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楠楠：28.8万嫌高？另一家出38.8万！再看疯传的江西彩礼地图

【文/童楠楠】

春节期间，正是年轻人齐聚家乡张罗相亲嫁娶事宜的集中时期，一份在互联网疯传的《江西彩礼地图》，再一次将江西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图自社交媒体

“高彩礼”在近些年成为这个革命老区最为显眼的互联网标签，甚至一度出现“娶妻不找江西女”的言论，与此相对应的是，互联网上也有许多江西人为自己家乡正名，认为江西彩礼并不如传言中的那么高。

舆论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彩礼金额，二是彩礼归属。

而江西目前的互联网舆论形象则是“高彩礼、低陪嫁”，被戏称为“彩礼三十万，陪嫁三床被”。

在这些争论背后，一方面存在互联网对于猎奇个案的放大产生的舆论效应，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江西当下突出的彩礼问题。对此，首先得对江西彩礼有一个较为整体的认识。

笔者春节期间进行了一次小调查，通过笔者家乡以及江西其他县市熟人朋友，大致形成了对江西彩礼的一个粗略判断。

虽然那份引起热议的《江西彩礼地图》上的金额数字与笔者调研所得有一定出入，但其反映的江西彩礼高低县市分布则与笔者了解大致相符，呈现北高南低、乡高城低分布样态，以上饶部分县区为最。就全省范围来看，彩礼区间跨度较大，多数地区在12.8-18.8万元之间，部分区域则能有30万往上。而彩礼只是婚姻成本的一部分，彩礼之外还有房、车、酒宴的负担，因此综合全国水平来说，江西确实称得上“高彩礼”。

不过从彩礼归属上看，通常情况下，彩礼在双方婚姻缔结后会作为“压箱钱”随着女孩嫁妆一起带回男方家庭，有些地方还有婚礼第二天公婆开箱验“压箱钱”的习俗，在社会共识中，这笔钱被期待用于小家庭建设。当然无论彩礼归属如何，江西彩礼畸高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具体以笔者家乡为例，笔者出生于赣北的一个小县城，目前彩礼起步18.8万，城区通常不会超过28.8万，农村地区则时不时有38.8万彩礼出现，属于省内高彩礼地区。但狭义的彩礼并不能概括男方礼金支出的全部，彩礼仅仅只是“订钱”，并不包括订婚期间其他礼钱。除彩礼之外，男方在订婚宴席上还需要拿出：

1、给女方亲属的“打送钱”，不同亲戚辈分给的金额不一样，这花销通常在2万元以上；

2、女孩的改口费，改叫男方父母“爸妈”，大约2万左右；

3、支付给女方父母的“吃果钱”，类似华南地区所称呼的“奶浆钱”，作为对女孩父母养育多年的孝敬补偿，这笔钱通常是几万元不等，但最近两年有不断攀高趋势；

4、谢媒礼，至少会有两个媒人，都是各家亲戚，男方家一个女方家一个，女方家有时还不止一个，一个媒人几千元，大约也需要1万来元；

5、三金，现在基本发展到要四金五金，这些金首饰金额标准是6万元左右；

6、年节礼，这是给女方父母过节钱，端午、中秋、春节，折算下来也得好几万元。

这些加起来得十几、二十万，因此彩礼如果要28.8万，整个订婚下来，光拿出的现金就得近50万，还不算订婚酒席开销。2023年，笔者一个表姐订婚宴席上，男方光现金就码了40多万，加上价值7万的金首饰，确实令人震撼。宴席结束后这笔钱就以表姐名义存入银行，等待婚礼上交给表姐带入新婚家庭之中。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经济不发达的中部省份，江西农村家庭要如何支付起这么高的彩礼？答案是：借。依托于宗族底色，面对自家子侄婚姻大事，亲戚之间还是愿意借出这笔钱的，因此农村地区举债娶妻的不在少数，前些年在舆论上引起哗然的“九江彩礼贷”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更进一步追问：江西彩礼为什么会这么高？为什么不惜借钱也要支付这笔彩礼？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江西婚姻习俗和婚配市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相亲—订婚制度下的婚姻担保：“本来情感基础就比较少，现在不给女儿多要点，要是出问题了怎么办？”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江西许多年轻人在省外讨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春节返乡期间进行相亲，通过家庭介绍方式解决婚姻问题，自由恋爱占比较小。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没有情感基础的一双男女，要怎么仅凭借春节期间长则一个月、短则几天的相亲就能够维系稳定的关系？

彩礼，就成为婚姻缔结的证明和担保。

尤其是江西大部分地区都是先订婚后结婚，订婚和结婚之间往往间隔一年以上，订婚之后，在社群认可中男女双方就是准夫妻关系，可以同居、生育，不少江西新人是生育之后再举行婚礼、领取结婚证书。通常情况下，订婚完成后，男孩就会带着女孩一起外出务工，在订婚到正式结婚之前的这段不短的共同生活时间里，某种意义上是在“试婚”，不仅是男女双方在生活中互相磨合，也包括对生育能力的确认，甚至有些家庭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才正式结婚。

既然是试婚，就必定存在发现双方并非良配、无法缔结婚姻的情况，这时候便是彩礼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在结婚之前，彩礼都留在女方父母家作为“抵押”，防止女孩在这段关系遭受伤害，如果伤害确实发生，则将彩礼作为补偿占有。以笔者老家为例，在社会共识中，在订婚之后，若是男方单方面悔婚而女方并无过错，则女方家庭有权将彩礼作为损失费保留全部或视情况返还部分，保留部分作为对女方的补偿；而如若女方单方面悔婚，则男方家庭可以要回所有彩礼。这样一套约定俗成的彩礼制度，使得彩礼具有婚姻担保功能。

而在婚后，彩礼一样能够发挥功能。若是婚后情感和睦，作为女孩的“傍身钱”的彩礼就会转化为小家庭的建设资金，用于教育抚育或者其他家庭开支；假若夫妻情感破裂，则发挥其“傍身钱”的作用，成为女孩的依仗。

因为彩礼在握，在以从夫居的传统嫁娶秩序下，女孩似乎也能够获取一定主动权，用一位访谈对象的话来说就是：“就算看在彩礼的份上，婆家也不敢欺负我女儿！”越是彩礼高的地区，越是有与之相匹配的一套社会制度。

2、女方市场下的婚姻竞争：“现在农村男多女少，一个女孩十几个人家争着看，那不就是谁给的多，谁有机会！”

受计划生育制度影响，在江西生男偏好下，江西婚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较严重，农村地区情况尤为显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江西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0:110.04。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小组，30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有40个，这些男性的家人到处奔走为他们说亲，面对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这些学历、工作、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男性，不得不通过彩礼展开婚姻竞争。

2021年初，笔者一位远亲相亲相中了一个女孩，两人颇有好感，但女方家庭彩礼要28.8万，综合算下来定亲要花将近50万，男方家庭最多只能拿出40万，因此希望和女方商量一下把彩礼金额降低。然而这边刚让媒人去说，女方那边就告知已经有人愿意出38.8万彩礼，和另一家谈成了，那位表亲因此错失了结婚机会，至今仍然没能结婚，一直很后悔。

这个案例有意思的是，38.8万的彩礼报价是另一个家庭为了赢得与笔者表亲的竞争而主动加码，事实上两者家庭条件相当，其彩礼远远超出了该家庭承受能力，是通过向亲友借钱支付的。而订婚之后，这对小新人一起外出务工，很快生育一子，双方情感和睦，男方也向女孩全盘托出家庭借钱付彩礼的实情，女孩也通情达理，拿出部分彩礼还上了借款，可谓皆大欢喜。得知这一情况的表亲更是后悔不已，“早知道当初就借钱答应了，现在结婚这么困难，先结婚比什么都重要！”

男多女少的人口性别比造成了婚姻市场中的女方市场，提高了女方议价能力，为了获取婚姻机会，男方家庭不得不迎合女方要价。而在要价远远超出男方家庭支付能力的情况下，男方家庭也有一些折中应对方式，譬如借钱支付然后由小夫妻自己偿还，或者用分批支付的方式，待生米煮成熟饭，夫妻关系稳定后再将这部分未支付的彩礼赖掉。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尽快缔结婚姻，但也无形中抬高了彩礼金额，同时为夫妻关系埋下隐患，婚后围绕彩礼纠纷可能成为婚礼破裂的导火索。

3、高价彩礼的展演与攀比：“不多要些彩礼，怎么表现我女儿被看重呢？”

作为男方向女方所纳聘财，彩礼具有展演性质。从女方家庭视角而言，彩礼展示了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对女方的重视，也彰显着男方家庭财力，因此高额彩礼成为熟人社会中攀比的一环。

江西近年来狂飙的彩礼金额，深受村庄熟人社会攀比风气的推波助澜，其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起到了极强的传播效应。一旦一个地区出现高额彩礼案例，往往推高整个区域的彩礼金额。而出于面子竞争需求，许多家庭将抬高彩礼要价当作一种攀比手段。哪家嫁女要到高价彩礼，一打开抖音同城，随便搜索便能看到某家儿女定亲桌子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的炫耀视频，无形中抬高了民众对彩礼金额的预期。一位母亲在谈及对女儿彩礼预期时这样表示：“今年某家嫁女彩礼给了28.8万，我女儿比那个女孩条件还好些，肯定不能低于这个数，要不然显得我女儿不被看重，被人笑话！”

在这样的攀比过程中，女性被极端物化，学历、身高、长相等等外部条件都成为彩礼议价的依据。研究生学历的姑娘彩礼得比本科生高，本科生又得高于专科生，若是村里谁家高学历的女孩彩礼还没辍学务工的高，就容易遭受非议：“辛辛苦苦供女孩读书那么多年，怎么还比不上没读书的？！该不会女孩本身有什么问题吧？”因此，嫁女的家庭争先攀比，互不落后。这种情况下，老家的彩礼在近10年间不断攀升，从2015年前后的8万左右涨到现在的18.8万起步。

除上述3个原因之外，彩礼金额的上升也与城镇化下青年一代家庭发展压力上升密切相关。

一般情况下，高额彩礼会用于小家庭建设，在当代青年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个体优渥生活的追求，以及农村青年自身积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为争取女儿婚后生活的保障，女方家庭有抬高女儿彩礼、要求男方支付更高婚姻成本的动机。彩礼的“乡高城低”由此而来：越是农村家庭，要的彩礼往往越高，而城市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彩礼往往不会很高。

女方家庭的高议价，则在85-95这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代人口性别比导致的县域婚姻市场的性别挤压中，成为男方家庭为实现婚姻缔结不得不支付的成本。由此，彩礼的狂飙便开始了。

然而，这种超出控制的狂飙，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矛盾导火索，近年来高价彩礼引发的纠纷乃至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彩礼原本所具备的保障功能也越来越被负面效应所取代。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就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明确要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江西不少地方也开展了整治工作，譬如抚州发布了一系列农村彩礼治理的细则，如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在村庄设置道德红黑榜，如果某户出现高彩礼情况，就会将其写到黑榜上，而像选择零彩礼这样的行为，就会放在红榜进行宣传表扬。笔者家乡也开展了“零彩礼”集体婚礼等活动宣传，但从民众反应来看，基本是抛媚眼给瞎子看——没用。

就笔者看来，面对结构性婚姻竞争，单纯依靠移风易俗的柔性宣传很难有效遏制天价彩礼，彩礼整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