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图诺夫、赵华胜| 2035年的世界：向好还是变坏？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赵华胜

**编者按：**未来10年，世界秩序的解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将对国际机构、国际制度、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要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可能继续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类何时会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近日，北京对话特约专家赵华胜教授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科尔图诺夫联袂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处于解体的初始阶段，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目前不太可能达成新的国际"大协议"，但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务实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保持稳定。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努力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两国还应与"南方国家"携手，通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机制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加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该文俄文、英文版由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网站首发。英文标题为《The World in 2035: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中文版由北京对话公号首发，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 科尔图诺夫、赵华胜】

本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将过去，第二个四分之一很快到来，我们离新千禧年的初期已经越来越远，现在，是时候思考2050年或至少2035年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未来10年世界秩序的解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将对国际机构、国际制度、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要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可能继续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类何时会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问题的根源

2035年的世界将不同于2024年的世界。全球人口将再增加10亿，从现在的80亿增加到近90亿，但总体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全球变暖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的某个时间点超过1.5摄氏度的临界点，从而引发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但可能会明显放缓；亚洲可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国家经济优先事项可能继续从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转向更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参数。到2035年，大部分人类将生活在未来学家所称的"后信息经济"时代。

当然，所有这些趋势都可能被各种"黑天鹅"扭转，从不可预见的致命流行病到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的全球核战争，不一而足。2024年至2035年期间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不可预知的事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你看过《流浪地球》吗？），本文中，我们将讨论范围限定在那些排除了最具灾难性和最不可能发生情景的世界秩序的潜在变化上。

当前世界秩序的解体仍处于初始阶段。迄今为止，它主要影响了俄罗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对较小范围的双边和多边机构和制度——从联合国安理会和美俄战略武器控制制度到北极理事会和欧安组织，再到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解体正日益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许多其他领域——如世贸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防扩散机制和反恐合作、各种地区安全和发展机构。

反对“脱欧”的示威者手举标语牌站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图片来源：新华社）

并非所有的解体趋势都与俄乌对抗或美中对峙有关。早在这些不幸的事态发生之前，一些问题日益严重的迹象就已显现。例如，《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早在2018年就因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效，2019年华盛顿还退出了与莫斯科签署的《中导条约》（INF）。2015年，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机袭击了欧洲。2016年，英国举行了颇受争议的脱欧投票。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开始得更早——至少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等区域多边机构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困难。世界各地问题的累积最终引发了以前普遍公认的规范、程序和原则的雪崩，而这些规范、程序和原则早先曾维持着全球稳定和国际秩序。

因此，认为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完全是由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急剧恶化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未免过于简单化。多边机制和制度的问题有更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根源。这些机构和制度的效率甚至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民粹主义者认为它们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只代表着世界主义自私精英的利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猛烈抨击联合国，欧洲民粹主义者妖魔化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机构，这些都足以说明问题。在经济日益困难、社会日益紧张、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时代，这种情绪的酝酿和爆发难以避免。

不探讨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些根本性变化，我们就无法分析全球治理的危机。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被描述为：由于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新的社会交流手段的出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机制的长期衰退。在许多国家，传统政党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核心国家机构和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右翼与左翼、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旧有政治边界线变得不再稳定。在这些趋势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由非常脆弱的政治联盟来治理，这些联盟极易受到公众情绪和偏好甚至是微小波动的影响。当然，也很难指望这样的政治联盟会奉行一贯的、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势今后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延续与变革

毫无疑问，如果现今的国际趋势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它将继续下去——国际秩序将发生更深刻、可能更危险的变化。简言之，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框架仍会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仍能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和需求，尽管国际社会陷入深刻分裂，但多边平台仍被各方需要，另一方面，现在国际秩序的转变从性质上说仍是一场在原基础之上的演变，而不是彻底摧毁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我们不应低估许多长期国际惯例、规则、甚至习惯和传统的韧性；这种韧性在过去两三年中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在2035年的世界中，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许多2024年的世界甚至1945年的世界的遗痕。

4月8日，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重新审议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是，从现在起的11年后，原有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受到的尊重可能更低，它们的功能有效性会更减小，它们——或其中大部分——可能仅仅成为政治性或象征性的机制。一些无法适应新需求的功能性机制将失效或解体，如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旧安全机制，而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很难想象在2035年，我们能在东北亚或中东等地区看到新的发展完善、制度化程度适当的集体安全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当前的体制疲劳很可能会继续存在，而这种疲劳将成为启动新的全球或地区机构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反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求的地区组织和次国际机制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可能成为更加显要的主角，如金砖集团、上合组织、欧盟、北约、东盟、阿盟等等。不应低估历史悠久的组织所积累的制度惯性；几乎无法想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何解散，甚至如何彻底转型。相反，至少其中一些多边机构的成员数量极有可能增加。我们还可以预测，其中一些机构内部会做出更加灵活的安排，使成员资格与伙伴关系之间的红线（如“金砖四国+”）变得模糊。而扩大规模的代价将是决策过程更加复杂和繁琐，以及这些组织的纪律更加松散。

与联合国不同，以问题为中心的地区性甚至全球性机构由志同道合的成员组成，因此在政治上更加一致，在职能上相对更加有效。这些机构的兴起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分裂。换言之，统一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将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意义，而地区组织和次国际机制的作用将更具实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结构的重点将从主要的多边机制转移到次要的多边机制。总之，2035年的世界将比2024年的世界更加支离破碎，这将使实现全球治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国家危机

当前变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世界秩序的瓦解会或不会对单个国家产生影响？是否有可能避免进一步加深脆弱国家及其国内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危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否会加深？可能出现的国家危机会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移民产生什么影响？

国家危机可能会持续下去——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到2035年，我们将在中东、非洲甚至南亚等地看到更多的“失败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仍然非常薄弱，对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往往不如对部落、地区或宗教信仰的归属感强烈。这些问题还将因日益增多的跨境移民而加剧，这些移民经常产生混合或平行的身份认同。今天，约有1.8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3%）生活在其国籍国之外。到2035年，这些数字很容易翻一番。

由于弱小国家的自我保护能力弱于大国和强国，它们往往更强烈地感受到国际秩序崩溃的冲击，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加恶化。如何适应这种环境，是它们面临的一大挑战。除了棘手的国内问题外，地区冲突将发展并变得更加可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容易蔓延，消除贫困的目标将更加难以实现。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队后，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家园已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图片来源：IC photo）

另一方面，大国在世界偏远角落参与援助的意愿可能依然不高。由于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或海地等地的明显失败或最近的尝试，援助国家建设的想法已经大打折扣。发达国家的多重国内问题也将限制其进行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能力或意愿。这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全球南方的大片地区将事实上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尽管从法律上讲，它们仍然是合法的国际行为体。然而，这种排除也有其局限性：“失败国家”将继续通过“输出”新一波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包括毒品和人口贩卖）、污染等问题，引发国际问题。

不难预料，国际体系的不断瓦解，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日益分裂，将给全球经济、技术进步、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更不用说核扩散、地区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挑战了。从理论上讲，小国可以在中美两个经济巨头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由此获得额外的好处。然而，这种收益即使能够实现，也会被影响到每个人的全球经济损失所抵消。

当今的悖论是，世界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但当前的地缘政治趋势却将世界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运动的确切代价在于许多独立变量，特别是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可能会持续多久，以及中美战略脱钩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无论如何，在2035年，我们应该准备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凝聚力下降，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更加明显且更具破坏性，自然资源竞争更加激烈，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紧迫。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时代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无意中的好处——例如，军事技术竞赛的加速可能会为民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它可能会像二十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那样，推动东西方新的社会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和研发战略。然而，所有这些好处都无法抵消全球体系分裂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风险。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中，负责任的行为体应能够以最有序、最不痛苦的方式管理分裂，即使它们在理想的世界秩序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国家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掌握“分裂管理”的艺术，还有待观察。这门艺术需要极大的耐心、同理心、耐力和远见——这些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素质，而这些素质一直都很欠缺。

不会有“大协议”

从现在到2035年，全球主要参与者能否就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要素达成一项战略协议（新的“大协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应该参与这样的安排？又应该如何制定法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自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子系统是否有可能长期共存（如果世界继续沿着“东西”和“南北”路线分裂的话）？

新的“大协议”看起来极不可能，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实际上不可能确定谁应参与这一倡议。上一次“大协议”是1945年由五个战胜国达成的，它们同意创建联合国。尽管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设法达成了可接受的妥协，部分原因是它们只有五个国家，而且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愿意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今，很难想象一小群国家（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或二十国集团）能在没有其他国际参与者（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的情况下，就全球治理的基本问题做出决定。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会有明显的合法性缺陷，而且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很难想象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加上数百家私营企业、民间社会机构和其他国际行动体能够谈判达成一项“大协议”。如果今天这种可能性如此之小，那么到了2035年，当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时，这种可能性又怎么会变大呢？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并签字（图片来源：联合国官网）

事实上，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产生最终的赢家，这是当今时代与过去历史的重大区别。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指望历史上的“大协议”重新出现，时代变了，条件不再一样。新的“大协议”，即新的国际秩序，只能在没有最终赢家的条件下构建，也就是说，不再是赢家制定规则，世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赢家通吃的局面，而是必须通过多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达成妥协。这正是最大的难点所在，因为它要求主要行为体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相待，接受彼此所代表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存在，接受彼此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权力，并就各自不同的国际秩序基本理念和规则达成妥协。可以预见，在中近期未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可能取得全面突破。

其次，从历史上看，“大协议”都是在大规模国际冲突之后达成的，这些冲突有助于确定和衡量体系内新的力量平衡。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维也纳协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今天，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任何行为体都无法承受的全球核战争。因此，为了测试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主要行为体不再使用传统的军事冲突，而是使用各种替代手段——代理人战争、混合战争、经济战争、技术战争等。这些替代品的好处是可以控制风险，限制对抗成本，但坏处是无法精确测量力量对比的变化。所有这些代理战争和混合战争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却无法确定最终的赢家。如果没有最终的赢家，就不可能有“大协议”。到2035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11年后，代理战争和混合战争的范围将显著扩大。

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非常希望至少能在某些领域保持真正的全球合作，而不仅仅是地区合作，这些领域涉及相对“毒性”较小但却至关重要的领域，如敏感技术、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等。然而，如今即使是人工智能、转基因生物、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看似技术性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并被主要行为体用来谋取对对手的优势。全球公域的这种“政治化”将不可避免地为碎片化世界中真正的全球合作设定严格的限制。这种合作虽然非常需要，但很可能只能在2035年之后才会重新出现。

基于项目的多边主义

是否有可能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即通过一套针对具体问题的战术性、情境性、交易性协议，恢复可接受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水平？如果可以，那么在近期和更远的未来，哪些问题的“毒性”最小、最有希望？这些协议如何才能发展成为更具战略性、持久性和综合性的协议？

全球治理可以按两种顺序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法是首先在宏观层面达成共识，确定基本概念、思想、价值观、框架、机制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具体措施。而“自下而上”则是在缺乏宏观共识的情况下，绕开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通过具体务实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由有局部向全局、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

最理想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同步协调，但在大国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要就各自不同的理念、主张、价值、愿景达成共识，难度巨大且旷日持久。因此，在战略层面推进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自下而上”为主要突破口，通过在具体问题上合作成果的积累，推动全球治理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

全球治理的“自下而上”方法有许多不足之处和潜在缺陷。首先，狭义的议题几乎没有妥协的机动空间，因为双方无法期望对方在一个领域做出让步后，在另一个领域或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做出互惠安排（即IR理论中所说的“扩散互惠”）。其次，“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建立双方信任方面潜力有限，因为它通常不涉及安全或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是侧重于相对较小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第三，这种方法很少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也是这种方法可能达成的战术性和技术性协议不易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原因。

不过，它的一些局限性也可被视为潜在的比较优势。通常情况下，小规模和渐进式协议可以保持在政治雷达屏幕之外，不需要繁琐和复杂的政治批准程序。审议的问题技术性越强，就越能让专家发挥积极作用，扩大他们的自主权，使其不受政治家的影响。此外，我们从历史中清楚地知道，关联模式并不一定是谈判中的积极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将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挂钩会给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复杂因素，延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如果考虑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建全球治理的最有希望的优先专题，那么关注三个关键领域是有意义的。第一，共同的安全威胁（如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高科技犯罪）。第二，与新的敏感技术相关的挑战（人工智能、网络和生物技术、互联网管理、转基因生物和分子工程）。第三，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我们都应从相对较小的、渐进的步骤开始，逐步过渡到更全面、更具政治分歧的全球管理方面。

在这些内容广泛的领域中，是否有任何一个能在2035年之前取得实质性进展，仍是一个未决问题。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变革驱动力、政治和技术障碍、实施机制和核查挑战。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但归根结底，所有三个领域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因此一个领域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会对其他两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似乎至少在上述某些问题上，世界确实正在接近不归点，过了这个不归点就再难以回头，我们重新控制负面趋势的能力就会戛然而止。也许，最合适的办法是把重点放在2035年之前无法回避的最紧迫的危险上，尽管要就优先事项短名单达成共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

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基于不断变化的世界力量对比，以及客观存在的资源、人口、技术和其他制约因素，两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各自能发挥什么作用？俄罗斯和中国在哪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将这些优势“可操作化”？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2035年的俄罗斯，我们可以假定此时乌克兰冲突已经结束，与西方的某种妥协已经达成。这种妥协将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即使到了2035年，美国和欧盟在2022-2024年对莫斯科实施的部分制裁仍有可能继续存在。即使在11年后，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复2022年之前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模式。即使成功避免了与北约的直接军事冲突，恢复了与西方的某种程度的合作，俄罗斯的亚洲支点仍将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将继续探索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机遇，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图片来源：外媒）

然而，到2035年，俄罗斯将需要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俄罗斯必须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俄罗斯目前作为碳氢化合物资源和精选原材料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在未来的10-15年里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全球石油消费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初甚至更早达到顶峰，而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在大约5-7年后达到顶峰。莫斯科要想在全球军火市场或航天发射领域保持现有份额，可能会遇到重大问题，因为许多新加入者将积极争取新合同。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国家整体现代化战略必须进一步摆脱2000年代初的模式。长期的人口问题也将促进这一转变，而这些问题不会到2035年消失。

2035年及以后的选择之一是将俄罗斯定位为“绿色国家”，即主要强调保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产”。鉴于俄罗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空间尚待开发，俄罗斯可能会发现自己在2035年这个浓缩而拥挤的世界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俄罗斯仍可在基础科学、研发、教育、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某些领域展示其比较优势。所有这些领域的主要挑战将是释放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潜力，并在激烈的国际人力资本竞争条件下留住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

最后，俄罗斯可能与其他大国一起履行安全提供者的职能。这些职能可能会扩展到部分后苏联地区以及中东和非洲等世界不稳定地区。理想情况下，这种参与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但如前所述，到2035年，联合国的效率不可能大幅提高；因此，莫斯科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安全安排可能通过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进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未来的国际地位将取决于该国为各种全球公域做出贡献的能力，以及将自身定位为可靠和可预测的国际伙伴的能力。

从中长期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可能将更加复杂，面临的国际挑战可能将更加严峻。未来，大国关系的态势将发生变化，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对调。乌克兰战争结束后，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俄罗斯可能不再是美国“最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将成为美国最直接关注的焦点。这并不是说俄美关系将转为友好，中美关系必然恶化，而只是说俄美关系对美国外交的挑战将相对降低，中美关系将成为美国外交最突出的重心。这意味着美国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亚太地区，更加大力地推进美国主导的排他性政治、安全和经济机制，旨在建立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体系。与此同时，北约的活动也将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延伸，使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更为不利。而中国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东北亚等热点问题不会降温，还有可能更热，处于更易于爆发的状态。

但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只会更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保持上升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在一个时期加快，在另一个时期放慢，但中国作为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国家之一的地位是稳固的。很多人经常预测中国是否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轨迹，最重要的是保持向前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满足国内民众越来越高的生活需求。

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个性”将更加鲜明，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愿意提出自己的理念，提供更多公共资源，发挥更大和独特作用。中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设想，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框架，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主要支撑。显然，中国的视角是全球性的，它是着眼于形成统一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

合作的必要性

在现行国际秩序瓦解、新国际秩序尚未形成的时期，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领域的合作应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以稳定为导向，旨在通过提供建设性的要素更新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处，而不是不计后果地摧毁所有原有秩序和机制。

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将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图为8月17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拍摄的金砖峰会条幅。（图片来源：新华社）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对维护联合国这一世界上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多边机制负有重要责任，应努力通过合理改革使联合国适应时代变化，恢复其权威性，提高其有效性，重新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中俄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或合作伙伴，应与“南方国家”携手，共同进行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实体，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内部具有多样性，也没有完全相同的诉求。因此，不能指望与全球南方形成某种单一的合作机制，但有可能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网格状合作形态。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本是参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合作的平台，但随着其发展壮大，它的功能开始拓展，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这两个机制已经拥有众多成员，并还会增加更多，它们已具有跨地区甚至全球性的规模，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作为由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和文明的国家组成的合作机制，它们的实践也是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宝贵借鉴。中俄两国都是这两个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因此，两国在合作中也应更加注重与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相结合。

原文链接：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he-world-in-2035-the-good-the-bad-and-the-u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