等中国公司合作，中国的技术和制造能力正逐步在匈牙利的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等领域扎根。而绿色能源领域被视为连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重要节点。

塞尔维亚也正在与中国企业合作，促进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塞尔维亚最近获得了中国21.8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用于建设一座1.5吉瓦风电场、一座500兆瓦太阳能发电厂和一座氢气生产设施，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将于2028年上线。除此之外，塞尔维亚政府还宣布了与中国企业签署的两项能源领域的协议。其中一项协议是湖南一家公司将在塞尔维亚中部城市帕拉钦投资一座年产能为1吉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和一座200兆瓦的光伏电站。

绿色能源转型是一种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最佳转型方式。在欧洲，这样的转型只能通过进口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硬件来实现。可再生能源还能在增强能源自主性的同时提供降低能源成本的可能。

欧盟内部和欧盟周边国家发现，他们与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们在利益和观点上越来越脱节。

乌克兰正在上演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悲剧以及欧洲对俄制裁造成的欧洲能源危机（更不用说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破坏），都可以追溯到冷战后，大西洋两岸的精英们在解决后冷战安全框架时伪装为成功的失败。他们没有成功建设一个可以适用于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相关方的安全框架。

受到能源冲击和无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欧洲国家面临的经济动荡正在逐步蔓延为社会不安和政治骚乱。趁着公众情绪的浪潮，整个欧盟的所谓“极右”政党有望在即将到来的欧盟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政党可能在九个欧盟国家的选举中排名第一，并在另外九个国家中排名第二或第三。极右翼政党总体上反对持续乌克兰战争，并寻求与俄罗斯缓和。欧洲政治新右翼势力增长的动态，预计将对欧洲各地的选举产生影响。

至于对华态度，萨扎德韦格基金会（Szazadveg 基金会）在2023年10月进行的一项对欧洲民众进行详细调查发现，大多数公民不赞成布鲁塞尔-华盛顿轴心的对华“强硬路线”，而认为中欧应该寻求和平的经济合作。

欧洲——美帝国的前哨？

面对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坚定地向东转向。这种转向始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而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发展只是加速了俄罗斯融入欧亚经济体的进程。

欧洲国家现在需要做出一个明确的但有挑战性的决定。公民态度与布鲁塞尔的精英立场之间的制度性鸿沟，说明了正处于重大转型过程中的欧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体，欧盟能否经受住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仍然悬而未决。西方在乌克兰战场上正在发生的失败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个包含俄罗斯和西欧新的安全架构将被提出，而这对各成员国的主权会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观察。

欧盟项目始于一个殖民工程。它在地缘政治上寻求确保拥有一个区别于美国和其他欧亚大陆强国的自主地位，这里的其他强国包括历史上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中国。然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组织，它现在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如今，它比过去更加依附于美国，使其在行使备受追捧的“战略主权”时能力有限。

作为一个经济机构，欧盟也面临着供应链问题带来的压力。去工业化已成为现实，能源供应结构削弱了欧盟的成本竞争力和自主权。欧盟绿色转型的雄心已经破灭，他们还没有与一个现实和解，那就是实现绿色转型成本最低、最快的路线是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对抗。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

1.在今天的欧盟结构中，布鲁塞尔的精英们都唯华盛顿马首是瞻，这样的欧盟对各个成员国有意义吗？

2.华盛顿—布鲁塞尔轴心的利益是否与欧洲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一致？民意调查显示分歧和不安日益扩大。

3.如果不与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供应国——中国加强合作，欧洲能否实现能源独立？如果不能，那么各个成员国应如何增强自己的能源主权并利用绿色工业发展带来的优势？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经验指出了新的可能性。

4.随着欧亚大陆国家继续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构实现经济一体化，并调整总体安全架构，欧盟成员国是要将自己的未来视作跨大西洋的“阑尾”，还是欧亚大陆上的西部堡垒？

习近平主席对欧洲三国的访问使这些问题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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