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克制”如何实现？_风闻

战略学术界有一个概念“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目前很流行，类似于多年前流行的战术层面军事合作领域的相互确保信任措施（Mutual trust measures,MTM），但是“战略克制”如何得以实现，却是当今国际政治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

例如，早在2012年美国国防大学在其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战略论坛”（Strategic Forum）上就刊发讨论中美战略克制问题（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尽管文中也提出了中美“相互战略克制”（mutual restraint）的概念，但是不得不分析现实中影响这种相互战略克制的诸多障碍（obstacles to establishing mutual strategic restraint）。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尤其是2021年来，国际战略学界其实曾花费不少精力研究南亚的“战略克制”现象，包括独立后印度-巴基斯坦敌对关系演变中的“战略克制”，尤其是印度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克制”。《南亚杂志》（South Asia Journal）、《华盛顿季刊》及布鲁金斯学会等学术载体都有不少讨论。

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议题。2016年出版有《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但是由于美方对华的敌视战略，这种新型关系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2024年又刚刚出版《战略克制：大国崛起的和平之道》，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战略克制与权力和平转移之间的关系，认为权力的和平转移，要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同时采取战略克制。崛起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避开有利于向守成国家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以限制其攻击能力；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合理定义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这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本书以1870—1914年美英的权力转移，以及1923—1941年的美国与德国的权力转移为案例，以检验上述理论。但是历史不可能重复。

早在2018年，就有学者提出，所谓“战略克制”，就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慎用权力资源，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抑制强势行为，借以获得正向回馈的一种战略选择。在今天的中美权力转移的管理中，战略克制仍是两国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选项（陈文鑫：“战略克制与权力和平转移”，“中国社科网”2018年8月17日）。

有学者甚至认为，“自摩根索以来的现实主义诸多理论作品，容易被误解为鼓励国家扩张权力与发动战争，甚至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大国政治悲剧的根源。实际上，无论是偏好权力平衡、威胁平衡还是利益平衡的学者，抑或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战略审慎作为权力政治的重要美德（秦立志：“战略审慎：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析论”，《国际安全论坛》2023年2期）”。“误解”、“美德”的评价是否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只是提出来供讨论。

还有学者研究拜登当局对台政策中的所谓“强制和克制的对冲逻辑”，引用大量西方学者分析及国际关系理论，过分强调美方自身具有的“克制外交”对“强制外交”的自我对冲特性（夏昂等：“强制与克制：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中的对冲逻辑”，《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而对我反制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系列外交较量与斗争实践重视不够，这种观点也需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有学者提出，面对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特朗普倡导的克制外交战略正是对当前多极化形势的回应（2024年11月11日互联网文章：“特朗普的克制外交战略：是全球秩序的新路径还是绝望的自我封闭？”）。而日前特朗普尚未正式二进白宫，就迫不及待地就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等发出强硬的声音，预示着美国仍对所谓“国际领导力”与“世界警察”的迷恋，在维护霸权方面“战略克制”的作用可能让位，问题关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体现着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的特色。

也有学者套用这套理论来研究中国外交中的“克制”，认为“国家的对外克制行为对于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维护国际秩序和大国战略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王宇：“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克制：概念、现象及分析框架”，中国知网）。其实中国外交实践是难以简单套用西方国际关系来阐释的。

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对于大国关系的讨论更多聚焦在美国单极力量的兴衰及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挑战者的崛起问题上，“修昔底德陷阱说”与“权力转移理论”颇为盛行。西方学界受话语体系所限，其研究虽也有相对客观分析，但总体上呈现消极负面的基本特色，缺乏应有的辩证分析研判。在传统“强权政治”理论“国强必霸论”

及“权力转移论”支配下，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阐释百年变局下大国关系演变新趋势，对新形势下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研究偏见明显，不可能从中国根本利益出发思考必要对策。有的研究有意无意在迎合围堵中国的“全球战略”，甚至为反向塑造对中国不利国际环境出谋划策。

笔者近年反复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西方国关理论难以阐释”，多次呼吁“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应用”，要力求实现学术意义上的理论突破与创新。在有关中国国际环境的概念、理论及学术范式方面，摆脱受制于西方的局面，超越“国强必霸论”、“权力转移论”，构建中国国际环境战略分析框架，以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知识宝库，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环境治理理论体系。

目前我们不少学者的研究仍深受 “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聚焦所谓“大国权力转移”的许多无解话题，再次印证我们哲学社科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话语体系在内“三大体系”创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