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2024——那些让我最难忘的采访故事_风闻

今年1月，我采访了正在北京访问的原巴以和谈巴方代表叶兹德·赛义格，因为我想与一个巴勒斯坦人面对面地对话，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赛义格的家族一直投身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运动，他的叔叔更曾成为摩萨德的暗杀目标，并被“信件炸弹”夺取数根手指。在那次采访里，他所描述的加沙的惨状让我至今难忘——“以色列人‘科学地’用一个人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摄入多少卡路里，‘计算’出一个加沙人需要多少食物的数值，并以此为依据，严格控制进入加沙的食物。加沙，就像一个‘开放的大监狱’，这是一个囚禁着225万人的地方。”

2月，我采访了两个乌克兰姑娘，因为我想知道，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普通乌克兰人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两位姑娘都因战火而流离失所，失去挚爱。我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一位姑娘说，她连孩子都不敢生，因为在此时生养孩子是一种不负责任，这让同为女性的我格外难过。“我现在只计划未来两三个小时的事情，连全天都不会想。”她说，“我活在当下，因为也许明天不会到来。”

3月，我采访了日本经济学家德地立人，因为我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德地教授告诉我，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即阻止通缩。“日本的悲剧是，政府动作太慢、太小、不坚决，其结果是时间拖得太长，成本变得很高，挫伤了国民尤其青年人重振旗鼓的元气。”还记得他告诉我，“（中国经济）困难是长期的，但前途仍是光明的。不过，不解决好眼前的挑战，光明的前途是等不来的。”

从春天，到深秋，我先后采访了阿根廷的外长、大使，以及许多阿根廷的普通人，因为我好奇，这个我曾经待过三年的、深陷经济困境的国家，在米莱的“电锯改革”下，到底会“休克到底”还是涅槃重生。我得到的答案是复杂的：有人告诉我，米莱的改革让她从吃牛肉变成吃玉米粥，她讨厌他；也有人告诉我，他认为社会应该就是弱肉强食、充分竞争的，很支持米莱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现在阿根廷经济学家之间最热议的话题是，该国经济走势究竟会以V型、U型，还是持续低迷的L型表现出来。”

还有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出海故事——我始终觉得，出海，或许是今天中国企业的一个“时代命题”。从到越南设厂的机械制造企业，到墨西哥北部的产业园负责人，在所有的出海故事里，我总能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与坚忍，不过让我觉得最有趣的采访，还是一个中企为非洲提供平价互联网的故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周先生在肯尼亚当地有一个外号，“Mr Wifi”，因为他结合WiFi技术和城域光纤网，让内罗毕人用上了每G平均0.07美元的移动互联网，相比于非洲大陆超过4美元的均价，这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

Mr Wifi的讲述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段，“刚到肯尼亚时，我看到当地人在街头卖西瓜，他们习惯于把一个西瓜切成二十多片来卖，一个人只买一两片，很少有人买一整个西瓜。我当时就想，也许我们做互联网服务，也不必像国内那样包月、包年，而是可以做更多‘小套餐’，比如包周、包日，甚至8小时、2小时、40分钟。后来证明，这种套餐设计很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习惯，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120万用户！”

在美国大选前，我采访了一位代理过五十多个华人科学家案件的美国律师泽登伯格，因为我想知道，随着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持续上升，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会不会死灰复燃。泽登伯格告诉我，首位被“中国行动计划”起诉的华裔教授陶丰尽管洗脱了罪名，但阴云与创伤仍在，“在五年的调查期间，陶教授曾供职的堪萨斯大学解雇了他，至今仍不愿重新聘用他。他的辩护费用更高达200万美元，为他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几乎摧毁了他的生活。”他说，涉及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盗窃、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尤其是针对华裔美国人的调查，仍是且将是美国司法部的优先事项，“无论这些调查是否会被称之为‘中国行动计划’。”

12月，我采访了一个在北京的叙利亚人，因为我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国家剧烈政治变化下普通人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这个阿拉维派的叙利亚人向我讲述了叙利亚人过去这些年的日子，“在那里，一个人活着需要的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比如电、水、食物，都没法保证。每个人都过的非常辛苦”“我们阿拉维派生来就得当兵，除了当兵，没有第二种选择。”对于叙利亚的未来，他有很多期待，尽管这些期待有很多都不可能实现。这份在苦难里长出的天真的梦想，在残酷现实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心酸，却又不知该如何回答。

于是，我的2024，从对中东的采访开始，又以中东的故事结束，只是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和混乱，仍看不到终结的迹象。

还记得我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对于自己的职业，我有时喜欢，有时厌恶，正如我不喜社交，却又想对话不同的人，听到、看到更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去管窥这个复杂而庞大的世界。

我的2024年就要过去了，我想，我会很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