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压力、潜力与定力

林毅夫教授

【文/林毅夫】

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今年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正好成立30周年，30年前成立时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立下的宗旨是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作为智库提供政策咨询。30年来，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取得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年我们这群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希望能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建国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从1978年年底到2023年，这45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9%。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跟1978年比，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47倍，这是一个奇迹。

在这样的奇迹之下，我们应该很快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3845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3000美元，我估计，快则到2025年，慢则到2026年，我们应该可以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里程碑。

2023年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答记者问时表示，我国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图片来源：国新网

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最近，这种“中国经济快不行了”“中国经济会崩溃”“中国经济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之类的说法再度盛行。

今天是两会主题，要谈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挑战、机遇，但我还是想先谈谈：为什么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经济增长奇迹？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为什么“中国崩溃论”多年盛行？最后再对今年的发展前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回应今年两会大家关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取得奇迹般增长？

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原因在于我们改革的目的和方略。

改革之始，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此前，我们推行的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使得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让我们能够在1960年代试爆原子弹，1970年代卫星上天，有了坚强的国防，能够独立自主地推行我们的政策，为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国有企业效率低，致使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众所周知，我们之所以要追求民族复兴，既是希望国强，也希望民富。但在1978年之前，人民极端贫穷。为在国强的同时提速民富，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成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基本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率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并且，我们在过去45年中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转型以后，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这得益于我们当时改革中推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采取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当时，有很多大型重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低效问题。基于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这些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虽然它们低效且无自生能力，但我们改革之时采用“老人老办法”，继续由国家提供必要的补贴保护来维持其生存，维护了经济的稳定。

同时，对一些原先受抑制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采取“新人新办法”。政府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且不仅允许这些企业进入，政府还积极地因势利导，帮助其发展。比如，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差，不可能在全国同时改进基础设施，但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有好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就先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把基础设施建好。当时，为保护国有企业，政府还对经济有很多干预、扭曲，但在这些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硬环境和软环境同时改善。

同时，我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需要进入国际市场，但当时国内的企业能力不足，我们就招商引资。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而且带来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如此，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形成的后来者优势，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比自己发明的成本低、风险小。

综上，我们通过“新人新办法”，使很多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就业，而且能积累资本、外汇，使我们的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如此进入正循环，产业不断升级迭代。原来很多国企早年违反比较优势，后来中国自身产业结构和市场生态的变迁而逐步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企业也因之具备了自生能力，不再依赖补贴保护来生存。政府干预补贴的需要渐小，甚至可以完全退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也多年得以保持稳定且快速地发展。

“中国崩溃论”为什么此起彼伏？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奇迹当前，“中国崩溃论”还会经常出现？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周期性波动。投资经常会有潮涌，一段时间新的产业出现，投资一起涌进去，即使那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但由于一下子投入太多，也会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以后，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会不好，投资能力和意愿就会降低，经济发展就会减慢。

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都一拥而上，去投资当时的热门产业。比如家电产业，几百个企业涌入，几百条生产线同时上，因此导致产能过剩。在这种状况下，经济需要调整，投资减少，增速下降。

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外部冲击，比如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当国际经济下滑时，我们的出口产业就会受到很大冲击，经济增长也会因之变慢。

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经济当中存在政府干预，存在一些所谓“局部扭曲”。在这种状况之下，当中国经济下滑时，经常就会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结构性问题所致。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个很有趣的对比：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时，通常会把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归咎于日本，现在归咎于中国；而当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时，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不仅国外学界如此判断，国内学界一般也会如此。

中国确实存在由渐进双轨改革不到位而导致的各种问题，但经济下滑很多时候可能是外部因素或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国内国际往往倾向于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同时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不易改或不能改、不愿意改，大家由此就对中国经济产生悲观情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9%、10%，一路下滑到6%、5%。这是事实，但对于这种持续下滑，国际国内的说法很多。

很多人认为，这是“国进民退”所致。从产权理论来看，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民营企业有效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本上100%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占比只有25%-30%，民营企业从原来基本没有，到现在占到70%-75%。在这种状况下，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增长快是因为产权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有不少理论文章也证明这种说法。

但是，从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也升高，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面的比重则同步下降。很多人认为，民营企业比重下降是因为受到政策压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因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政策，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效率就会下降，因此将经济不断下滑归咎于政策。

中国GDP年度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如果持这种看法，就容易产生悲观预期，对于未来发展失去信心。

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和在贷款中的比重确实有所上升。但问题是，“经济增长下滑”、“国有企业比重上升”、“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这些现象同时存在，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是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慢还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理不清，采取的政策就会不同，对未来的判断也不同。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和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上升，都是经济增长放慢之果，而不是原因。民营企业的投资少及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下滑，是受到外部冲击，整个经济增长放慢所导致。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际上一直未能全面恢复。OECD高收入国家在1980-2008年间的经济增速平均每年是2.7%，美国则是3%。但2008年以后，这些发达国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增长速度都是明显下滑。美国算是在发达国家当中恢复最好的，2008-2022年间也不过只有1.8%的年均增长，OECD国家的年均增长只有1.5%。

同时，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也没有全面恢复。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贸易增长速度下滑得更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主要在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也就是“新人新办法”的部分，主要是民营企业。现在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们出口增长下滑的幅度高。从1978年-2008年那30年，我们每年的出口增长达到18%。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由于国际贸易下滑，发达国家增长慢导致进口需求低，我们的出口就慢，增长率从原来将近20%，下降到现在只有5%左右。

在这种状况下，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出口部门，也就是民营企业的部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口增长突然下滑，就造成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而且发达国家的恢复还遥遥无期，甚至还在下滑。在这种状况下，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很差，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因而获得的银行贷款就少。

这些现在占主要的、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其产能过剩，经营状况不好，不投资，这就给就业带来了影响。就业受影响，收入增长就随之受影响，所以家庭的消费增长就会受影响，整个经济也会下滑。

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当然必须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投资，以稳定经济。最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我们采取“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做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没有复苏，以基础设施作为逆周期的措施也一直没有停下来。2008年，我们的高速公路是6万公里，2012年达到9万公里，2022年已经增加到17.7万公里，都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建设成果。2008年，我们的高速铁路只有1000多公里，现在已经超过45000公里，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另外，4G铺设、5G铺设等，基本上都是因为全球经济下滑所导致的出口减少，民营企业投资受到抑制，政府为稳定增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

高铁高速列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所以是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的比重因此逆周期上升。国有企业做这些项目，当然要跟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也跟着增长。这些基本上都是因为经济下滑，民营企业受到不利影响，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所做的措施。

政府如果不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民营企业的比重看起来会高一点，但日子会比现在更难过。原因在于，做这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材料，都是民营企业为主的部门所生产，可以给民营企业创造需求。而且，由于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了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稳定家庭就业和收入，家庭消费就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所购买的日常用品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因此，政府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国有企业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在银行当中的贷款增加，但也给民营企业创造了需求、机会，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对中国经济下滑和相应的因果关系没有准确的认识，容易产生悲观的看法。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没信心，对中国未来也相当悲观，实际上主要源于对于当前的挑战没有正确的认识，以果为因。

2024年中国经济展望

从上述角度看，2024年中国经济到底会如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4年，美国的增长率为2.1%，相比2023年的2.5%下滑；日本的增长率为0.9%，2023年是1.9%；欧元国家2024年只有0.9%，固然比2023年的0.5%好一点，但与其长期增长3%左右来比，仍低2个百分点。所以今年我们的外部环境，除了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之外，出口环境仍不会好。

出口环境不好，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部门，其投资意愿会受到抑制。投资不振，就业会受抑制，家庭的收入预期随之也不会好，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应该都会相对较慢。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要想保持未来发展的信心，需要有合理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对冲投资就不可或缺。同时，也要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要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除了对外部的下滑压力要采取必要的对冲之外，非常有必要把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搞清楚。如前所述，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并不是现在海外盛行的“国进民退”所导致，经济下滑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因果关系刚好相反，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否则，大家容易对政府的政策倾向有误解，认为是政府在有意推进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有歧视。中国的政策仍然是“两个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发改委还专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来落实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对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有帮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发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是重大政策举措（图片来源：新华社）

除了采取了必要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外，还要认识到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方面有人多人才多的优势，有大国市场的优势，还有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这方面有很大的技术创新的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另外，我们有85%的产业还属于传统产业，具备后来者优势，并且，我们有非常好的通信基础设施，很好的数字经济基础，这些传统产业不仅可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以进行数字化改造，所以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可以大有作为，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改革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

只要对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疲软有清晰的认识，采取必要的缓冲措施，并进行必要的改革调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积极性，我认为，中国仍能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和定力。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到全世界的将近19%，5%的增长可以为世界的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会占到全世界增长的30%左右，中国仍将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也是机会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