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人口负增长时代如何扩大居民消费？

【文/蔡昉】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表明，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已于2021年达到峰值，从2022年开始了负增长。国内和国际经验均表明，人口特征和动态是影响宏观经济格局最重要的长期因素。一方面，人口格局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方向和路径，体现在一定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上；另一方面，这个潜在增长率继而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周期性波动之后经济增长应该回归的常轨。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潜在增长能力也会发生改变，发展方式和增长动能也应该随之转变。

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峰和随后的负增长，是人口转变阶段的自然结果和必然归宿，对其所带来的全新、严峻的挑战必须予以正视和重视。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取决于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也分别体现在这两侧。如果说2011年以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多表现在供给侧的话，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更凸显出需求侧的冲击性效应。

在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可能受到干扰。本文指出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侧冲击，揭示庞大人口规模的消费潜力和制约所在，从改善收入分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修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损的居民资产负债表等方面，提出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人口负增长带来的需求侧冲击

促进经济增长需求结构的平衡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同时表现为三大需求构成部分增长率的下降，以及每个部分对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变化。把2002—2010年和2011—2019年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变化。从前一期间到后一期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从48%显著提高到60%；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从55%下降到40%；净出口的贡献率总体上是微不足道的负数。需求结构的这种变化，总体上符合发展阶段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

在居民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加深，将显著放缓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或者说使居民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老龄化的直接效应以及老龄化预期产生的效应。我们先来看包括总量因素和年龄结构因素在内的人口效应。一方面，中国老年人的就业率、劳动收入、养老保障水平均偏低，最终表现为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着三重负担，即为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赡养家庭老人和进行预防性储蓄，就业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也被削弱，他们的消费支出同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6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在23岁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高消费水平，平均消费支出为52809元/年；随后，居民消费的支出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在年龄达到85岁时，平均消费支出下降到最低水平，仅为16951元/年；在23~85岁这个生命区间，城镇居民个人的年龄每增长一岁，平均消费支出便下降1.8%。这个研究未必能够代表全国，但是，它所显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个趋势，既符合理论预期，也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得到印证。

我们再来看经济增长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系，在经济学的逻辑上是容易理解的。如图2-1所示，人均GDP增长、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居民平均消费增长总体上遵循着相同的轨迹，虽然在不同时期，三者之间的同步性不尽相同。由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体上结束于金融危机时期。从那时起，特别是在大规模刺激政策效应消失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便进入常态化的下行区间。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从此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的增长设置了天花板。

与此同时，自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减速期以来，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之间的增长同步性却有了显著的增强，表现为在对上述三个指标的增长率进行两两比较时，可以发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例如，2011—2021年，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13，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居民平均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31，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平均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33。

可见，老龄化通过直接的人口效应和间接的增长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得需求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国际经验表明，这种影响可以从人口因素，特别是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从统计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转折点。跨时期和跨国数据显示，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进入老龄社会的门槛水平之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费率，趋势性地进入下降的轨道（见图2-2）。对中国来说，2021年老龄化率为14.2%，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社会，同年总人口规模也达到峰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居民消费趋于疲弱的轨道。

二、充分挖掘庞大规模人口的消费潜力

人们对于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导致学术争论和政策结论莫衷一是。在研究结果和社会舆论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人会以中国人口仍将保持庞大规模为依据，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干扰。这个总量性的认识视角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国的优势所在。在回到这种观点之前，我们先来强调一下人口变化作为增量的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现实挑战。

无论从本质含义还是统计表现上，经济增长都是指经济规模的变化及其速率。例如，2022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3%，就是指这一年的经济活动，不仅把2021年114.9万亿元的GDP流量重新生产出来，而且还有3%的实际增量。GDP增长率可以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表达。在供给侧的增长方程式中，GDP增长率是关于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生产率等变量的函数，而人口因素几乎影响所有这些要素投入和配置因素。在需求侧的国民经济恒等式中，人口因素也影响着出口、资本形成和消费等因素。

因此，当我们讨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着眼点自然应该在人口增量的变化上，而不是人口总量或者存量规模。也就是说，人口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

人口负增长作为增量变化，的确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及时并持续做出政策应对。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口规模巨大这个总量特征，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独特优势，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特别是从需求侧来看，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无疑蕴藏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之中。

2021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为17.9%，而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仅占世界总额的12.8%，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8%，世界平均水平为5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45%，而中国仅为38%。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比如说使中国消费的全球占比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则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4%，产生的增量甚至超过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

具体观察一些重要的群体，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农村脱贫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和老年人口，目前整体上尚未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然而，这些群体占据着庞大的总体规模，具有巨大的挖掘消费需求的潜力。将其作为重点逐步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意义。

第一个群体是农村脱贫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使9899万名农村人口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然而，脱贫人口中的大多数尚未成为中等收入群体。2022年，占农村常住人口20%的低收入人口为9821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25元/年，仅为农村平均水平的25.0%和中位水平的28.3%。对于脱贫人口，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底线，按照更高的标准，立足于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尽快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则可以获得“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

第二个群体是进城务工人员。2021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总量超过2.9亿人，其中离开本乡镇六个月及以上时间的外出务工人员1.72亿人，他们大多数进入各级城镇，并有1.33亿人年末仍在城镇居住。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获得城镇户口。推动以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这部分人均等地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更稳定就业，获得体面的劳动报酬和就业待遇，可以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一经迁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农村劳动力的消费即可提高28%；如果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城镇户口，他们的消费便可以再提高27%。

第三个群体是老年人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高达2.64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也达1.91亿人。由于中国老年人退休后大多没有就业收入，养老保险覆盖和给付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总体偏低。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可以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就业培训，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普惠性、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对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等等。

三、打破抑制消费的收入分配效应

人口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对于由此产生的削弱消费的作用力，总体上无法做出人为的改变。然而，除了来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应，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因素，也对消费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相关政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一个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所谓的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上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对较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从两个方面产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的效应。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少，直接限制了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制约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时，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政策优先地位。

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组的群体，通常具有大不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低收入人群有着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因此，他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通常会把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难有未予满足的普通消费需求，他们只会将收入增长的较小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推论，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消费的效应。因此，任何在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

不难发现其中的政策含义：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变化方向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实质性缩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可以取得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效果。观察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有助于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领域、有效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

图2-3分别展示了全国、城镇和农村三种分类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反映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总体得到改善，同时，近年来这个改善的效果呈现徘徊趋势，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差距，比如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必须靠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其次，全国基尼系数分别超过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统计意义上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导致整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应作为进一步政策努力的突破口。最后，城镇基尼系数趋于提高，同时城镇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高收入群体收入过高，以及人口中较大部分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较低端。

可见，通过目标明确的顶层设计，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环境，借助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实施再分配，促进社会流动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是现代化途中不可回避的制度建设任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四、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着力点

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造成居民消费预期转弱的短期效应，会合成对中国经济的第一轮冲击。这种冲击的性质，要求我们把短期应对政策与长期制度建设紧密衔接，调整政策调整和改革举措出台的优先级，基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在民生保障方面跨出一个较大的步伐。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

首先，短期政策着眼于通过既有渠道，以更大的力度和真金白银的扶助和补贴形式，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复失衡的居民预算曲线或受损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扭转消费预期转弱的趋势。疫情后复苏的政策刺激不仅着眼于投资领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进居民消费回归正常。这些渠道包括：巩固脱贫成果的延续性措施；低保和失业保险等的足额乃至扩大范围发放；提高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和发放水平，等等。

其次，加快出台一系列酝酿已久的关键领域改革，以其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为保持合理增速保驾护航。由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可以产生直接的扩大消费需求效果。因此，在需求侧应该着眼于提高收入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居民消费，应该重点把脱贫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和老年人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完善财富积累机制；增加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建立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体系。

最后，通过再分配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迈上新台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合理增长。在人均GDP从12000美元向30000美元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既是一般规律的要求，也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a2021—2035年，中国人均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4.5%，甚至更高。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政府社会性支出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速却只有1.21%。

本文摘编自《探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