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人敢于“创造性执行”？

如果问岁末年初哪个行业最火，很多人的答案会是“文旅”。今年上海两会会场里，许多代表委员热议各地文旅部门整“花活”引流的现象。借着这股热潮，大家纷纷给上海支招，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没点与众不同的新玩法怎么行？

同样是发展文旅，为何各地玩出了这么多不同的花样？这让笔者想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一句话。在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部分，报告提到，要“着力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

讲执行工作，一般都强调要“不折不扣”。执行工作当然不能偏离原则，但在方法上，也要因地制宜、讲究灵活——“创造性执行”与“不折不扣抓落实”，两者并不矛盾。

由于地区、信息、资源差异等因素，很多时候，适用于一地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另一地；适用于一项工作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另一项工作；适用于过去的方法，未必适用于今天。但现实中，一些照本宣科式、教条主义式、“一刀切”式等非科学化的执行现象却时有发生。看似一丝不苟地按上级要求完成了工作，实际上反而产生了反面效果。

今年两会的会场内，一位从事科研工作的委员就向笔者“吐槽”了一个现象：一些科研人才计划和项目，申报时均有“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并未考虑大龄博士研究人员的实际情况，毕竟，有人可能读书晚，有人可能从业界重回学界，也有人可能因其他原因中断过科研生涯。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很多本可能做出成果的人才失去了进一步探索的机会。

国外有些地方对年龄的限制就比较灵活。比如以博士毕业的日期为起始年计算年限，如果碰上因病中断科研，或者女性科研工作者怀孕生产的情况等，就可以扣除相应时间或者适当延长年限要求。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一种“创造性执行”——既不违背拔尖选优的原则精神，又考虑了实际情况。

之所以有那么多“机械执行”的情况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处理问题的专业能力欠缺、对上级政策的理解不够透彻、为图轻省不愿多花精力处理棘手问题等。但笔者认为，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体制机制对“创造性执行”缺乏正向激励，甚至还有很多负向问责，很多基层干部因此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干事少出事”的心理，根本不敢“创造性执行”。

毋庸讳言，“创造性执行”是要承担风险的，尺度掌握不好，很可能让动作变了形、变了味，正如各地文旅部门的各种“花活”，一旦过了头，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争议和质疑。但这不是不干事、不担当的理由。“身段”灵活一些，在暴露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同样是一种智慧。

“创造性执行”，归根到底是要求执行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能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灵活处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谓的“灵活”不是毫无原则的变通，更不是“任性”，而是能够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其实对执行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很多宝贵经验的积累，很多事后看效果很好的良策，就是来自一次次的“创造性执行”，来自对基层首创精神的尊重。与此相匹配的，社会各界都应为“创造性执行”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从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予以更好保障。正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的，要“为担当者撑腰、为实干者鼓劲”，意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