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叶斯·克莱因：新自由主义之后，美国两党依然找不到方向

【文/朱利叶斯·克莱因，翻译/马理铭】

与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震荡和混乱相比，拜登时代看似回归正常。不仅如此，事实上就立法成就和官方政策而言，乔·拜登带来的变化远超过他的前任。

两项一度代表着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相互关联的历史性发展——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现在正被一个明显属于建制派、中左派的白宫所制度化。不过如果特朗普代表了对新自由主义共识的革命性颠覆，那相比之下拜登政府还未能建成新的政策秩序或实现选举政治的洗牌。尽管拜登政府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有时是靠着两党合作完成的）立法，其中包括旨在推动美国半导体生产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但美国的文化与选举极化现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民调显示，2024年的选举结果依旧悬而未决。

美国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2024年1月3日发布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领先拜登1个百分点 图自：社交媒体

所谓的新范式最常见的名称仍然是“后新自由主义（post neoliberalism）”，这表明达成新共识的难度很大。在选举、文化、知识等方面未能巩固新秩序的背后，是寡头社会既有的党派框架与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竞争新时代的挑战之间的鸿沟。现在，左翼和右翼联盟都面临着他们没有准备好去打的仗，而且都未能像罗斯福或里根那样实现人们殷切希望的“重组”。相反，美国的经济战略、文化辩论和外交政策都仍陷于不安的间歇期。

对什么是后新自由主义的困惑源于对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完全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和捍卫者都倾向于接受其意识形态的自我概念：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政策与民主政治的隔离；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等等。因此，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往往被认为意味着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国家”多一点，“市场”少一点，或者像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所说的那样，“波兰尼”多一点，“哈耶克”少一点。这种学术方法也许适合于思想史，但却无法为国家干预提供前进的方向。它也没有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激励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具体变化。新自由主义治理不仅仅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也不仅仅是缩小了国家的规模（在美国，后者可以说从未实现；只是削弱了国家实施公共项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激励了特定的财富创造模式，由此导致的企业和投资者行为的变化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革命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

正如赫尔曼·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中期由大型综合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主导的福特主义经济中，最赚钱的公司也是最大的雇主和资本支出者。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破裂的”经济模式，知识产权和金融租金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驱动力。在裂变经济中，最赚钱的企业——今天领先的科技和金融公司——雇员和资本投资需求相对较少，大多会将实体生产与基础设施外包出去。

这种破裂式经济的诞生源自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回应。在美国的大型综合制造商不再能主导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之后，美国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围绕着知识产权和金融租金，并将制造业外包出去。这一系列转变并非总是有意为之的，政策以外的因素（如技术变革）也发挥了作用。

2023年二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图自：路透社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而相关的政策变化则是关键的催化剂。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都在降低关税、减少对国内制造业的保护，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以及外国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在反托拉斯法中，对纵向垄断的限制逐渐被削弱，这使得苹果等公司可以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并在无需生产产品或直接雇佣工人（并无需与大部分工人分享利润）的情况下对供应商和劳动力实施有效控制。专利法越来越有利于大企业，联邦层面的研发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使得政府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私人化、商业化。公司治理的变化增强了机构资产管理者相对于企业高管的权力。在创造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面，这些变化比任何减税措施都更为重要。

这种破裂式经济在早期带来了回报，但其成本和矛盾也日益沉重。与福特主义的良性循环——高投资推动高工资，高工资推动强劲需求——不同的是，破裂式经济将企业利润从企业价值链里劳动和资本最密集的环节中剥离了出来，滋生了金融化、停滞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在财务方面拥有的道德属性，但它依赖债务来维持消费，加剧了家庭财务情况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金融不稳定性。

此外，制造业的空心化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放弃逐渐削弱了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创新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地缘经济地位和一些经济的上层建筑，此外，中产阶级的不断流失和日益扩大的地区鸿沟也造成了内部紧张。美国公司不仅放弃了“商品”生产，还放弃了先进制造业和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在这一点上，甚至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和其他关键供应链的部分环节都依赖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生产能力。

总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只是税率太低、亿万富翁太贪婪或企业太“全球化”，而是新自由主义的财富积累模式正在日益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条件。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精英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理论进行反思，然而人们基本不用上述这些精确的术语来讨论这些问题，后新自由主义者也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基本盘在哪里。

真正的后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旨在重塑企业激励机制——改变为“预分配”而非再分配——这与两个传统政治联盟都很不协调。进步主义的自我形象强调的是一种道德主义和象征性认同的福利主义，他们不太可能与本质上具有民族主义野心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联盟达成和解。新政中的这些内容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保守派灌输给自己的信念是，国家只会阻碍经济进步，这一点基本上是右派自身的核心身份认同。社会保守派虽然不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忠实信徒，但仍然怀疑任何扩大国家权力的尝试都只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当然，两党的金主与知识分子网络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无论是出于物质还是理想主义的原因，还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显然，这只会让目前的分歧进一步加剧。

因此，两党对宽泛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往往会迅速固化为根深蒂固的党派立场。这些争议已经引发了不少变化：以往关于社保私有化和废除奥巴马医改的争论已经淡化（尽管偶尔还会出现）。总体而言，预算之争变得越来越荒谬——最近共和党自由党团在政府停摆问题上的边缘政策（不断将形势推到边缘，以试探对手的忍耐极限，进而获得最大利益）就体现了这一点。两党现在都致力于将看似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推向两极分化的方向：进步人士关注种族不平等，而保守派则谴责“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和文化精英主义；流离失所的阿巴拉契亚煤矿工人与岌岌可危的城市服务业工人之间彼此对立，铁锈带的工厂工人与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之间彼此对立。因此，后新自由主义的呼吁被归结为文化战争的陈词滥调，而人们本可以围绕破裂式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形成的共识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

另一方面，进步派和保守派都在坚持新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市场”和“国家”这两个抽象概念本质上是对立的，而非交融的，因此人们的目标在于平衡彼此对立的力量，而非协调相辅相成的力量。尽管美国有着丰富的国家发展主义传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亨利·克莱和亚伯拉罕·林肯所打造的“美国体系”，以及后来两位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但美国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了，同时人们也缺乏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以及强有力的实施机制。这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技术官僚主义，而在我们这个超级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公众讨论几乎完全围绕着文化战争和个人崇拜展开。

因此，近期政策对新自由主义的背离虽然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并不代表一种新的思想共识，也不预示着即将会发生选举政治的洗牌。相反，这只是一些特例——在这些特例中，现有党派联盟（国家安全、环保主义）的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承诺恰好与在位的行业游说团体（半导体、大学、汽车制造商）相吻合。它们最终可能会成为一幅更大拼图当中的组成部分，但目前对于这幅拼图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其拼接起来，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至少在2024年大选之前，不能指望会有进一步的立法行动。

1月5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 图自：视觉中国

在外交政策领域，混乱同样普遍存在。“历史终结论”可以说已经彻底失去市场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某些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差距了，在一些关键的供应链当中，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2022年俄乌冲突加速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集团的重组，使得“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走向破灭。2016年时，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不同寻常；如今，这已成为两党达成共识的少数领域之一。

然而，这种与几年前传统观念的决定性决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事件强加给美国人的，这并不一定会转化为针对未来事项的共识基础。

与苏联不同，经过数十年的整合，中国已深深嵌入到了美国的供应链、企业价值链、金融网络、大学研究体系等等当中。无论是为了维护中国市场还是供应链，大多数行业游说团体都反对美国采取任何可能与中国对立的行动。中国政府还在战略上培育了金融等强势行业。尽管近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国失去了一些热情，但美国大企业仍然是中国在美国最为重要的盟友。然而，与美国先前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日本不同，中国不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而且双方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标明显相互冲突。因此，按照1985年《广场协议》的思路达成大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两国国内和两国之间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不对称性质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企业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力量要比在中国强大得多。因此，美国企业似乎乐于要求华盛顿或多或少无条件地提供补贴，同时公开回避任何支持美国国家利益的义务。埃隆·马斯克的公司一边从美国政府这里获得大量补贴与订单，一边也深受中国供应链、补贴和终端市场的影响。

同样，英特尔和其他半导体公司在通过《芯片法案》获得数十亿美元补贴后，又游说反对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半导体投资限制。其中一些问题的政策实质可能很复杂，但表面现象却很直接。虽然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围绕着出口管制和相当天真的“脱钩”概念，但企业的“死磕”却鲜明地说明了美国决心的局限性——美国经济依赖的程度。

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重要讲话中阐述的那样，拜登政府试图采取“小院高墙”的折中立场。这种奇特的说法似乎意味着要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严格把关，而对其他技术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在一个军民两用技术盛行的时代，当主导看似低端的生产（如关键的矿物加工）就能确保战略供应链时，谁也不会简单的相信这种华丽的辞藻。

从理论上讲，各国可以彼此进行经济与技术竞争，而不必寻求在意识形态上让对手失去合法性。但是，对沉浸在文化战争道德主义中的美国精英来说，简单地追求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事，因此，重振冷战时期“民主”与“极权”二分法的努力愈演愈烈。

根据相当狭隘的西方文化习俗来定义“民主”也会让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变得愈发困难，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吸引印度、土耳其、墨西哥、中东君主国或越南的支持。与苏联不同，中国政府经常宣传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不感兴趣，而这与将经济援助与自由化和民主化挂钩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俄乌冲突之后，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明显希望坚持“不结盟”立场的做法感到惊讶——但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最近，美国媒体聚焦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乏力，但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相对较好；例如，中国最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并在半导体领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展。中国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房地产业正在萎缩，这也是国内外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根据“中国制造2025”等倡议，中国政府似乎有意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同时让国家摆脱债务驱动的房地产行业，中国主导战略供应链的战略仍未改变。

江苏连云港码头上，滚装轮正在装载出口汽车 图自：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虽然与中国的竞争可以成为美国政治的统一主题，但它也经常被用作国内文化战争的幌子。在这些争吵和矛盾（充其量是矛盾）的企业界之间，还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共识的中美关系战略。

在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混乱的背后，隐藏着党派利益与目标的巨大变化。经过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历程，关于民主政治本质的基本假设——即以建立广泛的多数派为目标，从而利用政府权力实施一致的政策议程以造福公众——似乎不再适用。

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S. Maier）最近出版了《项目国家及其对手》（The Project-State and Its Rivals: A New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一书，试图分析冷战结束后看似不可动摇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是如何崩溃的。我认为该书对当前政治的论述存在缺陷，但迈尔提出的“项目国家”概念却很有启发性。基于20世纪的经验，我们倾向于认为党派冲突源于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项目或政策议程。但当今美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哪种相互竞争的政策构想会取得胜利，而在于是否哪怕有一个政治项目(political project)是真的可能或可取的——无论右派、左派还是中间派，它们是否至少有能力提供一个政治项目？

共和党在过去两个选举周期中都未能提出政策纲领，而且在选举众议院议长时也面临重重困难，由此可见，右派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任何积极计划的幌子。只要该党能发挥反对力量的作用，阻挠民主党的倡议并保持低税收，保守派的金主似乎就心满意足了。与此同时，右翼媒体、知识分子和选民似乎只要能娱乐一下就很开心了，他们除了对政治候选人的指望不过是做一些象征性的肯定、以及充当最新的表情包素材。

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共和党就不再提出什么积极政策了。特朗普在2016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个保守“建制派”已经信誉扫地，甚至在共和党选民中也是如此，其政策机构也在不断萎缩。特朗普当选后，许多建制派保守派学者和知识分子实际上离开了该党。

20世纪中作为积极政治项目的社会保守主义已经崩溃，这一点虽然不那么明显，但也许更为根本。最高法院于2022年推翻了“罗伊对韦德案”，终止了联邦层面上的堕胎权，这可以说代表了上一代保守主义政治的顶峰。但这之后发生的事只能说明保守主义运动这一分支已经衰落。自罗伊案被推翻以来，每一次限制堕胎的投票都以失败告终，包括深红州的多项倡议。现在，可以说“支持生命权”运动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中已经下降，它并没能为“后罗伊“时代提出选举议程，而是成为共和党政治家尴尬的根源。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文化普遍左倾，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已经分崩离析，基督教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被边缘化。《纽约时报》最近在谈及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总统竞选活动时指出，这种“老派保守主义”所代表的是“日益减少的群体”。如今，更有可能要求公众恪守严格的正统道德观，要求制定新的教育课程、言论规范和公民礼仪的是进步人士，而不是笃信《圣经》的福音传道者。与此同时，随着选举基本盘和智力-文化基础的萎缩，社会保守派通常会为他们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寻求豁免和宽容，这与20世纪文化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总体而言，当今美国与政治相关的社会保守主义已经偏离了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主导精神，转而倾向于漠视道德。评论家马修·瓦尔特（Matthew Walther）将其称为“酒吧高脚凳保守主义”（Barstool conservatism），取自无厘头体育网站“高脚凳体育”（Barstool Sports）。酒吧高脚凳保守主义者反感“觉醒”的政治正确、环境保护规制、疫情管制措施等。但他们对禁止堕胎、恢复学校祷告或恢复基督教公共空间兴趣不大。他们有时被称为“民间版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们对深奥的市场理论或政策实验兴趣不大，对拆解福利国家或实行财政紧缩也不感兴趣。至少按照陈词滥调的说法，他们主要是想烧烤、看色情片、参与体育赌博、玩玩电子游戏、不必冒着被“抵制”的风险而开玩笑。根据进步主义的相对不受欢迎程度，酒吧高脚凳保守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选举力量，但它不是任何一种政治项目。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并不是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化身。他担任总统之时也没有给共和党内带来严肃的“新右翼”经济议程。令批评他的人欣慰、令他的意识形态支持者懊恼的是，特朗普从未完成过一项政治项目，也没有表现出对政治项目的一贯兴趣。混乱、明显缺乏工具理性、热衷推特、蔑视规范、娱乐化的场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具有的吸引力的本质。

相比之下，左翼仍然以项目为导向，但似乎是在打造一个项目非政府组织（project-NGO）而非一个项目国家——他们对团结起大规模的民主多数派兴趣不大。贾斯汀·瓦萨洛（Justin H. Vassallo）说道，进步左翼既不是民主党人“精明的联盟伙伴”，也不是“可信的独立政治力量”，这限制了“拜登经济学”和其他议程项目的潜在吸引力。它的主要项目——环保主义和（只用一个词的话）“觉醒”(wokeness)非但没有成为新的国家项目的基础，反而经常破坏任何基础广泛的共识的形成。因此，尽管共和党的状况令人沮丧且四分五裂，但民主党仍面临着共和党众议院和不确定的选举前景。

进步环保主义——即使假定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最令人震惊的解释——也存在许多看似自设的盲点。它专注于扰乱日常生活——比如最近发起的一场针对燃气灶的讨伐——却很少提及（至少在美国）亿万富翁捐赠者的巨额财产和私人飞机。它几乎完全专注于惩罚化石燃料、国内工业以及它们所支持的地区经济，却大多忽视了贸易驱动的环境套利和海外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明显的阶级与部门偏见削弱了其自诩的紧迫性。

可以肯定的是，从《通胀缩减法案》中可以看出，环保游说团体一跃出现在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最前排，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转变，因为该运动之前强调的是全球协议、跨国监管和金融化的碳交易。近几十年来，这些新自由主义方法不仅在环保事业上明显遭遇了失败，然而，尽管策略发生了变化，美国的环保主义却一直难以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典型支持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技术专家。在每一个阶段，它都拒绝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能实现全国动员的政治项目，而是为其上层白领群体提供道义上的肯定和经济上的激励，同时要求其他人紧缩开支。

进步人士的另一项伟大计划或许更加两极分化。先前追求“不区分肤色”的民权运动没能消除收入、财富、教育程度、监禁和其他指标方面的显著种族差异。对此，进步人士采取的反种族主义措施拒绝“不区分肤色”的政治，而主张积极区别对待的肯定性行动，并要求重新打造一套国家历史、节日、言论规范、学校课程等等。然而，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这场运动的前提，它似乎都不太可能成为民权运动最终构建的那种全国共识的基础。

首先，觉醒政治是反多数主义的，这在本质上似乎是自取灭亡。它试图肯定受害的少数群体身份，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让多数群体成为事实上的压迫者。更具体地说，它寻求的是 （同一战线上的）“战友”而非（不同战线上的）联盟伙伴，强调的是道德绝对主义而非务实政策。虽然肤色无差别的融合在理论上可以提出一个终极目标，但觉醒运动的积极分子经常暗示，美国的种族主义是与生俱来、不可救药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处方更多是为了个人赎罪，而非社会转型。

因此，尽管觉醒运动在精英机构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并在2020年举行了大规模的“黑命贵”抗议活动，但在政策方面其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该运动似乎正在逐渐消亡。觉醒运动为数不多的具体政策尝试，如“取消警察预算”，引起了最广泛的政治反弹——其中甚至包括旧金山这样的极端进步城市。反觉醒的号召是少数几个能将分裂的右派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而最近精英大学反犹言论引发的争议表明，反觉醒的范围正在扩大，其支持者远远超出了政治右派。

巴以冲突撕裂美国大学校园 图自：路透社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似乎已经放弃了任何政治责任感，随之也放弃了发展积极政治项目的能力；而进步主义者则饱受道德热情的折磨，这种自我放纵的超道德主义阻碍了民主联盟的建立。最近，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在推特上进行了一项虽然完全不科学但却很有启发性的民意调查，他问进步人士是否应该缓和他们的一些文化承诺，以便围绕他们的经济议程建立更大的联盟。得到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人们猜想，如果把问题反过来问——放缓经济政策以确保更广泛的文化联盟——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尽管这并不是一项真正的民意调查，但其捕捉到了一种明显的感觉，即建立决定性多数以实施政治项目的雄心已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原动力。

归根结底，冷战后共识的瓦解应当被理解为作为政治项目的新自由主义的瓦解。建立一个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想法已经失败，不再可行：相信再减税一次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或者一个新的碳信用计划就能结束气候变化，这些想法都不再可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共识取代了旧的共识——只是所有的政治项目看起来都同样难以置信。事实上，放弃纲领性的新自由主义项目可能代表着新自由主义本能的最终胜利：在没有任何共同项目的情况下，政治完全被概念化为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个人致富、个人赎罪，甚至个人娱乐——而非集体自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新的后新自由主义共识所需的条件似乎仍未满足。尽管（美国的）官方政策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这并没有改变政治影响的基本模式和结构，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改变政治影响的参与者。主要的金主、自上而下的非政府组织、大科技平台和其他知识产权驱动的企业游说团体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新政时代的群众组织没有复兴，也没有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行业联盟来取而代之。耄耋之年的政治家和捐赠者仍然是左右两派的主要角色。

另一方面，“后新自由主义”已经从左派的梦想变成了特朗普的反抗，现在又成为了建制自由派政府的议程。后新自由主义还有可能从一般性批判演变为实质性项目和共同共识。对新政策范式的渴望似乎经久不衰，外部事件的势头也是如此。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扭曲了美国人对政治行动和国家可能性的理解，但传统意识形态范畴的空洞化也为跨党派合作和政策实验创造了新机遇。

五十年前，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国丧失经济主导地位的反应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关键方面也作为一种神话迷思——而产生。今天，出于同样的考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可能同样是在没有充分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打着各种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的幌子，而这些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去政治化和去集体化，而后新自由主义则需要一个共同的建设性愿景，才能更进一步。

现在，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见证了两届截然不同的总统政府，但它仍在寻找自己的运动，甚至自己的定义。

（原文于12月23日发布在英国“新政治家”网站，原标题：“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美国。”American after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