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的忧郁_风闻

文 | 玖歌

又到了一年的毛主席诞辰。每到这个日子总会有很多关于毛主席的纪念文章，有的歌颂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有的赞叹于他摔得粉碎的最后一搏。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过去数十年的的现代化路径在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问题，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毛热潮”早已到来。

近些年来关于毛主席的网络话语已经扭转了十余年前的乌烟瘴气，毛主席在青年群体中愈发成为平等、公义与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在这些年产生的各种“网络左翼”群体中，以毛主席理论和话语为圭臬的群体也愈发壮大。我们当然要为了这股风潮感到欣喜，只有青年摆脱了冷气，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不过也不得不指出，在这一风潮当中，把当时的思想、语录、做法全盘当成今天的万用神药，认为万事都可以通过诉诸经典来解决，是一种在思想风潮的发展中必然会出现，且需要警惕和思辨的倾向。诚如马克思所言: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年代，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义、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人尊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就得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对毛主席的崇敬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是以为个人的回答可以永久超越历史。假如我们持有那样的观点，不止是与现实脱节，更没有理解毛主席本人在建国后的长久忧郁——“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记载于《毛泽东年谱》，1958年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所说）

这实在让人震惊，作为伟大领袖，是什么让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反而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很显然，对于一个在绝境中无数次拯救了中国革命的男人，现实的困难是吓不倒他的，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这种深层次的痛苦，恰恰来自于他的清醒，他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这个伟大的导师已经预见了这套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危机。

充满了命运的嘲弄，毛泽东深入地参与到了这场理论危机当中，甚至激励了无数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者”。让我们回到1956年，回到危机的起点——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震撼了全世界，一时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昨天，斯大林还是伟大的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今天，他就是下流的小人，刚愎自用的懦夫，杀人如麻的魔头了，那岂不是说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活在谎言当中吗？

进一步，号称人类文明的高地，进步的典范，最为先进的苏联，享有巨大国际声誉的苏共，他们的领头人居然长期是这么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把问题都推给斯大林的个人道德，这根本不能服众——那还让这样的人当领导这么多年，这不说明这是系统性地烂完了吗？

根据深度参与了中苏论战的前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见《十年论战》），听到了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我党中央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确定了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赞美苏联成就，但不否定斯大林功绩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直接结果就是著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写出初稿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加上一段话，从矛盾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社会内也有矛盾”的论述。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强调，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是幼稚的，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矛盾当中进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因此，人们之间也将还有斗争，只不过形式与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因此也会存在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斯大林脱离了集体领导与人民群众，就是这一矛盾的体现。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将这一论述发展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在任何一个熟读恩格斯与毛泽东著作的人看来，这些其实都是简单的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应用（这更多地是由恩格斯论述），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论述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国际上掀起了世界媒体的报道热潮，各国，尤其是东欧国家的政界、学术界热情地响应，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官方报纸都进行了追踪报道与长篇讨论，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社科院展开了关于这一理论的研讨，部分人甚至将这一理论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这一理论影响力大的让人感觉不正常。

人们不仅要问，不就是承认了矛盾必然存在，集体/社会与个人、普遍与特殊的矛盾永恒存在吗？不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吗？即使斯大林时期不谈，那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秘诀就在这一意识形态内部的张力之中。

笔者在《震荡与徘徊——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央地关系》当中，介绍了马克思对计划经济的论述，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复习一遍，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在马克思这里，计划经济的特点与优点就在于个人与社会、局部与总体的统一：随着生产资料归于作为一个“类”而统一的全体社会成员公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成了无缝的统一，人们就能超越自己的狭隘利益，自觉地用自己地劳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社会不需要通过强制的手段与复杂的机关，人们自己就能知道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实现劳动有计划的分配，即计划经济。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哲学的，**诚如柯拉柯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所说（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哲学水平最高、最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著，推荐读者批判性阅读）马克思在这里持有个人与社会的“归一论”。这种归一论要求的不是“矛盾缓和”，而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最终完全统一。

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鲍威尔章中所做的批评，鲍威尔只知道利己主义与（为了社会）自我牺牲的矛盾，而看不到什么让这两个方面成为了矛盾，如果社会与个人，普遍性与特殊性达成了最终的统一，个人就是社会，那么社会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为社会利益自我牺牲，在我眼里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的事情，没有区别，这就完全构不成矛盾了。

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作品与《剩余价值学说史》等晚期作品当中找到明确的归一论倾向，这部分就留给读者自行阅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要求的统一不止是全面的，更是完备的、无缝的——“社会的需要”直接地是一定的使用价值（物对人的有用性），是由人的劳动生产出的各种不同的物，而不可能直接地是抽象劳动，这才有分配劳动的必要。因此，“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只能解释为作为生产者的个体/部分，完全如同鲁滨逊了解自己的需求一样，了解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一句话，局部与总体的完全统一。

同理，社会利益要想与个人利益完全构不成矛盾，也需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达成完全的无缝的统一，左手倒右手，但凡倒腾时候漏了一点，那就不能说没有区别了，一句话，社会与个人无缝的统一。

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主旨，我们才能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这一毛泽东的“无心插柳”为什么对整个理论体系来说是“重磅炸弹”。如果普遍与特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马克思基于自觉与完全归一论的简单计划经济体系就是不可行的，这无法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万金油片汤话糊弄过去。

**恰恰相反，必须需要有一个政治国家作为强制的普遍利益的环节来外在的调控生产，**正如列宁与布哈林所说，计划经济必然是具有暴力强制特征的。它也就不可能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完全、绝对地优于私有制下由价值规律与盲目性统治的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实际上否认了计划经济绝对优越性的前提——这成为了东欧修正主义经济学者从实践角度拆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起点。

总而言之，马克思虽然以辩证法的观点而著称，但他关于矛盾的观点和绝对的归一论观点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一旦点破这一点，就如同用针刺向由表面张力维持的泡泡，理论的自然发展就会如同水银泻地，七宝琉璃塔拆下来很快就不成片段。

这也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奇景——越是在50年代前以坚定著称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越是积极地发展这一理论，越是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述的重要性，就越会在60年代后成为修正主义者。当我们回溯奥塔锡克、科尔奈等著名的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尔奈甚至晚年连这块贞洁牌坊也不要了）的思想发展历程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原点——正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奥塔锡克在他受毛泽东启发所著的《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当中，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内耗费的劳动与社会实际需要的劳动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尽管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于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但这仅仅保证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无法保证任何具体利益在任何具体时空都相一致。任何一个生产单位，都具有自己的一定独立性，都具有作为局部的一定特殊利益，因此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只顾完成下达的计划而不顾社会/消费者实际需要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有在将他的利益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联系，即交换（市场交换）当中才能解决。这一著作从理论层面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均一性，也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实践为例，在总产值计划与厂子福利与工资系数相挂钩的前提下，由于总产值需要计入原料价格，出现了大量企业争相使用最贵最没必要的原料生产同样产品，甚至故意加大损耗率，破坏生产以完成产值指标，这是祖师爷马克思看到也会暴跳如雷的，毕竟，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地节约劳动，使得每单位相同产品内蕴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断降低，使得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而匈牙利的科尔奈相较奥塔锡克更进一步，他不只是基于矛盾的定性的角度否定了计划经济，更进一步通过量化工具，详细分析了这种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表现。指出了由于预算软约束与投资饥渴等等体制性、根本性问题的存在，计划经济的生产也是非均衡的，也是如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存在着周期性的，甚至更糟。这种周期性根源于官僚协调机制内部系统性的总体与部分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可以见笔者《震荡与徘徊——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央地关系》一文）既是无法消除的，又是高度非理性的。

整个故事在1985年，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形式落下了帷幕，这一年，对现代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科尔奈以他系统化分析矛盾的短缺经济学观点，从学理与政治的角度正面击溃了对矛盾问题羞羞答答，嘴上说着承认，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分析的中国“正统政治经济学者”，推动中国制定了通往“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毛所激励的“好学生”，以这种方式消灭了毛的一大片遗产，悲夫悲夫，呜呼哀哉。

因此，与简单的二元对立观点相反，现实的历史与思想发展的谱系往往是纷繁复杂的，人们永远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现实的问题，而永远不可能超越时代给出永恒的答案——这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论述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我们面对的不是“过去的仇敌”，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发展了的，从它的对立面汲取了大量知识与力量从而在历史中获得了胜利的，全新的现实与问题。**如果沉迷于召唤过去的亡灵以解决现实问题，以为讲一讲语录，万事万物向红太阳问一问就有正确答案，那么驱逐过去亡灵的茅山道士也会追上来，只会是比巴山轮会议更加惨烈的失败——至少当年的“正统政治经济学家”还是能把书背的滚瓜烂熟的。

毛泽东的晚年是忧郁的，一方面，他足够坚定，另一方面，他足够清醒。他非常关注东欧的理论发展，如德热拉斯批判先锋队变质的《新阶级》等东欧著作对他的思想理论发展有重大影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完全知晓东欧受他的理论启发，搞出的“砸烂马家村”的发展。他肯定也知晓就凭当时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水平，几乎不可能成功抵御这些，他的遗产要怎么交？只有天知道。

但是，毛的晚年也是充满希望的，他的希望不在于庙堂之高，而在于江湖之远，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在中国的青年，在八九点钟的太阳身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失败了，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无数的中国青年，会捡起他的旗帜，再次将它搞搞举起，以更高的智慧与勇气继续前行。

今天，历史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历史的任务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尽到了我们都义务。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什么值得吹嘘的“目的”“绝对智慧”，恰恰相反，他会清楚的意识到它不过是一种方法、一种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因此当遇到全新的问题时，他决不会一头扎进故纸堆，以为现实是什么修仙小说，越古越强。

恰恰相反，他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现实的智慧。举个例子，笔者看过许多“左友”在网络争论中大谈特谈控制论在计划经济当中的运用。可是笔者问这些左友是否真的了解启发格鲁什科夫等人的控制理论，答案就很难说。简单来说，控制理论起源于以微分方程形式分析系统响应特征的方法，理解需要具备基础的数理知识，比如微分方程、卷积的理解与使用，Z、L、F这些基础变换，时域频域分析，画伯德图耐奎斯特图等等，都是控制领域的基础知识。一个人不懂这些是不可能理解关于控制论的内容的。如果只是想靠说着自己压根看不懂的东西来辩经来赢赢赢，那在笔者看来既无法为现实做出任何贡献，实际上也无法说服任何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无限共振发癫。这并不是进步。（很不幸的是在当今的高校学生当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无产阶级是随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壮大的，因此不同于各种中世纪破碎化的阶级身份（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萎缩），他从本质上能把握更先进的生产力，负担起历史进步的任务。

然而本质与现实从来隔着鸿沟，必须要人的努力才能在上面架起桥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都要问自己，**我真的理解现实吗？**我是看到一个问题之后就下意识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模版复制黏贴完成一次方便的批判，还是认真地学习，磨炼自己的技能，去不断地把握一些新的东西——即使这些新的东西与我一开始的意识形态不符。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应当崇拜任何理论，就像马克思所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恰恰相反，他能够认识到任何理论都存在内在的矛盾，也必然存在着发展与灭亡，因此诚如卢卡奇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方法，而它的一切具体结论都可以抛弃。必须向前，必须向前，停滞就是死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革命的精神只有涌流，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就比如前面说到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提出的基于自觉的简单计划经济模型是不可行的，这也不意味着整套理论的方法没有价值，恰恰相反，通过引入斯拉法价格体系等新理论，我们完全可以对其进行类似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即使笔者本人并不赞同这一理论，但这总是好的尝试）。

对于实践问题，我们对于现实的经济组织与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同样非常不足，在经济关系空前变动的今天，我们还能拿老的理论解释一切吗？笔者的朋友们写了茫茫多的平台经济，一个个高屋建瓴，恨不得用上最炫最酷最洋的分析，最强的哲学智慧，就差把鼻子扬到天上去了，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去一趟外卖站点的晨会，听一听大家都在干什么，哪怕只是听一听看一看骑手、平台、站长各方之间交织着劳资、血缘、同乡、暴力等等关系，互相制约的复杂博弈网络，真正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哪怕只是皮毛）的文章，笔者也只能搜到寥寥几篇。

这么一个对于再生产的稳定性如此重要的复杂机制没有人研究，那这左在哪里了？进步在哪里了？“大学城左翼”、“香槟左翼”都已经不足以概括这种状态，而是压根与现实不相干，真正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悬浮左翼”。

今天毛主席能带给我们的力量中，最重要之一就是面对现实、回到现实。我们不妨回看青年毛泽东，回看那个恰同学少年，自然而然获得威望成为学生领袖的毛泽东，躬身实践，做出了著名的寻乌调查的毛泽东，在各种意识形态当中不断求索取舍的毛泽东，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跃出的新太阳——毛泽东。

如果我们没能负担起来时代的责任，用“正确的理论”麻醉自己，我们对不起的，恰恰就是拖着病体，隔着时空，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致意，永远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无限希望的毛主席。

是的，东方的红太阳不止是忧郁，而且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金色的太阳仍将照常升起，照耀着这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这太阳，是我，也是你。革命已死，革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