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重振增长的关键是解绑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枷锁（上）

【文/ 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

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是什么？就提供必要条件而言，我们完全同意余永定老师关于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来自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更加重视工业体系的长期运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扩大目前的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帮助解除绑在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绳索”，使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轨道。

我们厘清问题的切入点是经济增长与工业（第二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00-201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0.8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95%）；在经济下行的2014-202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5.42%）低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5.96%）。

此外，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2023年期间有大幅上升（从48.3%上升到54.6%），但并没有抵消工业增长速度下行对于整个经济下行的影响。这个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近年来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业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

2000-2023年间三次产业增长数据。最后一栏红色字体部分，表示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于服务业的年份。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就引出本文的主要论点：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受到“二分法”政策思维的压制。大约10多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一股由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主导的强大“舆论”，它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是“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的，并因此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失衡”。于是，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被从负面看作是问题的来源。

这股舆论促成了“二分法”的政策思维，它把中国经济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工业体系主体的传统工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来的“新动能”，即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所代表的内容，当时半导体工业并没有得到关注）。更进一步地说，“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增长，而是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

以历史的视野看，“二分法”思维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对这种设限的理论包装就是像某些经济学家经常随口讲的那样：“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但他们自己也讲不清应该发展什么，所以经常拿那些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或数智技术的新产业以及金融业或高端服务业来搪塞。

实际上，自我设限的根源是对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在模仿和跟随阶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并获得权力地位的“精英”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所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于是宁可追逐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也要回避为迎接重大挑战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中国连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二分法”思维借口“产能过剩”而压制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个世界观解除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不能改变世界战略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设限，并以从全球观点思考国家命运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沿着这个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没有“天花板”，包括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在内的所有工业需要经受的唯一考验是，它们能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观”最终能够转化为新的经济政策范式，就会打破束缚中国社会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魔咒”。中国在这个关键阶段最需要的关键决策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国家抱负，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使支撑了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走上互相强化的正循环。

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新把工业体系放在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位置上。无论是否有人又会跳出来冠之以“放水”或“刺激”的污名，中国需要实施一次重大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其关键作用是使被流动性紧缩和运动式去产能所压制已久的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一旦工业体系走上增长的道路，技术进步和创新就会加速，新兴产业才会崛起。

从长期的角度看，总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发展，所以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需求和消费不足等短期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要保证资金流入生产领域，中国生产体系的增长就会创造出比弥补信用扩张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大价值的收益。因此，以抛弃“二分法”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目前果断地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是必要的。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从理论上讲清楚工业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第二部分则追究“二分法”思维的“世界观”根源，并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的历史意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必要条件是彻底埋葬“二分法”思维，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光明起来的充分条件，则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业体系当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工业体系如何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特征是人均产出或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而这个特征在本质上取决于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1】。为帮助理解工业体系如何影响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集中分析三个方面：

工业体系具有各个工业相互依存的整体性；

工业体系的整体性是产生新工业的必要条件；

工业体系是科学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通道”。

这三个机制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看上去似乎无比重视科学技术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1.1 口罩：一个理解工业体系的例子

由于读者可能对“工业体系”的概念一下子感到抽象，所以我们先举一个有“带入感”的例子。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中国市场出现严重的口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处于不同工业的中国企业开始迅速转产口罩，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从极度短缺到大量出口的“逆转”。

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事件，足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体系”的涵义。以下我们扼要回顾一下“口罩故事”的要点，除了单独注明的之外，其中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2020年2-4月之间（口罩故事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当时的媒体报道）。

第一幕，在突发的供应短缺下，一大批业外企业进入口罩生产。服装、家纺类企业因其原有的生产线优势走在转产的前列，如七匹狼、梦洁股份、水星家纺、罗莱家纺、爹地宝贝（婴儿纸尿布）等，但令人意外的是诸如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中石化、中石油、中国船舶旗下的大船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开始生产口罩。

在区域层次，福建莆田市的制鞋企业在市政府的组织下转产口罩，而在安徽桐城及邻县怀宁、浙江温州等地则自发地出现口罩企业集群。2021年2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公布日本的“2020年新发售商品销量排行榜”，其中口罩类别的销量冠军是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生产的平面口罩。

2020年，比亚迪公司的口罩生产线

第二幕，许多人以为口罩不过是个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其实符合标准的口罩是在洁净间的流水线上生产的，而且大量使用自动化设备。大批企业转产口罩需要专用生产设备，但市场一时无法提供。

在国资委的紧急部署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国机集团和通用技术集团6家中央企业开展口罩机、压条机等联合研制攻关，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大量供货（各企业各显神通，出货包括平面口罩机、立体口罩机、“1出1型”、“1出2型”等），还解决了超声波焊机的短板问题。转产口罩设备的企业不止央企，除比亚迪是自己开发全部设备之外，总部位于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山河智能集团也向市场供应全自动口罩生产线。

***第三幕，***大量生产口罩也立刻引起原材料的短缺。制造口罩的主要材料是无纺布和熔喷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国，供应不是问题，但技术含量较高的熔喷布却产能不足，市场价格暴涨。熔喷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而聚丙烯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和煤，于是中石油、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煤集团都紧急扩产医卫用聚丙烯。当时聚丙烯的供应不成问题，问题卡在从聚丙烯到熔喷布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熔喷布专用料，它是增加熔喷布产能的主要制约因素。

也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中石化集团公司指令的燕山石化成功建成熔喷布专用料的生产装置。与此同时，中石化决定与国机恒天集团合作，在燕山石化和仪征化纤筹建10条熔喷布生产线。此外，中石油下属石化院兰州中心也自主开发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中石油还在兰州石化和辽阳石化安排了4条熔喷布生产线。

第四幕，建设熔喷布专用料和熔喷布生产线也需要设备。除了早期救急时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设备，“两桶油”大批量建设的熔喷布生产线都是依靠国产设备。例如，中石化项目的主设备及外协设备涉及全国各地80多家设备供应厂家（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

这时，“中国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论调又出现在这个领域。3月22日，某权威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称，虽然国内提供熔喷布成套生产设备的厂家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喷模头、熔喷丝板依然依赖进口。于是，“与其他很多制造产业一样，高端装备和关键部件是制约熔喷布产业发展的一个掣肘。”那怎么办呢？该文说：“如何整合联动力量，攻克高端核心设备，构建标准与拓宽下游市场，形成产业集群，是打破熔喷布产业瓶颈的关键所在，但这不会一蹴而就，依然充满诸多挑战。”

文章作者显然低估了中国工业的创造能力。话音刚落，浙江台州市精诚时代集团和江苏常州纺兴精密机械公司，以破纪录的速度设计制造出3.2米规格的熔喷模头、熔喷丝板（通常是1.6米），到4月上旬就向中石化的熔喷布生产线供货，而它们是在3月上旬才接到发改委、国资委的询问函的。

2020年3月12日，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的‘口罩霸权’一开动，让人对过度依赖‘世界工厂’感到恐惧”。该报道称，疫情发生后，原本就占据世界一半口罩产能的中国，更是把原来一天2000万个单位的产量，提高到了1.16亿个单位。不过，这篇当时有点“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工业转产口罩的能力。

4月2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根据海关统计数据，仅4月24日一天，中国出口口罩的数量就达10.6亿只。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2021年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的介绍，2020年全年（3-12月）全国海关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4385亿元，其中口罩出口了2242亿只，价值3400亿元，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近40个口罩。

即使对于看似技术简单的产品，一个国家能不能具有以合理的成本进行生产的能力仍然是一件复杂和困难的事情。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曾一度以不符合美国标准为由拒绝批准进口中国标准的KN95口罩。但权力是需要有能力来支撑的，到了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豁免了27家美国企业总计100多项进口中国医疗相关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口罩和手套。

当时美国政府的确鼓励美国企业在本土建设口罩厂，美国企业也的确做出了努力，但市场后来还是被中国口罩所主导。原因很简单，中国口罩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口罩的十分之一。2022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终于承认KN95口罩的有效防护性，数百名美国联邦众议员提前收到国会医生提供的KN95口罩。不过，口罩上都印着醒目的“中国制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口罩产能从日产2000万只猛增到10亿只，不是依靠已有口罩企业的增产，而是依靠中国工业体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的口罩工业——其产能规模是原有口罩工业的50倍。

几乎所有创造这个新工业的企业此前都与口罩无关，但它们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它与疫情之前存在的口罩产业链没有关系。当然，当紧迫的巨大需求逐渐消退后，许多企业就会退出口罩产业链，但这并不会影响再次扩大或创造这种产业链的工业能力。

口罩的故事足以反映出工业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须具有众多的工业部门。这里的“众多”具有深刻的经济涵义：由于所有的部门之间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需求和供应联系，所以部门越多，则该工业经济体的市场越大。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和材料的资本品部门，这是一个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可以自我持续的条件。

口罩产业链在中国可以被“召之即来”的情况证明，工业不仅具有纵向供应关系的产业链，而且还具有更根本性的横向关系，即所有的工业之间都具有潜在的联系，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些联系明显，而有些联系不明显。但是，一旦出现新的需求（无论需求变化是由紧急情况还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潜在的联系就会围绕着新需求迅速显现出来，变成纵向供应关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口罩产业链，其前提条件就是所有相关的工业都已经存在，尽管此前人们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大量生产口罩直接涉及到口罩制造、机械设备、专用合成材料、石油和煤炭化工、重大装备等工业（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口罩还可以与汽车工业直接有关），还不用说也涉及到电子（电脑、芯片、软件如控制系统、显示屏和通信网络等）、能源、物流等工业。

因此，口罩的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工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从工业体系的整体上去理解。

上面的初步讨论为我们以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不过，我们在结束口罩故事之际，留下一道有助于读者从工业体系视角看问题的思考题：口罩是低技术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

1.2 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不可分割

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其中每一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生产任何工业产品都需要供应链，而任何供应链或产业链都包括不同的工业（如口罩的例子）。现代工业发展呈现出产业链不断延长或复杂化的趋势，反映出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生产中间品的部门越来越多、中间品占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个趋势说明：工业的劳动分工深化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我们前辈的饮水方式是直接喝河水和井水，但现在人们大量喝的是瓶装的矿泉水或纯净水。今天与那时相比，饮用水同样是满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同样要从自然界获取水源，但已经变成被“迂回生产”出来的，其过程被插入若干不同的工业。因此，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需求和供应联系。

上述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传统工业”的概念。许多人以为“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旧”（存在时间已久），但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看法。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它们的产品形式稳定。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很简单，工业是围绕着人类的吃穿住行用发展起来的，一旦找到适用的产品形式，也就不会轻易改变，如纺织品、钢材、轮胎、汽车、飞机等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未变。但是，产品形式稳定并不代表产品的技术内涵不变。【2】

事实上，传统工业一直在市场竞争和创新的驱动下发生变化——今天的纺织品和轮胎与几十年前的产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变了，或者是生产工艺变了，而且经常是两者都变了。这些变化当然包含对新技术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产纺织品和轮胎都会使用电子技术），但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本产品形式始终是诞生新产品或新系统的条件，如中国的高速列车是传统铁路装备工业生产的，燃气轮机是传统发电设备工业生产的，等等。当然，传统工业也经常因为生产出新产品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虽然各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但这些联系的主要方向是有顺序的。例如，中国有一个“基础工业”的概念，它指的是能源、交通和材料三大领域的工业。当然，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包括多个工业，如能源领域包括从煤炭、石油天然气到电力等工业，而新能源的发展又增加了光伏、风电和核电等；材料领域包括金属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非金属材料（如水泥、玻璃等）和化工产品等；交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制造交通设备的工业。

基础工业，是新产业发展的基础。图为2020年，宝钢股份无取向硅钢产品结构优化项目开工现场，这是当时全球唯一的完全面向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等级无取向硅钢专业生产线。图片|文汇报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重大装备”的概念。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概念就是指“重”和“大”的设备，但其实只有使用于基础工业的某些设备才能列入“重大装备”。总之，基础工业之所以被称为基础工业，是因为它处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上游”，成为工业体系运转和增长的基础条件。

基础工业在中国曾经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从计划经济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基础工业的产能不足始终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与基础工业的供应瓶颈有关。这个瓶颈是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过程中被完全打破的（如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8亿多吨所代表的那种突破）。

我们有理由预计，基础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的价值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原因不是对其绝对产量的需求下降，而是工业体系其他部分的价值量可能增长得更快。

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而基础工业的确是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路风教授认为，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半导体、软件、化学和生物制药、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工业”的概念。这些工业的特点是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但“高技术”是以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之比来定义的，并非真的是按技术的复杂程度来划分。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汽车和机床被划分为中等技术工业。但实际上，汽车和机床的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的研发费用比之所以没有那么高，是因为它们大量的研发活动是通过与生产过程密切相连的现场改进。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使用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的分类是需要小心的。例如，化工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传统工业，而两位研究创新的美国著名学者指出，化学工业是“公众了解最少的高技术工业”。【3】实际上，对工业的所有分类，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分、资本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之分，都只是侧重于工业某个特征的大致分类，并不能反映工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和模糊地带。

近年来，中国生产出许多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设备，如石油化学工业所必需的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空气分离设备。中国还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发电设备（火力、水力和核电）、最好的石油天然气钻机等等，其技术复杂度都只能用“高”来描述，只不过这些成就被掩盖在贬低传统工业的负面态度之下。

分析至此，一个需要明确的主题是：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是共生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性。

从供给方面讲，任何新技术的产业化或新工业的发展都必须得到现有工业的支持，否则连基本的工具和设备都无从得到（下面会有更具体的例子）。第二，从需求方面讲，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的最大客户。

例如，山东邹平县的一个民营特钢厂被政府以环保规划的理由关闭，尽管这个钢厂最近几年对环保设备投资20多亿元，并成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超低排放企业。该钢厂拥有一个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这个系统的合同金额达8000多万元（由一家专做冶金行业的软件公司承包），还不算后续的改进。可见，关闭钢厂使信息技术的市场需求随之缩小（实际情况更糟，关闭钢厂导致周围100多家配套企业倒闭，也使旁边镇上的服务业陷入萧条）。

从工业体系的总体看，各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之所以是工业体系的主体，就是因为其产品形式的稳定反映出社会需求的稳定。【4】举一个例子说明，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的销售总额为5559亿美元；【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经过作者换算，2021年中国化学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2949亿美元、钢铁工业为14987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为10889亿美元、汽车工业为13597亿美元。其市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半导体所代表的高技术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工业构成工业体系主体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传统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比例关系。例如，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永远比它们所支撑的生产工业要小——冶金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小于冶金工业，石化设备工业小于石化工业，等等。因此，不谈生产工业只谈“高端装备”就会误入歧途。比例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工业之间没有替代关系。

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2016年11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定，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这个规划目标没有完成。根据2023年7月的媒体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没有达到15%）。【6】

实际上，这个数据已经是被改过“口径”的，因为新能源汽车并没有被2016年的规划列入“战略新兴产业”，可见新能源车的突飞猛进是在政府的预料之外的。不过，规划目标没有完成的原因不是部门不努力，而恐怕是这些规划违反了产业的比例关系规律。

“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工业之间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试问：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无论“数字创意”到底算什么产业，它还能比纺织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吗？即使“数字创意”有了发展，社会还不是照样需要纺织品和水泥。

战略新兴行业和传统工业不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图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深圳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上才能予以充分理解。如果从负面看待规模庞大而且必不可少的传统工业，并在政策上将其撇在一边，即使中国在高技术工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也不足以抵消压制传统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结果只会更糟，因为传统工业的衰退必将会导致高技术工业的衰退，这已经被近几年的实践所证明。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应该是基础广泛的升级，绝不是以“一小撮儿”高新技术工业去代替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1.3 任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现有工业体系

把新兴产业当作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没有错的，因为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有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其他一些工业在成熟后逐渐下降的增长率。不过，新工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更大作用是，可以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新的技术来源或者产品市场，促进占经济比重更大的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

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发展；传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开发出全新的产品（如数控机床）【7】。

我们不能把新产品逐渐代替老产品的普遍现象，错误地混同于新工业代替传统工业，因为后者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更新自己。因此，新技术在不同工业部门间的扩散，而不是某些部门代替另一些部门，才是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高新技术工业不能代替传统工业的理由，尤其体现在对于“新兴产业”从何而来的“灵魂之问”上。最新流行的一个政策思维是以布局前沿技术的研发来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个逻辑的前提仍然是认为传统工业不行了，需要以“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来代替传统工业，而且认为只要抓技术研发，新产业就会被计划出来。

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由政府部门来布局科研项目就是一个好办法，只要国家在看得见的时间里舍得赔钱。但是，这个逻辑经不起实际证据的证明，因为任何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都从来不会发生在工业体系之外。

历史首先证明，大多数新兴工业源自现有工业的在位企业所发动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工业史上的许多重要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如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等，是由现有工业中的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8】

当新技术引发新工业的出现和兴起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而新创业的“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在位企业的离职者。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工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存在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即使是新企业也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建出来，否则就没有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9】

因此，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一个经济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的升级。

其次，科学和基础研究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技术甚至新工业的可能性，而且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介入也会推动这些突破。但是，任何产生于工业之外的新技术，都不可能不经过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而进入市场。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现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是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伴随着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也受益于美国政府为赢得战争而产生的紧迫需求和慷慨资助。但如果将这个事件置于历史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出现同时伴随着产品的商业化过程。

远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致力于信息和数据处理的“商用机器”工业，它所提供的制表机、机械计算机、模拟电控控制系统成为发明科学计算的基础（工具和手段）和灵感的来源。在电子数字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之后，它进入应用市场的过程恰恰是被这个商用机器工业所塑造的。

尽管这个工业的起源不同于科学计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轨道，但它们后来不仅定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架构，而且定义了它的社会文化内涵。【10】

一个典型的代表性企业就是IBM，它本是一个商用机器的企业，但在二战后拥抱了电子数字计算机之后，它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加塑造了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轨道：在大型机时代，IBM首创计算机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包括软件和外围设备的分离）；在个人电脑时代，IBM的开放架构定义了个人电脑市场的主导设计以及CPU和操作系统的发展轨道。

不仅如此，所有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的物质内容，从来就包括大量来自传统工业的各种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它们无非是随着新工业的发展而沿着专门的方向进一步演进，否则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都成不了“工业”。【11】

芯片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代表，其产品的制造环节，离不开传统行业技术的积累

以目前各地政府热衷的半导体芯片为例：芯片的基础材料——硅单晶——首先需要经过采矿、冶金和化工设备的一系列加工过程才能制备出来，制造这些设备本身同样需要大型铸锻件设备和机床加工的支持；在硅单晶上制造芯片的几项主要工艺——涂胶、光刻、刻蚀和离子注入——都来自于化工、光学和金属加工行业的技术积累和设备基础。【12】

在历史上，美国发展芯片大规模生产的关键需求来自于商业计算机的普及，而芯片和商业计算机的早期资助者和大用户之一则是非常“传统”的石油工业。【13】

同样的道理，核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背后是冶金、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化工和重型机械等典型的传统工业的支撑。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建设核电站，有赖于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在2005年之后的一次重大升级，否则就无法提供核电站所需要的核岛压力壳以及发电设备等。

凡此种种都证明，一谈高技术工业、新能源、半导体就觉得光荣，一谈冶金、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化工和重型机械等工业就嫌弃，其实是一种“病态”心理。

对于“未来产业”可以设想，但不能把概念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按照语义和逻辑，“未来产业”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产业。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用现有的知识、资源和手段去规划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第一位把创新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熊彼特说过，“创造性反应（注：读者可以直接理解为创新）总是只能在事后被理解，从来不会在事前被理解”，因为创新“不可能按照从已经存在事实推论出来的普通规则预测出来”。但是，“创造性反应很重要，因为它塑造随后事件的全过程及其长期结果，它创造出来没有它就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是历史的实质性要素。”【14】

创新的不确定性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体制在创新的绩效方面不如市场经济。答案很简单：计划体制只能计划已知的产品，不能计划不知道的产品，否则物资平衡表就没法做。因此，虽然计划体制对于追赶已有目标具有动员资源的优势，但总是会把创造性活动排斥在资源分配过程之外。

“未来产业”是计划不出来的。即使我们坚信它们终将到来，也知道对新技术的投资终将得到回报，但我们既不可能知道它们到来的路径和时间，也不可能知道它们最终的实际形态和竞争规则。如果以“未来产业”为目标而投入研发，那将是一条费力不讨好之路。

举个例子。美国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首先发明了液晶显示器，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做出能够“挂在墙上的电视”。但是，最初的液晶显示技术太粗糙，根本用不到电视上，只是经过引进了这项技术的日本企业将其应用在电子手表、计算器上，才使它存活下来，并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勃兴时才得到产业化。液晶电视真正替代显像管电视已经到了21世纪初。【15】

这些过程和意外的路径可以解释，为什么发明了液晶显示的美国企业最终丢掉了这项技术——一旦把新技术的目标盯死在未来电视上，就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坚持40多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研发。

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率先产生新工业的地步——消费级无人机（以深圳大疆为代表）和新能源汽车就是两个有力的证明。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第一，这些新工业的产生虽然有赖于改变旧规则的创新思想，但它们能够发展起来的条件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

第二，它们发展起来的路径和时机是难以预计的，只能被理解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便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和支持。正如我们今天能直接观察到的那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首先依赖于燃油汽车工业的存在，因为不仅二者之间在技术上和制造上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它们的消费市场也是连续的。与燃油车相比，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个新动力系统的基本技术此前就已经发展出来——如车用电池最初是从消费电子工业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技术应用在汽车上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最后，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方向和支持，但为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以及为什么本非政府支持重点的比亚迪成为第一，至今都是无人能解之谜。

新产业的爆发，离不开中国工业体系的地基。图为2021年企业家、客户代表在大疆参观。

实际上，政府需要树立的正确政策思维是：坚信今天的工业就是产生未来产业的基础，不仅因为这个基础越大、越坚实就越可能产生新工业，而且因为今天所有的工业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自我更新。在产业发展上，“新”和“旧”从来不是截然分开、互相对立的。创新是改变现有的做事规则，但创新的动力来自克服现有规则的缺陷，而创新所需要的能力来自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

因此，政府可以指导方向，可以鼓励前沿技术的研发，但必须重视现有工业的发展，同时必须把通向“未来产业”的过程留给现有工业的企业和市场。只有承认自己有所不知，才能坐收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意外之喜。正如生活的普通道理那样，一个知道自己知识和能力限度的人远比一个自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更有力量。

1.4 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工业体系的互补性

只要推动前沿技术的研发就会产生未来产业的说法，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技术代替产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根本就不成立。不错，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过程，却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

从本文关注的问题看，有三点是必须指出的：

第一，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而产品是工业生产的，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只有通过产业发展才能作用于经济增长；

第二，无论新技术从长期看多么重要，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不是发生在其突破阶段，而是发生在它们被持续改进和扩散的阶段；

第三，对于那些被称为通用技术（如可以广泛应用的蒸汽机、电力应用、集成电路等等）的重大创新来说，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需要通过整个工业体系的应用和持续改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开发“下一代大飞机”也被列入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例子，来说明“二分法”思维的缺陷。

当政府部门认为“下一代大飞机”是发展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之一时，中国自主开发的C919已经于2022年12月正式投入商用。但是，C919迄今只交付了个位数的飞机，因为这个研发项目还需要一个产业化的阶段。在这个关头，假如国家现在有500亿元的投资资源，那么这笔钱是应该主要投入开发“下一代大飞机”还是主要投入C919的产业化？

如果完全按照“二分法”的逻辑来决策，那么就应该把500亿全部投入“下一代大飞机”的开发，因为它可以决定未来产业的发展。但是，假如“下一代大飞机”在10年后开发成功，它那时恰好也同样处于C919今天所处的阶段。那么，到那个时候，决策者是否应该继续把投资主要用于开发“下下一代大飞机”呢？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决策，最后的结局不仅是大飞机对经济增长毫无作用，而且这个模式本身也不可持续。

由上述逻辑矛盾可见，认为只要推动前沿技术就会有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思维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忽略前沿技术本身是需要经过在市场应用中的改进才能成熟、才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没有这个过程，任何技术都成不了产业，甚至连技术本身都难以存活。因此，决策者今天显然应该把假设的500亿投资的主要部分（如400亿）用于C919的产业化，而把100亿用于开发新飞机（以后可以追加）。

认为只要推动前沿技术就会有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思维是存在缺陷的，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无疑也属于创新过程。图为2022年12月9日，中国东方航空全球首发的国产C919大飞机。

如果C919的交付量能够在今后两年扩大到100-200架并随时间而继续增加，那么中国自主开发的大飞机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逐渐成熟的C919以及扩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链就会成为未来航空产业的基础，而这个产业化的过程恰恰也属于创新过程。

这种创新的艰难程度甚至高于再开发一款样机（特别当样机只能是样机的情况），因为它是创造工业的过程。继续开发新飞机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民用航空工业需要通过丰富产品线来扩大市场、需要技术进步来确保未来的市场，而且必须继续扩大产业规模。

但是，从产业竞争和发展视角看的新产品，恐怕不同于从“二分法”视角看的“下一代大飞机”，因为前一个视角的产品由市场决定成败，即用户是否认定新产品会带来更低的运营成本、更多更好的功能，而后一个视角的产品只要找一帮“专家”来鉴定就基本可以确保成功——中国的“科技体制”早已经把这一套玩儿得炉火纯青。

以技术代替产业的想法莫过于近年来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热捧的“产业数字化”概念，其逻辑是把“数字化”看成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实际上，在这个逻辑的背后还是隐藏着“二分法”的动机：既然产业升级可以通过从外部向“落后”的工业体系注入技术（如强迫企业“上云”），那么产业数字化就可以被用来代替传统产业。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置于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就会发现那种想法不过是“二分法”思维的一厢情愿。

数字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其历史顺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大致如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带动了集成电路（芯片）和软件的发展，而芯片和软件的发展又使计算机和通信之间相互融合；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融为一个互动的系统，而低功耗芯片和无线通信的发展催生了移动互联网，使计算技术发生了“端”（智能终端）和“云”（数据中心）的分离，由此产生的大数据为人工智能铺平了道路。

在这个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现代计算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软件的发展起到特殊的作用，因为当计算机本身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物理世界时，软件系统无可回避地要与一个更大的计算系统交织在一起，其中不仅包括机器，也包括人和过程。换句话说，软件是计算技术与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相互交叉的地方。【16】

这里特别要强调，上述顺序只能从事后理解，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阶段能够准确地预见到计算生态系统在下一个阶段的实际形态——技术史的逻辑是被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创造性反应所塑造的。

应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决定着ICT的技术创新速度。中国数字支付领域的技术领先，正是与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及相关物流服务的发展分不开的。

上面几句话所概括的过程其实至少持续80年了，它说明ICT一直在影响经济发展，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渐进的。这种渐进性质的根本原因在于，ICT的发展及其经济效果不仅取决于ICT工业的技术创新，而且取决于使用ICT的其他工业和服务业的应用创新。

特别重要的是，应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决定着ICT的技术创新速度，因为没人买单的技术研发是不可持续的。ICT的应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企业结构的变化，工作和激励结构的变化，甚至包括对用户服务方式的变化。

于是，最有价值的ICT应用既要求ICT的技术进步（一个领域的知识），也要求应用企业发明新的经营方式（另一个领域的知识），这就带来很难事先看到技术机会与商业价值之间相匹配的问题。【17】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创新（无论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还是抖音的短视频）能够超过在ICT技术上领先的美国。

从技术观点看，现代计算生态系统展示的产业数字化前景是：来自真实工业世界的数据一旦成为数字模式，就可以通过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网络和装置来获取、储存、通讯、分析和转换这些数据。数字化数据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可以被结合进由电子计算机上的软件所代表的数字模型，而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的相结合允许以数字来模拟原来的物理系统，从而通过操作数据使物理系统实现人类依靠传统方法做不到的功能。【18】

数字化使计算机的作用产生如此的革命性，在科学研究上，实验室的新知识不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试验，而是通过在可视环境中仿真自然界；在工业发展上，如果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能够被数字化，那么就可以通过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来仿真和操作这些过程，并通过虚拟的手段来改变产品开发和制造的过程。

但是，产业数字化仍然必须经过现有工业的改进和应用创新，因为它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

第一，对于数字化来说，数据虽然可以被处理成为虚拟世界，但必须来自真实的工业世界（不真实的数据没有用）。如果没有现有的工业，就没有真实的产业数据，也就没有产业数字化的可能性。

第二，数字化必须对工业发展产生经济效益——如帮助提供更好的或成本更低的产品和服务，否则就没有企业愿意为数字化付钱，要不把搞数字化的专业人士饿死，要不就得忽悠政府提供无底线的投资。因此，数字化始终是“赋能”的手段，而不是工业能量本身，它逃不脱生产率提高必须遵循以机器代替人力劳动的规律。

这些限制条件还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产业数字化的主力军是谁？大约10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互联网+”企图用互联网改造工业，如果不是代替的话。最后，没有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改造任何一家工业企业。原因在于，每个工业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是互联网公司或任何ICT企业所能掌握的。

例如，如果想实现轧钢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就必须开发以智能轧钢机为中心的智能轧钢生产线，而开发智能轧钢机的先决条件是有能力设计建造轧钢机和轧钢生产线。更一般地讲，以数字化方式把工业生产与现代计算生态系统连接起来的关键是工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而设备智能化的关键是把设备的控制系统与计算网络系统连接起来。

由于不同工业甚至不同企业的设备控制系统都需要不同的工业知识和经验，所以开发能与计算系统相连接的设备控制系统只能依靠工业企业，尽管需要它们做出新的努力（如有能力开发软件）。因此，无论ICT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产业数字化的实际进展也只能取决于现有工业企业的创新。这个过程不存在以ICT来代替传统工业的可能性——“二分法”的逻辑不成立。

人工智能是数字化技术的最新成就，它的目的是使机器能够对目标对象的变化做出像人一样的瞬时反应。以目前流行的大语言模型为例，它通过对海量文本数据进行运算，用Transformer这样的深度学习架构来理解词语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目前大模型已经从文本领域拓展到做多模态处理，开始处理图像、音视频这些不同形态的数据。不过，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影响“白领”工作领域的生产率，而对人工智能影响生产率的厚望还是被寄托在它能够进入生产领域。【19】

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入工业，它所带来的机器自主学习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划分的以手工造机器→以机器造机器阶段之后，【20】再加上一个让机器自主造机器的阶段，那将使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摆脱劳动力数量的限制（亦即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是，实现这个前景恐怕不仅需要比想象的更长时间，而且更加依赖于工业体系的互补性。

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属于数字化性质，所以它在工业上的应用面临着类似的障碍：首先，需要获取真实和准确的海量工业数据；其次，则需要在把数字网络与生产连接起来的智能机器或机器人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以及工业组织相应的变化。

人工智能仍然是赋能技术，不能代替现有的工业，反而有赖于工业企业的应用创新。图为2020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国产智能机器人

因此，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的可能性，仍然有赖于工业企业的应用创新（因而通用大模型不一定是工业人工智能的最优技术路线），而工业应用计算技术的累积性过程——从机器的控制系统、运营的信息化到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仍然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对生产率提高产生明显的影响，它仍然是“赋能”技术，不可能代替现有的工业，反而有赖于工业的应用创新才能继续发展。

为了继续推销“二分法”思维，一位经济学家在2023年说，“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加快实现由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化实体经济的转型。”

不过，这段话存在一个重大的自我矛盾：如果传统的实体经济是产能过剩的，那为什么“生产率大幅提升”（意味着生产得更多）的数字实体经济就不过剩？当然，他们不得不说“实体经济”是因为有政治正确的约束。但是，数字技术只是赋能技术，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怎么就能相信数字化可以代替工业化？“二分法”思维可以让人忘记常识。

强调工业体系的互补性并非贬低发展高技术工业的作用，而是强调这种互补关系是技术进步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即一个工业部门的创新会导致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而新技术在众多工业部门的扩散和持续改进才会使其经济效果得以充分发挥。正是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视角看，中国发展高技术工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是工业体系技术进步和升级的主要动力。

正是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对于中国半导体工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的前景也充满信心：世界最大的单一半导体市场提供的需求条件，加上世界最大工业体系提供的供给条件，使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从工业体系的这种互补性和整体性来看，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企图以高新技术工业来代替传统工业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会导致经济下行。

（未完部分，见下篇）

注释：

【1】[ Simon Kuznet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Barry E. Supple, ed.,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 1963, p. 53.]

【2】 例如，从19世纪末汽车工业诞生以来，汽车的基本产品形式迄今没有出现过重大变化，但经历过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应用、内燃机的持续改进和电子元器件的普遍使用，直至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变化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把汽车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大众消费品。

【3】 Ralph Landau and Nathan Rosenberg,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in Nathan Rosenberg, Ralph Landau and David Mower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4】 官方自己也承认，“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近80%，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规〔2023〕258号，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3270.htm。

【5】 数据来源：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13%”，《人民日报》，2023年7月6日 第1 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06/c1004-40028852.html。

【7】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8】晶体管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的，集成电路是德州仪器公司发明的；合成纤维是原来生产炸药的杜邦公司发明的；光纤是生产玻璃的康宁公司发明的；液晶显示器的样机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发明的，但产业化是日本消费电子企业所实现的。这些发明后来都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业，即当时的“战略新兴产业”，但它们都出身于传统工业。

【9】 Constance E. Helfat and Marvin B. Lieberman, “The birth of capabilities: market ent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histo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o. 4 (2002), pp. 725-760.

【10】 【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11】W. Brian Arthur, “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36 (2007), pp. 274-287.

【12】例如，光刻工艺最早来自于相机的聚焦和曝光工艺，最初的光刻镜头也是用相机镜头改装而来。时至今日，在光刻镜头领域领先全球的德国蔡司、日本佳能和尼康同样也是相机镜头领域的主导企业。

【13】 Cyrus C. M. Mody, “Spillovers from Oil Firms to U.S.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mudging State–Industry Distinctions and Retelling Conventional Narratives.”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24, no. 3 (2023), pp. 676–701. 

【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 1947), pp. 149-159

【15】这段历史详见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第三章。

【16】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pp. 15-61

【17】Timothy F. Bresna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CT in light of idea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 2 (2019), pp. 331–349.

【18】 Nathan Ensmenge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in Society,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3, no. 4 (October 2012), pp. 753-776

【19】 James Manyik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coming AI economic revolution: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rs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23), pp. 70-86.]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439-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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