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库珀，艾玛·阿什福德：对美国来说，多极化比两极更危险-埃文·库珀、艾玛·阿什福德

【文/ 埃文·库珀，艾玛·阿什福德，翻译/ 义德】

01. 引言

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政治学家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和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提出了一个颇具论战性质的主张：“现在，或许没有比世界已经不再是单极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的真理了，”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世界既不是两极或多极，也不会向这两个方向发展。

沃尔福斯和布鲁克斯的这一观点，正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表态越发失协——无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对手，它们的领导人正公开主张世界正在进入多极时代：印度总理莫迪公开寻求加速全球向多极世界转型，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欧洲应该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寻求成为第三极”的发言则震撼了其他欧洲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三方保持伙伴关系的同时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对此，他的财政部长解释称：“巴西太大了，因而无法选边站。”在这些表态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于去年表示：“国际关系中的多极体系正在形成。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当下围绕全球政治的许多讨论，尤其是关于美国的角色的讨论，都是由这场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争论所决定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确实在国际政治中越发具有影响力，但全球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大部分仍然集中于西方或中国手中。乌克兰战争实际上加剧了这一矛盾：美国发现组建全球联盟比以往几十年更加困难，全球南方国家两面下注的情况则加剧了其困境。尽管如此，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依旧对俄乌冲突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乌克兰能够克服困难继续作战。

简言之，抛开对“多极世界”不绝于耳的呼唤，但关于世界到底是在迈向多极体系还是中美构成的两极体系，还是其他的格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专家们对于究竟是双极还是多极体系对美国更有利依旧莫衷一是。尽管这些讨论看着像枯燥的学术论辩，但它们实际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检验了上述辩论中最常见的两个假设：第一，世界正在走向多极体系；第二，多极体系对美国来说比两极或单极体系更危险。了解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及其风险和可能性，将对美国决策者制定有效且务实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02. “极性”再考察

（一）定义极性

国际关系学者一直将极性作为解释国际体系为何稳定或为何不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举例而言，用于解释会爆发更多还是更少的战争）。简单而言，极性就是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分配。基于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或军事能力长期且缓慢的变化而出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新主导者在历史上一直是各国最迫切的担忧之一，同时，这种变化可能预示着国际体系中潜在的权力转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极性是一个描述国际体系中（国家）能力和资源分配的函数。随着权力在历史演进中发生转移，新的极点和新的极性格局就会出现。常见的格局可分为如下三类：

单极格局：在这个体系当中存在一个无可争议的最强大国家，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成功挑战它。这个术语主要适用于描述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也可以说地域性的单极格局适用于形容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或中古时期的蒙古帝国。

两极格局：这一体系与冷战期间的美苏对峙关系最为密切，在该体系中，两个大国基本势均力敌，共同主导国际体系。18世纪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竞争是另一种两极体系：这两个欧洲帝国在新旧两个世界内展开全面竞争。

多极格局：多极格局代表着三个或以上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其在争夺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情况。多极体系中可以成为一极的国家数量并无上限，但通常有三到七个国家是关键参与者。这种体系可以是均势体系，也即权力在几个国家之间相对均匀地分配，但它也可以是不平衡的，即少数国家明显领先。多极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秩序体系，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到中国战国时期，例子俯拾即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实际上，多极体系在现存案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了研究国际体系稳定性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可供我们借鉴的非多极体系少之又少。

一些研究尝试通过度量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布来量化体系的极性。按照它们的标准，单极体系通常需要有一个国家拥有该体系 50% 的权力资源，后者是一个由军事实力、经济因素、工业能力和人口资源构成的集合。两极格局要求两个国家共同持有50%的权力资源，多极格局中这个数字则大于等于三。然而，大多数对体系极性的研究依赖对国际体系的定性评估。这种主观评级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例如，如果以马可·尼尔森（Marco Nilsson）的《战争规模再考察：系统极性与战争时长》一文的三套分析体系为例，1919 年的国际体系就被分别评估为单极、平衡的多极或不平衡的多极体系。

（二）争议和分歧

当前关于极性的争论集中于三种假设：

1. 世界正走向新两极格局下的冷战。奥伊斯坦·通舍（Oystein Tunsjo）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美国和中国相提并论……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第三国能够发展出与这两个国家相匹敌的综合实力。”此类论点的典型特征是对军事力量的日益关注。中国在经济实力层面已经可以与美国相媲美，并且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可以与美国在一场直接冲突中进行较量的程度。但是，对于这种两极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仍然存在分歧：尽管多数人都承认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但印太地区的两极格局要明显得多。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常常着重关注冷战，并寻求在中美竞争和美苏争霸之间进行比较。

2. 世界正在慢慢走向多极化。正如政治学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说：“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说……如果两极格局真的会重新出现，那么它出现之前将会有较长的一段多极时期。”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的人倾向于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而非强调军事因素。尽管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经济实力在过去七十年中变得越发分散。欧盟基于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对全球贸易和技术标准拥有重要的监管权力。日韩等东亚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虽然军事实力仍然重要，但利用军事胁迫来实现政策目标已被证明越发困难：美国未能利用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击败规模小得多的对手，加之各种跨国威胁的出现，都表明多极体系正在兴起。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将出现大国为争取中小国家的支持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则将出现临时联盟（ad hoc coalitions）之间的合作，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3. 单极格局将保持其韧性。相较于近年来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美国的实力有所减弱可谓无可争议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所享有的决定性力量红利将不会持续下去，同时，许多国家已经在经济和军事层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沃尔福斯（Wohlforth）和布鲁克斯（Brooks）认为，尽管美国的实力相对而言衰退了，但根本而言世界仍然是单极的。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而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他们还指出美元在全球市场上依然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并不存在任何替代品能够实际取代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三）数据

这些论点就其理论而言都是合理的，并且都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证明其论点。但仅仅依赖一到两项指标很可能会产出有偏见的结果。相比之下，对实力采取整体性的分析方法意味着通过综合考虑经济、人口和军事因素，对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进行评估。下图展示了部分可供考虑的指标。

“GDP x GDP”是由社会科学家迈克尔·贝克利在其著作《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将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中建立的衡量标准，它将GDP与人均GDP相乘。而正如其书名所暗示的，这一衡量标准下的结果无疑为美国决策者保持乐观提供了一针强心剂，它通过比较经济实力、效率和负债，表明中国赶上美国的希望十分渺茫。

然而，这一指标与其他衡量国家财富或权力的指标之间的差异也值得留意——对于任何一种能够如此确证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的新标准，人们都应该持怀疑态度。正如贝克利这本书的一位评论家指出：“这里的一个重大隐含前提在于数据不能掩盖美国社会经济体系中某些固有的弊端”，但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动荡却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相应的，贝克利的衡量标准以及他的乐观推论都应当被谨慎对待。

事实上，如果以其他任何一个指标为基准，实力对比的图景都要更加复杂：根据对国民总收入（GNI）的不同衡量方式，中国要么已经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要么正在缩小差距。同样，如果衡量绝对经济表现，也即国民生产总值（GDP），那么中国和美国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同时，从人口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一直明显高于美国，而这至少有助于部分解释中国为什么在 CINC指数上得分更高：该指标使用人口、经济实力和能源产出等经典的可衡量因素来评估一个国家的整体军事潜力。该指数表明在整体实力上，美国已被中国超越。

当然，CINC指数体系饱受诟病乃至轻视的原因之一在于几乎没有观察家真正相信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单极格局的鼎盛时期被中国超越。单纯依赖人口和经济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举例而言，按人均经济数据计算，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然而尽管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美国，但近年来该国的贫困率已大幅下降，就这一指标而言，真正面临相对减少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虽然美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

世界银行对国民总财富（包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衡量显示了相近的趋势，也即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近期推出的亚洲实力指数（这是一套综合经济和军事实力，自然资源、联盟网络以及文化影响力的评估体系）表明中美在总体实力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并且实力排名大体接近。这些指数均依赖于通过综合各项物质资源来进行评估，它们至少在理论层面承认经济和人口发展趋势是一国实现经济、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增长的原始资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表明全球实力不仅在更多地流向中国，而且还向其他国家扩散。对一个只关注中美两国的人而言，他很容易就会得出世界正回到20世纪下半叶那样的两极竞争时代的结论。然而，冷战是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环境中发生的，其前提则包括：二战几乎完全摧毁了战前国际体系；意识形态集团的形成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一分为二；一小群较贫穷的“不结盟”国家的存在。因此，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是国际体系中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实体，就像双星太阳一样相互绕行并吸引其他国家。例如，按照CINC的得分来衡量，美国和苏联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力量资源，如果将各自的联盟集团计算在内，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

相比之下，今天的数据表明，权力正在从超级大国向各种有能力、有活力的中等强国扩散，这将有助于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环境。正如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所言：“中美并不像1945年之后的美苏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支配性地位：1950 年，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北约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和共产主义世界（苏联、中国和东欧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GDP的88%，但当前这一数字已经跌至57%。直到20世纪60 年代，不结盟国家的国防开支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约占全球总额的1%），但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15%，并且增长迅速。”

因此，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平衡的多极化时期，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次一等的大国（即日本、英国、德国、印度、土耳其或法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03. 评估风险

（一）多极格局、两极格局和战争

就像学界当前就国际体系中的极性类型远未达成一致，究竟哪种权力分配格局对美国更有利也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极格局是否就其本质而言比两极更危险？尽管国际体系的稳定通常对美国有利，但这并不等于某些重要性较低地区的不稳定实际上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一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新现实主义的鼻祖肯尼茨·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两极体系在本质上是稳定的，而多极体系则是不稳定的。他认为两极体系更有利于实力的有效平衡：在这一体系内，大国之间发生争斗或误解的几率更低。他的这种立场深受他的创作时期本身影响：冷战虽然危险，但它凝结成了一种比大国间的战争更稳定、危险性更小的状态，而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混乱的多极体系的产物，对人们可谓记忆犹新。如今，华盛顿的许多人也持有类似观点。作为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冷战的和平结束强化了人们关于多极格局是危险的，而两极更稳定这一直觉性揣测。但这种基于单一历史案例来证明假设的倾向无疑是有问题的——多极格局是否在本质上因为参与者数量过多而不稳定？许多历史学家基于一战开始时的格局得出的结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人们还可以从冷战期间缺乏直接的大国间冲突这一情况推断两极格局更加稳定。然而，越南、柬埔寨或韩国的国民很可能对“冷战是和平的”这一观念提出异议：冷战是大国间的和平，但同时第三世界却有着大量战争，其中一些战争尤为血腥。

事实上，也有同样的合理论据表明多极可能并不比两极更危险。举例而言，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大卫·辛格（David Singer）认为，在多极世界中，军备竞赛不太可能升级为战争，而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则指出，在多极体系中，大国对于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更加谨慎。历史上曾出现过和平的多极体系，举例而言，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缔造了主要大国间近一个世纪的协约（entente）。一些基于多极地区总是不稳定这一观点产生的预测已证明是非常不准确的，其中包括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冷战后的欧洲将“在回归多极格局后重陷自相残杀”的预言。乌克兰战争虽然具有重大影响，但它绝非米尔斯海默预言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单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因为这种体系能够在一场冲突构成实质性威胁前就将其遏制，或者就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所说：“我宁愿在那里（海外）跟他们战斗，也不愿在这里（美国本土）跟他们较量。”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实际上含蓄地认同美国的全球实力基础和海外的军事基础设施能够抑制冲突，或者至少让它们远离美国本土。正是这种观点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优胜”学派（school of primacy）的立足点，这一派的支持者在上世纪90年代认为“单极时刻”为美国利用其实力维持更加和平的国际体系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正如《华尔街日报》的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 2015 年所说：“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唯一可能替代是全球性的失序。”

对于上述关于国际体系极性的争论，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核心原因：首先，学者们对“稳定”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存在差异。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稳定是指国际体系中没有大量的战争或暴力。但是，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推崇的体系有效地防止了战争，但其他学者只是认为那些体系可以防止大国间的战争，而这是一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主张。事实上，抑制某些种类战争的制度可能同时会助长其他类型的战争，而这是合乎逻辑的，比如单极体系就可能助长一种特定类型的战争，即针对“桀骜不驯的小国”或反抗霸主的叛乱者的战争。这一趋势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东展开十字军式的军事干涉而出现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论断：在过去的30年里，国家间战争的数量大幅减少，但内战的数量却明显增加。

其次，国家如何应对不同的体系极性可能比极性本身更重要。正如政治学家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所说：“极少有经验或逻辑论据能够证实国际体系的极性会影响战争或和平产生的概率。”恰恰相反，极性应该被认为是与其他变量相互作用并导致最终结果的。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关于国家联盟的著作强调了多极和两极格局下联盟政治的实质性差异。例如，一个国家在多极格局之内有更广泛的联盟伙伴选项，而两极格局的结构实际上使大多数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选项。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几乎所有对国际体系极性的分析都将冷战作为核心案例之一。但是1945年核武器的诞生，使得冷战能否真的可以与之前的历史时期进行比较成了有待回答的问题。1945年之后的核威慑平衡对于理解国际体系的极性和稳定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干扰变量。一个核时代的多极体系尚未形成，而由于核武器的威慑效应，核时代的多极体系也可能比以往的多极体系更加稳定。

需要补充的是，用于证明多极体系危险的证据大多是有条件的——它们倾向于立足人类晚近历史导致的偏见，以及核武器的潜在干扰效应。与此同时，理论提出了一种更加均势的图景：在多极格局之内，包括内战或小国之间的冲突等风险可能上升，而在两极格局下，另一些风险，如军备竞赛可能更高。同样，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的好处：在多极格局中，国际层面的相互推诿、搭便车变得更加困难，使得大国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在两极或单极格局内，大国也许能够通过增加对附属国的影响力，抑制它们没有直接卷入的战争的规模或缩短其时长，但推卸责任将会更难。就美国利益而言，具有更高的小规模战争风险和更低的大国冲突风险的多极格局可能更加可取。

04. 应对不平衡的多极化

（一）“两极”战略思维的潜在风险

上文对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同于流行叙事将中国崛起描述为新的两极竞争发端，事实是世界正进入一个不平衡的多极格局，这也表明日本、英国、德国、印度、土耳其和法国等次等大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美国无法一手创造多极或者单极格局，但在这种不平衡的多极格局之中，它既可以强调或强化推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发展的因素，也可以选择推动具有两极性质的中美竞争。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特别是经济实力差距正在缩小，但美国当前的战略既倾向于与中国公开竞争，又抵制世界的多极化。在实践层面，华盛顿正通过维持一种联盟模式来压制中等强国盟友的能力和影响力：在这一模式下，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而它们自身大多也无意发展自己的能力。事实上这种行为表示华盛顿倾向于两极竞争，而这并不是一个有利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策略。

拜登政府应对全球力量平衡变化的方针很明确，也即通过建立反华联盟、强调与欧洲和亚洲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和技术合作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以及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民主国家（或者说至少是“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团来反对威权修正主义。正如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写道：“我们需要大幅提高合作水平。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的包容性联盟的核心是那些与我们有着最多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我们战略的基础，是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基于条约构建的联盟。”上述手段与经济方面遏制中国的手段相结合，阻止中国进入主要全球市场并限制先进技术的转让，同时通过增强“盟友支持”（ally-shoring）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简而言之，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计划重演冷战剧本，并倾向于与中国进行全球范围的两极竞争。它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希望盟友和伙伴的力量能够弥补美国实力的相对下滑。

这是颇为麻烦的策略：中国不是像苏联一样经济独立的国家。除少数消费品的贸易外，苏联基本上与全球市场相隔绝。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关键枢纽，并且辐射各个地区，连接起各个国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世界许多地区不仅受到欢迎，而且可能对这些地区不可或缺，其中就包括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一些盟友。更糟的是，“集团战略”仍然依赖美国的硬实力，以及处于硬实力核心的军事力量。这实际上削弱了美国的盟友消解中国力量的能力：这种战略将所有问题都与中国问题联系起来，但没有在同时分清轻重缓急。它可能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进而使得政策制定者更难以处理某些更为重要的双边或地区利益。

更进一步而言，美国的这种两极策略可能引发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将迫使世界各国选边站队。正如《外交事务》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超级大国的竞争中，他们将被要求从二者中择其一。”尽管这一论点在真正的两极体系中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多极格局中却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当前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小国并没有按照拜登政府期望的方式选边站队，而且与之相反，它们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选择性接触外部伙伴，并且和多方结盟。凯利·格里科（Kelly Grieco）和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将这一现象定义为：“非中立，而是为了同时与多个大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做出的积极决定，并与自身在特定问题上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最为契合的伙伴进行最密切的合作。”迄今为止，拜登政府在亚洲组建集团，或者在形式上撮合其欧洲盟友与亚洲伙伴的尝试，大多只产生了象征性的、而非实际的结果。

上述这种手法和它内在缺点的最鲜明例子就是拜登政府的“民主峰会”：两届峰会召集了100多个国家，并尝试在这些定义不甚严谨的“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一些被排除在峰会之外的国家认为受到了美国的轻视，因而弱化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而由于“民主”本身的定义宽泛到与会者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步，因此各国被迫制定共同政策并与缺乏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相应地，“民主峰会”收效甚微，大部分成果不过是含糊的行动口号。

拜登政府还寻求建立一个在关键供应链方面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经济集团，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呼吁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上实现“去风险和多元化”的呼声最明确地支持了这一点。拜登政府及其盟友提出了“友岸外包”（ally-shoring）的概念，以此作为减少中国在重大战略性供应链中作用的一种方式。然而，这项努力目前的实际成功较为有限。举例而言，尽管荷兰已在高端半导体出口方面对中国实行了初步限制，但其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表示“荷兰不会照搬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欧洲的其他政策制定者则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与中国的持续贸易，那么欧洲的能源转型就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仍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使得巴西等国对美国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努力产生抵制。中国可以为别国提供的经济利益，使美国不可能组建一个拥有统一经济政策的大型国家集团来有效遏制中国。

这种两极战略的成本也很高。事实上，它对搭便车行为的鼓励已经远远超出了多极体系中必要的程度。以日本为例，多任日本首相都试图进一步加强日美间的安全协议，并且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根据预计，日本的军事预算到2027年将位居世界第三。但日本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国防能力短板。分析人士预测，“即使日本加大国防投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负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很难减轻。”而随着美国寻求通过扩大伙伴关系，例如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条约（AUKUS），以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在亚洲加剧，就像多年来美国在欧洲大陆的不断升级的安全投入一样。

鉴于拜登政府试图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推行两极战略，这些问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多数美国的伙伴仍愿意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合作，并且当与接触中国带来的机遇大于遵守美国要求带来的成本时，这些国家愿意抵制美国的压力。即使在两极世界中，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由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强大联盟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也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在国际体系日益多极的现在，这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失败的赌博。

（二）积极应对多极格局

相比之下，迎接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并试图基于这一现实制定一套战略能够为美国带来明显的好处。首要的一点在于拥抱多极世界，而不是仅仅关注与中国的两极竞争，这将会降低大国间战争爆发的风险，尽管其代价可能是低风险冲突的增加。然而，由于大国战争可能在未来升级为核战争，因此它构成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防止大国战争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多极战略并非一种完全围绕遏制中国而制定的战略，但它也将确保美国能够应对未来可能的自身实力下滑或中国实力进一步增强带来的风险。相较于当前的政策路线，美国的战略应侧重于如何利用多极格局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承认“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也即完全由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监视、管理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方针构成了重大风险。国际范围内，特别是亚洲和欧洲内强力参与者的出现，为美国的实力提供了后盾。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目标，但它们对中国进一步扩张影响力的反对立场，使得后者即使在美国衰弱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主导全球事务。反之亦然，拥抱多极格局有助于美国更好应对中国实力衰减的未来。通过保持灵活性、增加合作伙伴，上述的路线可以帮助美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做好准备。

本篇评估的作者提出了如下三项核心政策，它们将成为一套更加适应多极世界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接受并鼓励分担负担

就事实而言，多数能够极大改变军事力量发展趋势的因素不太可能受经济或人口等因素影响，而是更多地受国家选择的驱动。简单来说，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不会等价于军力差异，但欧元区经济危机后欧洲的状况为例，经济上的逐渐增长或衰退可能产生更大影响。相较于他们自己的经济规模，美国盟友的军事实力仍然严重不足。相应地，这些国家国防开支的增加将会比美国进一步扩大军事覆盖对改变军力平衡起到更大作用。举例而言，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友在俄乌冲突之后选择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特别是像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的军费开支最终超过其西欧邻国的话，那么欧洲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会发生变化，欧洲的整体军事能力水平也会大幅上升。在亚洲，增加军费开支的趋势已经在日本出现。

如果美国的部分盟友或伙伴愿意的话，它们完全可以发展更高水平的军事能力。如今，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全球部署能力。蒙泰罗（Monteiro）使用“大国”（major powers）一词指称那些不具备全球部署能力，但仍然有能力抵抗其他国家，并对外部干涉者或其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国家。

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些次等大国扮演着传统大国的角色：只要有机会，它们就在自己的地区内竞争。尽管这些国家在全球实力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但他们主要通过经济发展提升自身地位，同时，他们在军力上的进展却相对有限。举例而言，美国大多数的亚洲和欧洲盟友都拥有发展更高军事实力的经济、人口或技术基础，但它们都没有向军队投入大量资源，也没有维持大规模的武装部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对它们的安全保证。这一事实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军力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硬军事能力，进而使国际体系更接近真正的多极化。美国的决策者应当促进盟国加强军力建设，从而建立一个即使美国减少军事投入也不至于危及安全的体系。

2. 促进经济开放

近年来，美国已经过于依赖负面经济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使用经济胁迫工具（即制裁、出口管制、关税）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这些手段会产生大量连带伤害，其效果更会逐渐变差，甚至可能削弱美元在未来几十年内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美国政府对“友岸外包”等理念的强调将导致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减弱、各地区更加分散和贫困加剧。这种负面效应与制裁和出口管制造成的损害合到一处，迫使各国降低风险并实现尝试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弱美国影响。因此，决策者应该制定一套新的经济议程，以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尽管这并不是要回到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那种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趋势，但美国进一步开放贸易既有助于向发展中国家表达善意，又可以通过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增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

自由贸易协定（FTA）是促进经济开放的一项有效工具，它应与较低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举措结合使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对该国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条件造成了重大挫折。TPP 最初的11个参与者（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15.6%）后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而且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以及对于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等目标的怀疑立场而受到制约。尽管如此，依旧有许多印太国家热衷于 IPEF，并似乎希望该框架能够导向更大范围内的贸易协定。亚洲国家与中国商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强烈意愿，也凸显了该地区对降低贸易壁垒、实现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强烈需求。

在这一领域，美国国内政治可能成为一项障碍，因为两党不约而同转向经济保护主义可能使强调针锋相对、开展对抗的经济孤立主义长期化。作为拜登政府的两项重大立法胜利，《芯片法案》（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CHIPS）和《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都包括了对特定行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因而引发了美国盟友的反应。其中，韩国出于对美国巨额补贴会动摇其经济基石的担忧通过了自己的“芯片法案”，而《通胀削减法案》则导致美国和欧盟就绿色能源供应链进行了累月的争论和谈判。简而言之，保护主义已经招致美国的亲密伙伴的愤懑，并可能助长去全球化势头。即使美国的贸易空间已无法实现实质性改善，扭转或停止现行趋势实际上就可以极大地增强美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交往的能力。

3. 保持灵活的伙伴关系

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高度依赖排他性的正式联盟来对抗同样高度体制化和排他的苏联联盟体系。如今，这种两极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美国应该在不同问题上寻求与不同国家建立灵活的伙伴关系，进而保留其操作空间以及与不同国家开展合作的能力。以北约为例，尽管冷战时期的正式联盟有诸多好处，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其官僚化和正规化性质意味着这一联盟本身在其本应对抗的威胁解体后仍能长期存在。冷战结束后，北约已经经历了漫长的“重定向”时期，但在反恐到促进人权的一系列目标中，大多数都并不适配现有的成员范围和组织架构。相比之下，基于不同议题建立的非正式伙伴或联盟关系可以对防范未来的威胁起到更大的作用，因为它们不会在局势发生变化时迫使美国沿既定轨道行进，而且还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事实上，尽管美国可能会维持其现有的联盟体系，但决策者同时应该更多关注小型国家集团，或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联盟和区域组织，其中包括二十国集团、非洲联盟或四国集团。尽管这都不是首次提出，但它们在未来的作用可能越发突出，并且使较小的国家集团能够处理更加聚焦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像联合国系统一样大包大揽，并增加政策的实际产出。小型联盟将是大型联盟的有效替代方案，并且能够更好地以共同利益为中心。七国集团等联盟已经成功实现了全球最低税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提案，并协调实施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应维持其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并尽可能推动它们的发展，而不是试图将此类联盟转变为规模更大的集团——小而有效胜过大而笨拙。

美国还应避免孤立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竞争对手开展合作的国家。举例而言，华盛顿就如何对印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采取措施进行了激烈辩论，而与此同时印度的立场尽管被一些人描述为“战略矛盾”，实际上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其背后的动因“不是出于对世界秩序可能被撼动的担忧，而是基于印度对于疏远俄罗斯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影响进行的精心计算。”然而华盛顿的看法并非如此：拜登政府花费了大量徒劳的努力，试图说服印度与美国一道实施对俄制裁，并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决策者们应当对这种行为保持清醒的认识：各国多数时候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应尽量回避制止这些行动，或者将它们指斥为非自由或违反全球规范。

简而言之，在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体系中，美国对其伙伴关系的总体方针应该是：先在有望以低成本实现目标的特定利益领域达成与别国协议，然后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寻求建立更广泛的联盟，从而解决需要更大范围的妥协与让步的棘手问题。这一路线要求美国清楚地认识其强制性力量在当前全球体系中的局限，并在同时利用这种仍然巨大的能力。

（文章原刊于The Stimson Center，原题为：“Assumption Testing: Multipolarity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ipola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限于篇幅，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