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为何西方左派和右派都在误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默波】

引言

中国在经济、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军事上的表现，似乎展示了突然爆发的实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无可置疑的提高，让世人刮目相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确实是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新中国的成长史仿佛是缩短了的人类丛林史，把一个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被凌辱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眼间推上了不能被西方第一世界轻视的现代化国家。由此，人们自然有兴趣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或道路这一问题。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两个明显的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把中国的发展想当然地认定为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80年代初才开始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以“改革开放以来”为开头的叙述。再比如，不少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顶礼膜拜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所写的《邓小平传》，也只是集中叙述了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平经历，而之前的事迹只用了三十多页纸墨一带而过。

第二个倾向是聚焦经济体系或经济政策。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促使中国发展，中国经验或模式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其次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混合经济体的结合，即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混合；以及，将廉价劳动力或者说“人口红利”、模仿国外先进技术视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或次要条件。

图自深圳广电

不过，在今天这篇小文里，我不从上述两个倾向的角度来展开论述。首先申明，这并非认为上述两个倾向相关的思想、理论、意见、研究和争辩不值一谈，而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任何模式和道路都不是突然出现的，用流行话语来讲，就是有路径依赖；第二，我认为经济发展是离不开政治和人类认知、价值取向的。我甚至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用数学模式和公式写就的经济学论文看起来很漂亮，也有利于学术生涯的升级，但我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论断，即很多这样的论文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往往不着边际。

所以，我觉得在讨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时，不仅要考虑现在，也要联系过去和将来；不仅要谈经济，也要谈人们在特定历史范围和特定时空环境里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三个传统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和现在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他们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大多随精英潮流而动，很多情况下是盲目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愚蠢的。有时候，人们说农村人忠厚老实，或是精英说农民群体素质不高，或许只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但事实上农民并不比精英愚蠢，比如历史上大跃进和“文革”中的很多荒唐事并非由农民和工人发起，而是由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发起并引领的。我们所指的大部分人非但不愚蠢，而且有力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的集体力量可以扭转主流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潮流，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代表中国先进思想的人物——不论是左派的鲁迅还是右派的胡适，都将中国的落后怪罪于旧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按照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帝（反侵略）反封建（反旧传统）的五四运动的产物。

要批判就必须有对照物，否则就不知道批判什么。比如，要批判中国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五四运动时期用以借鉴和比较的对照物，就是西方的民主和个人自由传统。

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直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社会就存在三个大方向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一，中国旧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主要是儒学，杂夹着道教、佛教及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补充；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认知和价值取向；三，西方传统的民主、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受到压抑和打击。而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开始出现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回潮，主要表现为崇尚个人自由发展的企业精神，有所规范的政治体制（如退休制），以及以经济理性引导资本的市场经济。

上述三大方向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其实就是甘阳所说的“通三统”。甘阳关于“三个传统”的原话是中国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为了更准确地陈述，也更有利于分析，我在借用甘阳的洞见的同时，将三个传统归纳为：中国传统的传统，1949中国革命传统，西方民主、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

这三者有重合，有对立矛盾，也有相辅相成。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980年代以来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在三个传统之间寻找并吸取各方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展开这个观点前，先在下一节谈谈它们之间的重合与矛盾。

三个传统的重合、互动和互补

首先接着上文谈五四运动，然后再联系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传统，并通过一些例子分析为什么存在于中国的三个传统在重合、互动互补中推进中国的发展。

谈五四运动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不同认知和价值冲撞、互动的标志性事件。

· 妇女地位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革命传统

五四运动批判中国传统的传统，特别是对儒家传统有两个突出的价值批判：一是严重轻视妇女，二是精英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字的垄断。两者都不利于现代国家国民潜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实现现代的国富民强，这两个领域必须改变，于是呼吁“打倒孔家店”，让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公民。文学作品、政府公文应停止使用文言文，因为文言文与平民生活脱节，不利于平民教育，学古文汉字太费时，亟需改革等等。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运动，鲁迅的短篇小说便是最早的尝试之一。

作为五四运动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将这两个批判都付诸于实践，并将其定性为革命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旨在解放妇女。中国政府不但推广了平民识字运动，还推行简化汉字，并命名“普通话”为官方语言，即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语言。

我们在考察中国廉价劳动力有利于198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发展这一论题时，就不难看出，正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几乎无限数量、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大军。仅仅“廉价”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因素的充要条件，这些劳动力还需识字，并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而这正是得益于中国1949年革命传统。对此有怀疑的人，只需对比一下印度，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19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第一所新型的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

中国革命传统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我们都了解，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心或边缘长期存在大量贫民窟。虽然中国也曾在短期内出现过小面积的贫民窟，但这不是中国的社会病。

其实，这也跟中国革命传统有关。“打土豪分田地”，中国革命通过土改对土地有产阶级剥夺后，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虽然取消人民公社集体制，将土地的使用权分田到户，但所有权还是归集体的。即使后来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但土地仍不允许自由买卖。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农村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第一，他/她们可以让家人留守农村，自己外出打工。第二，在城市打工不顺或失业时，可以回家种地务农，有稳定的住所和食物来源。自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起到了世界上最廉价的社会保险的作用。这是中国发展模式所独具的特色之一。

在土地所有制议题上，还有两个地方存在不同传统之间的冲撞和互动。第一，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出现过土地“三权分立”，即所有权是地主的，使用权是以出租形式赋予佃农的，佃农还可以将使用权包租给第三者，即真正的土地劳作者。但不同的是，由于革命传统的路径，现在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不属于少数的地主和富农。

第二，是围绕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争论与徘徊。现状所呈现的问题很明显，在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有很多以宗族为单位的村庄，他们的集体土地在“使用权私有化”分田到户的时候，因为要照顾到不同土地质量的公平分配，而被划成条条块块。这不但妨碍耕作规模化，还导致不少曾在集体制时期建设起来的公共水利设施无法被利用，有些地方甚至“公平理性”地将人民公社固有的农作机械拆开分配！

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中国下一步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可以进行土地买卖，资本就可以顺利介入其中，通过收购大片土地，逐渐形成像欧美国家（如美加澳）那样的大规模农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则会进入城市，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让中国能成为和西方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走出土地所有制彻底私有化这一步，不少地区所试行的是鼓励所谓的种田大户或投资者去购买土地使用权，包括用财政补贴来激励大面积的土地集中耕作。

这种试点的成效如何，目前还很难有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是跟中国1949年革命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有一定冲突的。

同样显见的情况是，很难通过农业生产获取丰厚的利润，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相同问题，欧盟乃至美国对农业的补助是路人皆知的。当我们在提及美、加、澳等国的大农场时，必须考虑到一点，即这些殖民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不但人多地少，而且农民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如果让他们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并移居城市，他们需要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险，而这又牵涉到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有人用中国国情来抵制某些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也不是没有完全道理。

· 国企和民企之争

上一节讨论了农村土地所有制中不同传统的冲突和互动，特别是1949年革命传统的作用，包括为中国制造业起飞奠定劳动力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庞大农村人口起到社会保障作用。这一节，接着讨论城市、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价值冲突和互动。

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现在中国拥有从地上到天空、从陆地到海洋的全方位工业制造能力。但人们不应忘记，这些能力不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还不如比利时这样的小共同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西方的全面制裁下，苏联和东欧给了中国宝贵的援助，但自196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也跟中国割裂，中国人民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牺牲个人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已成为世界排名第六的制造业大国。

随着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全部取消、但放松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绷紧了三十多年的不安全感得到一丝缓解，国家的发展战略也由重点投资重工业、国防工业转变为发展轻工业；同时停止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积累，其中的标志性政策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

中国也积极招商引资，利用和借鉴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国民经商“下海”也激发了个人的创业精神，西方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此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不同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冲突时隐时现，其中以民营和国营之争最为明显。

首先，国营企业跟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新理性经济主义为引导的。新理性资本主义的根本信条即人是自我的、自私的，每个有理性的人的行为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成为企业成功的基础和根本动力。按照这一逻辑，每个人为自身而努力将推动整个共同体的经济活力，经济水涨船高的结果是大家获益，虽然有少数人得益更多，但瑕不掩瑜。同样，按照这个逻辑，国营企业由于不是私有制企业，也就没有个人努力这一源动力，因而无法得到众人合力推动的发展。于是，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

在此指引下，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中小国营企业私有化。持中国1949年革命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的人士，批判私有化培养了“有产阶级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认知的大潮中，这类批判声非常弱小无力。

同时，被买断或拆分的国营企业为了降本增效而裁减人员，取消原本依托中国革命传统而存在的机构，如企业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公共食堂，甚至医疗服务等社会福利机构，并将这些福利成本统统推给社会。现在民企无论是产业活动还是雇工人数，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大份额。

这么多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国家经济运行面临挑战时，进一步私有化的呼声会再次响起；相对的，在地缘政治问题方面，每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也会有呼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企的声音。

资料图/新华社

民企和国企之争的关键点，看似只是公平与效率之争，但实际上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和1949年革命传统之间的论剑。

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大型国企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此外规范国企管理、考核以及约束管理层职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曾有过这方面的实验，比如被称为“鞍钢宪法”试点里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民主管理，就是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实验缺乏足够长时间的试错过程，再加上没有制度性的落实，因此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人们希望看到，至少在国企管理层的任命和权责、在人员招聘等问题上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当然，民企同样存在效率和监督管理问题。主张私有化的人会争辩说，民企私企有股份制，持股人和董事会有监督作用。但现在很多国企也是股份制，比如国有银行甚至还有外资股份。与之相对照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非常成功的民企华为就没有企业外的股东。

· 教育、性平、民主和执政在三个传统中的重合、冲突和互动

不可否认的是，上文述及的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贡献，第一世界国家的成就之一也是提高了民众的教育水平，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不少国家努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并取得了相应成绩。

不过，中国人识字率的提高速度和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这可能也跟中国儒家传统有关。孔子的“有教无类”，即便现在看来也非常先进。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东亚，以日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家长们、特别是农村家长都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出人头地，他们甚至会不惜倾尽全家财力去培养孩子。

当然，这种传统价值导向也造成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为应付考试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再如，牺牲女孩的教育权利而全力培养男孩的现象，在农村或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的矛盾，即儒家价值观对妇女的压迫、对文化的垄断，是中国革命的对立面；但两者也有重合与互动，比如在教育和家庭观念上，重视教育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而这有益于经济发展。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当前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

很多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学者，将“一带一路”解构为中国的资本输出，向海外倾销剩余工业制造品，同时掠夺资源。也有人指责，“一带一路”就是“债务陷阱”，甚至是新殖民主义。但诸如此类的指控，充斥着地缘政治色彩。

事实上，“一带一路”欢迎第一世界国家参与，这些国家没什么资源可被掠夺，同样资本过剩，也不可能陷进债务陷阱。而且，“一带一路”概念本身也继承自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提法，但至今也没有人把“丝绸之路”解构为殖民主义。

这就让人联想到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论西方地缘政治的视角怎么解读这一提法，从中国传统的传统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里有儒家大同的价值取向，也有儒家思想里“天下”认知的痕迹。虽然这个论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传统之间的冲突、博弈。这不仅仅涉及如何被解构的问题，更是中国自身就在这两种传统的冲突互动中摸索、渐进。

这是2023年2月23日在泰国呵叻府拍摄的中泰铁路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图自中国一带一路网

另一个最具争议、事关重大的是，西方传统、中国传统的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的冲突和互动本身，是民主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的传统中，等级观念特别突出，这显然有悖于西方民主理念；但同时，儒学也具有民本理念，这又和西方传统重合。这一点还将在下文作进一步分析。

同样，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革命的取代，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在理论上抛弃马列主义的这一价值取向，也从未否定民主的理念，只是在“什么是民主”这一实质问题上有争议、有探索。比如，毛泽东认为群众路线是民主，现在在中国基层农村也有民主投票，人大也有一定程度的选举。共产党内部提倡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以外的少数党派也一直存在，并在政协和人大有代表，体现参政议政。

以上提到的实践和政策，可以理解为三种传统之间冲突、重合、互动而诞生的协商民主。中国传统的传统中，民本思想从儒学的大同观念可以看出，包含“天命论”的哲学思想。而“天命论”与西方民主价值既有冲突又有重合。

比如，西方民主选举的实践，既大致解决了政府代理人的和平过渡和接班问题，也至少在形式上宣告了政府机关，即国家机器操纵、管理和实施政策的合法性。那么，在获得实践前，国王和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是如何体现的呢？就中国而言，那就是天命论、君权天授。

我所理解的天命论大致如此，皇帝被认为是天子，天是至高无上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地上的凡人能成为皇帝，就是因为他是上天的儿子，所以天子的发号施令就是合法的。那么，老百姓怎么知道谁是、谁又不是上天的儿子呢？需要满足的主要条件是，第一，谁能打败对手，统一全国，建立朝廷；第二，在这个朝廷的统治下，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谁做到了，谁就是天子。

本质上，西方民主传统里的“公民”，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和中国传统的传统中的“老百姓”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称而已。

总结

如果可以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三个传统的运用及其相互间的重合、冲突和互动。

无可争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中国特有的，儒学传统在东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就连道教也不仅限于中国，西方传统就更不是中国特色。但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同时存在三种认知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撞与互补。这样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不可模仿的，也难以轻言输出。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总是被误读和误解？尽管中国官方不停强调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但西方主流精英依然不会或不敢相信。他们的左派觉得中国不够社会主义，他们的右派觉得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可怕。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让他们恐慌和焦虑，连中国孔子学院资助西方的大学教授汉语，也使他们胆战心惊。之所以如此，除了本能地自我保护西方习以为常的霸权之外，就是因为中国在三个传统之间来回往复的探索，让他们在认知和价值取向上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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