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俄罗斯恐袭：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莫斯科郊区发生的大规模恐袭事件的全貌，终于逐渐清晰起来。

3月22日，周五，四名中亚裔男子对莫斯科卫星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克罗库斯城"(Crocus City）音乐厅发起袭击，他们全副武装，携带自动步枪和燃烧弹。袭击者从入口处冲入，杀死了手无寸铁的保安人员，而后一边射击，一边穿过大厅进入音乐厅。

2024年3月22日，“克罗库斯城"(Crocus City）音乐厅遭恐怖袭击。截止当地24日下午4点已有133人遇难，其中包括儿童，150多人受伤。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声明或要求；后来发现，恐怖分子甚至连俄语都说得不够流利。他们也没有劫持人质，袭击者的目的非常简单——杀死的人越多越好，意欲给音乐厅本身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

由于有6200多名手无寸铁的人被困在音乐厅内，恐怖分子完成这一任务易如反掌。袭击者近距离射击，重新装填步枪，并向四面八方投掷燃烧弹。在点燃大楼后，他们从同一个中央入口离开，乘坐一辆就近停放的汽车离开了现场。    

他们身后的现场异常惨烈：一些人在枪击中丧生，一些人因在烟雾弥漫的房间和走廊窒息而死，还有一些人因音乐厅的玻璃钢屋顶最终坍塌而丧生。由于救援行动和灭火工作仍在进行中，周末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截止周日下午4点已经达到133人，其中包括儿童。目前仍有150多名遇难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袭击者试图向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方向逃跑，但他们的汽车被特种部队拦截，四人已于周六上午全部被捕。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3月24日为全国哀悼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降半旗为不幸的恐袭遇难者致哀。

谁是幕后黑手？

然而，即使在三天后的今天，故事的一些重要部分仍然不明朗，有待公众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是周五袭击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

很难想象几个恐怖分子会在没有强大机构或网络支持的情况下单独行动。在第一次审讯过程中，他们实际上供认自己只不过是一次性的 “雇佣枪手”，也就是说，他们是拿钱办事的。顺便说一句，开出的价码并不高——每人略高于5000美元。然而，被拘留的恐怖分子却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供出他们所谓的雇主和客户的身份。  

主使者究竟是谁？目前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说法之一，是将恐怖袭击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ISIS或更具体地说，ISIS-K（在阿富汗活动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有很多理由针对莫斯科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的活动，甚至对俄罗斯谨慎支持喀布尔塔利班政权感到不满。

2022年9月，ISIS-K声称对喀布尔俄罗斯大使馆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负责，幸运的是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4年1月初，该恐怖组织展示了其行动能力，两名 ISIS-K袭击者在伊朗克尔曼发动了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当时正在举行被美国暗杀的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悼念活动。

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来说，将残暴的恐怖袭击幕后黑手指向ISIS轻而易举，因为它把矛头指向了西方的长期敌人，撇清了西方对莫斯科悲剧的任何责任，哪怕是假设的责任。

然而，这种说法暴露出了明显的软肋。

首先，“克罗库斯城”音乐厅的袭击模式与ISIS的 “标准行动模式 “截然不同。周五的袭击者并非宗教狂热分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被灌输了思想的射手，那些人不仅充当杀手，还随时准备为完成自己的 “神圣使命 “而献出生命。ISIS的终极狂热和不妥协在许多场合都有所表现，例如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

但上周五在莫斯科的情况并非如此——袭击者拼命逃跑，试图能够保全性命。

3月24日，在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总部，被逮捕的恐袭事件嫌疑人。截图自调查委员会24日发布的视频

其次，在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这个对穆斯林世界每个人都非常敏感的问题上，俄罗斯采取了明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在这个特殊时刻，ISIS把目标对准莫斯科有点违背直觉，他们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坚定支持者中寻找目标更符合逻辑。即使ISIS决定在莫斯科发动恐怖行动，他们也可能会把目标对准当地的犹太教堂，因为他们早些时候就已经尝试过了。

俄罗斯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应该去基辅寻找袭击的真正发起者和煽动者。在这种说法的支持者看来，乌克兰目前在战场上输给了俄罗斯，没有机会扭转冲突的走向，恐怖袭击仍然是乌克兰领导层以“不对称”方式表达自己观点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这种说法也可以自圆其说，因为这毫无疑问破坏的是乌克兰的国际声誉。尽管如此，也不能不加考虑。毕竟，恐怖分子试图通过俄乌边境逃离俄罗斯，却在距离边境仅100英里的地方被抓获。看来，他们至少应该事先与乌克兰的伙伴做好安排，让他们安全进入乌克兰领土，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找到庇护所。

此外，在俄罗斯，人们认为“乌克兰参与”最近的恐怖袭击是乌克兰长期以来所作所为的合理延续。莫斯科曾多次指责基辅赞助甚至直接组织了深入俄罗斯境内的各种恐怖活动，包括经济破坏活动，和针对著名政治家、记者和意见领袖的暗杀企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评价道：泽连斯基是唯一一位将恐袭归咎于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

正在进行的调查应有助于澄清谁才是幕后主使和煽动者。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乌克兰方面的蛛丝马迹最终得到俄罗斯方面的证实和证明，西方国家仍会继续否认基辅与莫斯科恐怖行动之间的任何联系。西方领导人很可能会继续拒绝俄罗斯方面可能提出的任何证据。如果是这样，莫斯科的恐怖袭击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桩悬案——就像2022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案一样。

另一个仍未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几周前美国向俄罗斯发出的恐怖行动警告。

华盛顿方面事后声称，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几周前向莫斯科通报了俄罗斯境内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然而，在俄罗斯，他们却认为华盛顿方面提供的信息非常笼统、不明确，因此并不实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公共场所，如果警告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可能目标，那么警告的价值充其量也是有限的。

此外，在莫斯科，人们指责美国和北约协助乌克兰策划破坏和侦察行动，包括针对平民目标的多次袭击，而在俄罗斯，这些行动本身就被定义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地缘政治之下，联合反恐已没有希望？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这种间接论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代，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否已经失去可能？当地缘政治本身变成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时，成功是否已成奢望？

目前的趋势令人揪心。尽管世界最近没有发生类似9/11事件的恐怖行动，但在巴黎和马德里、巴格达和柏林、别斯兰和西奈半岛、甘博鲁（尼日利亚）和孟买（印度）的大规模袭击中，数百名平民丧生。这次是莫斯科，而这份悲惨的名单上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名字。在美国，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现在已经很少了，但在欧洲却越来越多，更不用说中东和非洲了。

那么，为什么消灭恐怖主义的目标至今没有实现？

首先，国际社会未能就恐怖主义的起源、驱动力和特征形成共同定义。一些国家或派别明确称为 “恐怖主义 “的行为，在另一些国家或派别看来，可能是民族解放斗争。

在与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谈话中提及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问题，你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难有共同点。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论他们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你也会发现惊人的差异。

美国经常指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恐怖主义，但是站在德黑兰的角度看，很可能会将上述美国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的行为，毫无疑问地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纵观历史，许多自负的领导人都试图在“坏”恐怖主义和 “好”恐怖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企图将恐怖分子作为方便的外交政策工具加以管理和利用。然而，这条任意划定的“坏”与“好”恐怖分子之间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昔日看似听话、高效的“仆人”，会一次又一次地反抗他们目光短浅的主人。

一名妇女在克罗库斯市政厅附近的临时纪念碑前点燃蜡烛。图| Stringer/AFP

其次，反恐斗争的任何成功都需要互动各方之间的高度信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必须交换大量敏感和机密的信息。在当今世界，信任是稀缺资源。不仅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明显缺乏这种资源，北京和东京、利雅得和德黑兰、开罗和亚的斯亚贝巴、波哥大和加拉加斯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 “隔离 “，将其与地缘政治竞争分开视之，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国际反恐合作都与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密不可分。

第三，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远非一成不变。它正在逐步变化和发展，变得更加坚韧、复杂和狡猾。 “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的恐袭清楚地表明，一个规模相对较小，但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激进分子团体可能造成多大的破坏。

与病毒的危险类似，恐怖主义的威胁也在不断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毒株。我们应该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高度城市化和技术先进的后现代文明——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都极易受到恐怖袭击。瞬息万变、日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大都市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是发动猛烈恐怖袭击的有利环境。

此外，国际和国内冲突，如乌克兰境内的冲突，极大地增加了恐怖分子获得武器的潜在机会。此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够获得尖端武器，有时还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些战士很容易成为国际恐怖网络的猎物，或者变成蛰伏的 “独狼”，随时可能去猎杀。

我们不应忽视在匿名的特立独行者和业余爱好者间滋生的恐怖主义。与众所周知的跨国极端主义运动所代表的恐怖主义相比，个人主义者最难追踪和消灭，而业余爱好者的计划也更难发现。

当前军事技术的进步，再加上当代国际舞台上的地缘竞争和大国冲突，预示着未来几年恐怖活动将出现新的高峰。这显然是一种预示：在这一肥沃的土壤中，尚未被完全根除的恐怖主义病毒极有可能 “爆炸性 “增长。

只有人类全球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才有将恐怖主义从议程中剔除的可能。如果主要大国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精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国际恐怖主义给我们的共同文明带来的风险将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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