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_风闻

“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

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巨大的增长下行压力。最直观的表现，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预期减弱，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今日中国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剩余经济”时期，背后的机制和深层逻辑，源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重构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质量、结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构建的宏观经济六大供求关系

宏观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的辩证统一。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要求货币供应量及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匹配，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其内在结构，可分解为六大供给与六大需求：

1、商品市场上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供给与需求，关联价格形成、利润实现带来的企业储蓄、投资、扩大再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2、就业市场上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关联家庭人口繁衍、就业、失业、工资、储蓄，与企业利润分割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3、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同于市场等价交换，这里是政府主导的非商品交换，对应税收财政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工具；

4、金融市场：基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贷货币发行，对应物价和利率变动、流动性变化，通胀、通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货币政策及货币流通管理；

5、金融市场：基于国家信用的国债货币发行，对应财政预算、税收、利率、物价变动、通胀、通缩，依赖于政府干预机制的财政政策及中长期货币流通预期管理；

6、国际贸易进出口市场，对应外汇供给与需求、汇率变动。

以上六组供求关系，前3组反映实体经济运动，构成宏观经济“商品和劳动力总供求”；第4、5组是以实体经济为锚的货币流通，构成宏观经济“货币总供求”；第6组涉及跨国实体经济与外汇货币流通。

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对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都具有购买力。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基于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购买力不足，那么通过信贷扩张或发行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形成有效购买力，平衡供求关系。所以，货币的衍生功能之一，是撬动实体经济供给侧或需求侧、使之达到平衡的杠杆和工具。

然而，货币供应是有“软边界”约束的。货币发行量以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的内在价值为锚，但又具有伸缩弹性，可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脱离实体经济，这就潜伏了价格波动、通胀、通缩、流动性、经济周期等一系列问题，使宏观经济运行变得有活力而又复杂。

公共产品供求的非商品交换属性，使税收以外的价值难以准确计量、无法计入GDP，这就使以GDP为主要变量的宏观经济总供求分析出现缺口，但也给政府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货币、干预宏观经济提供了“隐形之锚”。

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六组供求关系的总和，每一对供求关系都因货币流通的联结而成为牵一发动全身的变量。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有效抓手，但不能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割裂开来，过度关注货币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也不能孤立、片面地强调某个供给侧或需求侧，必须把它们作为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整体，既要进行解构分析，更要做好总体把握。

（二）实体经济的供求结构：家庭与企业互为供给与需求的

市场经济运行底层逻辑

（1）“两种生产+两个市场”的辩证运动

所谓两种生产，一是以企业系统为主体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生产；一是以家庭系统为主体的人口劳动力生产。

市场经济下，企业产品和家庭劳动力都变成商品，双方互为供给与需求，以货币为媒介、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换，见下图：

                                                                                                 图1  两种生产辩证统一运动的理论分析模型

家庭与企业是两个不同产权主体，家庭拥有劳动力人力资本，基于自然法形成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以生活消费为前提进行人口人力资源再生产；企业拥有生产资料，基于人为法发展出了私有制、公有制、混合所有制，以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为前提进行商品和服务再生产。

家庭人口繁衍，需要企业产出的消费资料；企业进行生产，需要家庭产出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如果没有货币，双方进行物物交换，但在市场经济下，劳动力与企业产品都变成以货币标价的商品，通过商品市场（第Ⅱ象限）和就业市场（第Ⅳ象限）进行交换，交换标的物是劳动力与企业产品，交换媒介是货币。

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两个市场交换，把企业生产（第Ⅰ象限）与家庭人口繁衍（第Ⅲ象限）连接起来，构建了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无限循环的辩证运动。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

（2）商品市场：“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

图1第Ⅱ象限代表商品市场，Y轴为企业供给侧；X轴是家庭需求侧。

商品市场的交易分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供给侧是一些企业，需求侧是其它企业构成的“中间需求”；另一类是生活资料，供给侧是企业，需求侧是家庭构成的“最终需求”。

“中间需求”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最终需求”。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最终目标还是家庭生活消费。

需要澄清两个观念：

一是生活消费。

消费有两项功能：第一，消费也是生产，即“消费的生产”，产出一定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人口，其中劳动适龄人口进入第Ⅳ象限就业市场，构成劳动力人力资本供给侧，其他人口也是人口红利的组成部分。第二，消费过程是对企业产品和产能的消化过程，帮助企业实现利润以进行再生产；扩大消费，可以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形成两种生产正反馈的良性循环；消费萎缩，则形成两种生产负反馈的恶性循环。

二是使用“需求不足”这个范畴时，一定要注意它的不同含义、内在结构、成因及后果。从实体经济看，商品市场的总需求=内需（消费+投资）+外需。内需不足包括家庭消费不足和企业投资不足。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是指以货币为媒介、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实物需要。家庭需求不足，原因是工薪收入及资产性收入不足，导致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进而导致消费不足、人口再生产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失调。

家庭支付能力不足，从企业视角看就是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不能实现利润转化成资本积累，阻滞了投资和再生产。由此又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对于家庭就是失业，是劳动适龄人口供给过剩，由此形成负反馈恶性循环。

可见，所谓内需不足，归根结底是家庭工资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不足导致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最终需求不足。

（3）就业市场：工资、就业与通胀、通缩

图1第Ⅳ象限代表劳动市场，Y轴为供给侧，X轴为需求侧，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交叉点是均衡工资。

工资是劳动力人力资本价格，功能之一是调节劳动供求关系；功能之二是在与利润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完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工资的形成，通常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工会是提高劳方集体议价能力的组织。政府通过规定最低工资、公共假期等方式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避免因工资与利润分配过分悬殊引起社会不稳。

充分就业标志着劳动适龄人口供求平衡，失业则是因劳动供求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失衡造成的，是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果。

劳动市场供给侧关联的是家庭系统的婚育、教育、医疗产出的人力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需求侧关联的是企业系统的数量、规模、产业结构和分布所提供的工作岗位。

工资或薪酬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价格，被计入了GDP，但失业者则不同。失业通常是指被动失业，被动失业者“选择”失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工作的“机会工资”，它不会计入GDP。在家庭系统还生活着大量非就业人口，作为人口红利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潜在价值，但同样无法计入GDP。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资、就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一般认为，短期内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即失业率降低则通胀率上升，因为工资增长可能推高通胀；反之，失业率上升导致工资下降，则可能引起通缩。但不能僵化地理解这个关系，需要结合实体经济的具体情况，考虑企业利润、投资、储蓄，以及物价和利率变化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谨慎地寻求充分就业与通胀或通缩的平衡。

（三）公共产品供求：宏观经济中的非商品交换

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派生出对第三种生产——公共产品生产的需求。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主要不是靠市场，而是由政府有形之手主导，或者由政府外包、向私人购买，有着与市场机制不同的运行机制。

私用商品如食品、衣服、私家车，基本属性有三：一是“消费排他性”；二是竞争性；三是成本-收益的一致性。私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通常是在产权明晰前提下，由参与市场的不同产权主体通过充分竞争定价，价格受市场机制调节，计入GDP。

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法治秩序、社会福利、市政基础设施等，有着与私用商品不同的三大属性：一是“消费共享性”；二是非竞争性；三是“成本内化、效益外化”。三大属性决定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家庭和企业，缺乏足够动力和能力去生产公共产品。私人慈善行为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因此，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只能由政府主导，所需费用由政府依托国家机器强制征税，以财政支出方式产出。家庭、企业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居于需求侧，履行纳税人义务。

基于征税、纳税的公共产品供求，本质上是非市场定价、非商品交易。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公共产品价格，那么，税收就可以用货币来计量，计入GDP。

然而，税收并不能包含公共产品的全部价值。例如，计划生育作为一项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其效果需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如何计算其价值？有没有价格？显然，部分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可计量，无法计入GDP。

营商环境，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法治秩序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公共产品，但怎样对营商环境进行估值、定价、计入GDP？

问题还在于，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用产品”之间的过渡地带，存在大量“准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文化、科技产品，这些产品不同程度上采取“准商品”方式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价格具有一定弹性和不确定性，要精准计算各个环节产出的价值并确定其价格是很困难的。

另一个问题是，一定条件下，私人和非政府部门也可以供给公共产品。例如，杰出人物创造的知识产品和文化产品，过了专利保护期就由私有产权转化成公共产权，成为人类文明共有存量财富，人人可以免费使用、搭便车，由此产生的价值不会显现为价格，因而同样不能计入GDP。

公共产品有好也有坏。好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坏的公共产品（如错误政策、环境污染）祸及全社会。如何衡量和计算公共产品正效应或负效应，也是宏观经济均衡管理不能不考虑却难以计算的变量。

公共产品供需虽是非商品交换，但也有个数量、质量、结构、时空分布的供求平衡问题。因公共产品供求失衡造成宏观经济失衡，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典型案例，是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过了头，造成房地产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产能过剩。

私用商品与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形成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私用商品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由市场定价，实现价格均衡。这里的问题是，市场失灵引发经济危机，在造成巨大破坏并经历经济周期后才能寻求新的平衡。

为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破坏，产生了对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于是，公共产品就派上了用场，有了用武之地。

公共产品供求，主导力量在供给侧，由政府有形之手掌控，取决于政府治理能力，具有政府主观性。需求侧的家庭和企业是被动接受者，即使不欢迎某些公共产品，也无法拒绝，但总会以某种方式反馈，只是这种反馈链条长、速度慢，导致矛盾慢慢累积，一旦矛盾激化，就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是政府失灵。

为防止政府失灵，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就不能随心所欲，必须符合家庭和企业两种生产良性循环的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这是公共产品与生俱来的使命。

公共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刚需，因而是宏观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但税收无法涵盖全部公共产品价值，准公共产品无法精确计量价值，这就给宏观经济总供求注入了极大弹性和不确定性。

然而，正是这种弹性和不确定性，给后文将要讨论的国债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规模，提供了广阔想象空间和巨大腾挪余地，显示出政治对经济、政府对市场的巨大影响力。

（四）“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基于货币流通的市场与政府互动机制

宏观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互动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集中反映在“三种生产”的错综复杂运动之中。

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分析，是把作为实体经济的家庭人口生产、企业商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与作为媒介的货币流通整合在一起，如图：

                                                                                      图2  “三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

宏观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的融合，也是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交互作用的互动过程。

从实体经济看，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家庭系统、企业系统、政府系统三个不同产权主体推动的，对应人口劳动力再生产、商品和服务再生产、公共产品再生产。三种生产的动态过程，都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内含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三个供给与三个需求加总，构成实体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

货币作为物品流通介质，把实体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连接起来，构成了锚定于实体经济但又不同于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旨在满足实体经济商品交易与非商品交易的需要。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对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都具有购买力。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可以通过信贷扩张或国债发行，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形成有效购买力，平衡供求关系。

货币供应量有其内在规律，要受多种因素的硬约束和软约束。

首先，货币发行量受制于实体经济，以实体经济的商品总价值（包括劳动力商品总价值）为锚。供应量过大、流通的货币过多，会引起通胀；反之会引起通缩。

其次，实体经济中的公共产品供需，属于非商品交易，有许多是无法计价的，这就使以GDP为主要变量的AD-AS分析存在巨大缺陷，但也给政府发行国债货币创造了空间，使货币供应总量有了腾挪余地。

第三，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未来心理预期乐观或悲观，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储蓄，因而也是影响货币发行量和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变量。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包括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银行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政府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考察货币发行量，必须厘清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联系与区别。

相同的是，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进入金融市场，两者交融在一起，成为货币总供应量的组成部分，共同影响利率的形成，并通过加息或减息调节货币的流动性；不同的是，两者的信用属性和功能有着重大区别。

信贷货币以实体经济商品总价值和商业信用为锚，发行规模受家庭储蓄+企业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量入为出，由市场机制调节，反映短期货币供求关系。

国债货币奠基于货币发行主权、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为锚，具体内容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失业者的“机会工资”、不可计价的公共产品、科技进步的潜在增量价值、待开发土地或资源的潜在增量价值，等等。

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发债规模，应与隐形或潜在的未来价值增量相匹配，反映政府对未来宏观供求均衡的预期，是政府以出售债券发行货币的方式，对未来宏观经济供求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均衡只是假设，失衡与均衡的钟摆运动才是常态。

实体经济中，失衡与平衡的钟摆运动，一方面是家庭系统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企业系统的技术进步、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变化，两种生产始终处于相互适应与不适应的钟摆运动之中。

第三种生产——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则从上至下影响着两种生产平衡。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公共产品的意义，在于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两种生产良性循环。国家政治文明和治理能力变化，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变化，是调节两种生产钟摆运动的纵向“政治变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考虑到国债货币与信贷货币的不同属性，对宏观经济总供求进行均衡管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一系列尚不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颠覆性理念：财政是创造国债货币的工具，财政赤字货币化、支出先于收入，目标不是收支平衡，而是充分就业。这些理念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因为它事关政府能否充分发挥国债货币功能对宏观经济的未来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赤字货币化并不适合所有经济环境。在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中，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但在我国目前产能过剩、内需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有效金融工具。

财政赤字并非无源之水，在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锚定物。财政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找到这些锚定物并予以科学估值，据以发行国债，使之与财政赤字相匹配。赤字是花未来的钱，需要立足现在寻求与未来预期的平衡。

总之，基于货币流通的市场与政府互动机制，把人类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家庭人口、企业产品、政府公共产品三种生产的矛盾统一运动，以及工资、利润、利息、税收、赤字、就业与失业、通胀与通缩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共同构建起庞大无比的宏观经济总系统。总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都扮演着自己特有的角色、发挥特定功能，而利率变动直接影响通胀或通缩、充分就业或失业，更被看作是判断与调控实体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是否健康的晴雨表和抓手。

（五）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

从“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全方位全视角看，我国经济目前存在两大症结：

一是在实体经济层面，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供给）过分偏爱企业生产而忽视家庭消费，背离了公共产品供给必须符合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由此造成“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二是在货币流通层面，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低利率环境营造了信贷繁荣，但投资过多流入房地产业，推高房地产价格造成资产泡沫，挤压了非住宅消费，导致生活消费的内在结构严重失衡，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两大症结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人”的发展落后于“物”的发展，生活与生产的关系被颠倒了。

（1）“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如果说，企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产权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那么，家庭再生产过程，就是“生命力”与“生活关系”的辩证运动。“生命力”反映人口繁衍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生活关系”反映人口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其产权基础是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个人私有制”。

用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观点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企业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了世界工厂，生产和供给能力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超越国界达到世界各个角落。然而，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并没有同比例增长，近年来更出现了终端需求不足和消费降级，陷入了一种“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表现为人均GDP持续走高的同时，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未能同步增长。有学者计算，2012年-2022年，我国GDP从53.86万亿增长到121.02万亿，增长1.25倍；2022年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46.23万亿，占GDP的38.37%，仅比2012年提高3个百分点，与全球54.91%的平均水平相比，则有16.54%的差距。（林采宜：《中国居民消费地图》）。

从实体经济层面看，“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表现为企业投资过多导致产能过剩，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突出表现，一是房地产泡沫，商品房大量剩余；二是失业，劳动适龄人口大量剩余。“两个剩余”背后，是社会福利、医疗、教育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和工作岗位供给的结构性不足。

问题的要害，在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严重脱节，在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下降、男女性别结构失调、年轻人婚育意愿减弱、出生率降低少年儿童数量减少。老龄化叠加少子化，人口发展在数量、质量、结构方面都出了问题。

人口总量减少而人口结构失衡，构成了对实体经济总需求的硬约束。应对之策，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在人口总量达峰不可逆条件下，追求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

然而我国的现实是，对“物”的投资过剩，对“人”的投资严重不足；家庭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投资增长，“人”的价值估值长期落后于“物”的价值估值。

家庭收入不足，导致生活消费和人口再生产滞后，破坏了两种生产良性循环，这已成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房地产泡沫：从信贷繁荣到信贷衰退、流动性危机

“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本质，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反应到货币流通上，突出表现为信贷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行业：在供给侧，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开发商加杠杆大规模举债，形成房地产的资产泡沫；在需求侧，家庭在收入不足条件下，加杠杆撬动未来收入，急剧扩大了家庭负债。

房地产泡沫下的住宅商品供过于求，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家庭缺少以货币收入为支撑的有效购买力。贷款买房的家庭把有限资金投入期房，挤压了衣、食、娱、游、用，科、教、文、卫、体等其它消费，导致人口再生产紊乱，干扰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发展的自然规律。

全球化时代，大量出口消化了企业的部分过剩产能，“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现象并不明显，很少引起注意；但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出口不畅，危机就日益凸显出来了。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时，合乎逻辑的对策，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降低流动性，提高利率以收缩信贷，目的是去产能。然而，这里的悖论是，降低流动性、紧缩信贷，同样会压低消费需求。

于是出现了一个诡异现象：政府为刺激消费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总量，却被流动性减慢冲淡了效果。背后原因，是家庭对未来预期趋向悲观，不愿消费或降级消费，宁愿增加储蓄应对不时之需。企业对未来预期也趋向悲观，不愿投资，即使拿到贷款也“反存银行”吃利息，或在股市、债市、汇市及其它金融衍生品市场滚动，回避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为什么人们对未来预期转向悲观？从货币流通层面看，是因为银行信贷从“信贷繁荣期”进入“信贷衰退期”，产生了流动性危机。举个例子：

2008年，感受了北京奥运会盛况后，老王贷款100万在京城北四环内某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到2018年，同一套房的使用价值没变（如果计算折旧其实是贬值的），价格却涨到了900万。老王卖了房，不但还清贷款，还赚了一笔。无数个类似老王赚钱的财富效应，不断叠加扩散，让人们对未来预期充满乐观。开发商加杠杆大举借债造房，消费者或投资（机）客加杠杆借钱使劲买房，推动银行信贷高度繁荣，债务扩张与财富增长进入正反馈循环：借债越多，赚钱越多。

然而，房地产泡沫过大，总有破灭的一天。一旦房价由升转跌，债务与财富的互动，就进入了负反馈循环。债务违约的尽头是破产，破产效应不断叠加扩散，让人们对未来预期转弱，宁可增加储蓄而不愿借债，导致银行信贷紧缩、进入衰退期，陷入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货币杠杆对实体经济调控功能的削弱甚至丧失；突出表现，是信贷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流动性较低的M2占比快速增加。虽然货币发行总量扩大，却未能遏止通货紧缩倾向，利率变动对资金供求的调节能力下降，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都无法把资金“赶”出银行。这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货币政策也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政府财政再不出手，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趋势，将对经济社会造成长期损害。

一言以蔽之，实体经济“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引发了货币流动性危机、通货紧缩，人们对未来预期变得悲观，家庭不愿或不敢花钱消费，企业不愿或不敢投资扩大生产，两种生产陷入负反馈不良循环，不仅严重影响了家庭人口再生产，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系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这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病根所在。

（六）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六大举措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须对症下药进行治理。

如果仍然秉持单向度片面思维，仅仅关注生产力、供给侧，那么，拿出的解决方案永远跳不出投资拉动的窠臼，“刺激”消费也仅仅是为了拉动生产，结果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但从三种生产的辩证运动和均衡发展来看，需要从以下六方面对症施药：

（1）跳出“重生产、轻生活”认识误区

在观念层面，我国社会长期遵循“重生产、轻生活”思维，颠倒了对人的生活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的认知。究其原因，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旧唯物史观有关。

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有其道理；但在“过剩经济”环境下，“重生产、轻生活”就显露出忽视人、忽视人的生命力的错误思维本质，不仅遏制消费，也因消费不足导致需求不足又反过来制约生产。

旧唯物史观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缺失了对三种生产辩证运动的考察。显然，旧唯物史观需要更新了。决定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不是单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是“三种生产+时间”的矛盾统一运动，外部则受自然环境制约。从这个判断出发，可以发展出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2）体制改革：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改革大方向，是在现有制度基本框架稳定前提下，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提高家庭权利和企业权利权重，激发家庭和企业的更大活力和创造力。笔者在《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导论一文提出，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大三权”分立与制衡，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把经济机制与政治机制联系起来，是当代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制度安排。

在“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中，家庭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追求基于工薪收入的幸福最大化；企业是生产资料各要素的产权主体，追求基于资本和要素投入的利润最大化；政府是作为公共产品基石的权力的产权主体，追求基于社会稳定的权力最大化。

最大化只是主观期望乃至贪念，客观上三者目标既矛盾又依存、互为最大化边界，通过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约束彼此行为，三方互动达到平衡，标志着实体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

优化“权利”与“权力”的配置结构，旨在形成家庭生命力、企业生产力、政府治理力的“三力制衡”，促进家庭、企业、政府在法治规则约束下进行合作博弈实现共赢，确保家庭人口再生产、企业商品再生产、政府公共产品再生产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详见笔者另一篇文章“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导论）。

（3）分配改革：兼顾增量财富分配与存量财富再分配

“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在分配上的表现，是家庭工资收入和福利增长，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扩张。从这一判断出发，就可以找到分配制度改革的理由和方向了。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力求劳资双方力量平衡，使两种生产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激励的正向循环。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加杠杆增发国债，大幅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投入，旨在促进已经滞后的生命力发展，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的历史性转折后，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住房分配改革。鉴于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且短期内无法恢复平衡，加速建设公租房是有效对策之一，但更公平且有效的举措，是给刚需购房者减免房贷或直接发放购房补贴，快速增加家庭存量财富、藏富于民。与此同时，开征房地产税、重塑税源税基结构。这样做有充分理由，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福利分房成为家庭的主要资产，极大提振了居民幸福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分配分为增量财富分配、存量财富再分配两个方面。前者是在做大蛋糕基础上的分配；后者是对现有蛋糕的再分配。

存量财富再分配改革，是极为重要且极为敏感的重大改革，不仅涉及现有利益调整，更涉及重塑国家税源税基结构，集中反映在住宅分配上。当年福利分房、今日购房补贴，本质上都是存量财富从国家控制到藏富于民的变革，一方面帮助家庭去杠杆减债务，另一方面通过开征房地产税，使地方政府彻底摆脱土地财政无以为继但又缺失新税源的困境。

存量财富再分配，绝非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而是盘活国家控制但缺乏流动性的存量财富。从宏观视角看，是国家社会在“蛋糕”大小不变的前提下优化结构和分布、开拓新税源、增加政府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但从微观层面看，商品住宅是今日中国家庭最重要的存量财富，再分配必然引起人们实际利益和心理欲求的强烈波动。为避免利益冲突引发社会不稳，需要依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设计积极稳妥的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变国家控制为藏富于民、重塑税源税基结构”，找到既利国又利民的改革路径。

（4）产权制度改革：资本社会化与全民持股

分配改革的尽头是产权改革，理想目标是“资本社会化”和“全民持股”，让人民成为资本所有者，直接决定分配。

与三种生产相对应，产权包括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产权、企业要素资本产权、国有资本产权。产权制度改革，涉及三种产权及其各项权能的法律地位确认，以及它们的交易方式和结合方式，旨在形成三种产权相互约束相互激励机制，在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激发产权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的产权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关键之一，是推进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企业要素资本的优化组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社会化，即把企业资本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资本所有者。上市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的产权结构，早已超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陈旧思维。通过资本社会化，逐步实现全民持股，让家庭同步分享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红利，从而把企业生产力发展与家庭生命力发展直接联系起来。

我国现存大量国有企业，就其产权属性来看，本质上就是国家代表全民持股，是全民持股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但存在缺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难题，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重塑消费理念，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协调发展

一方面，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在中低端消费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高端消费同样有广阔空间，需要培育消费的梯次增长趋势，这对于两种生产螺旋式上升发展更具意义。

许多人曾经把游戏、动漫这类东西，与玩物丧志的颓废思想相联系。然而，AI的迅猛发展，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与游戏产业、动漫产业的发展有关。

这就启发人们，必须更新传统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升级。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旨在提高消费品级：一是从中低端的温饱型生存消费，向中高端的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二是从相对有限的物质生活消费，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例如情绪价值消费、心理健康消费、知识消费，等等。

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需要破除陈旧消费观念，拥抱新型消费观念，发现新的消费品类、鼓励新的消费增长点，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谷子经济”的兴起，或许就是一个趋势性现象。

（6）重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上述（3）（4）（5）项改革，需要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匹配，才能有效推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在货币运动上的反映，展现了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分野与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遵循市场规律，资金流动以利息为导向，追逐机构或个人私利，哪里赚钱往哪里跑。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逐利的商业银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可避免会在信贷繁荣与信贷紧缩、降息与升息之间做长时段钟摆运动，与经济周期形成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

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由政府控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与权力巩固息息相关，这正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区别，还在于锚定物的不同因而发行规模不同。信贷货币发行规模受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发行空间相对有限，过多会引起通胀，不足会引起通缩；国债货币的锚定物包括“机会工资”、不可精确计量的公共产品、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和待开发土地的潜在价值，等等，发行空间和弹性比信贷货币大得多，其规模以不引起恶性通胀、实现充分就业为标准。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要进入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可以无差别通过加息或减息加以调节，而利率管理是央行的职能。此外，股票、证券及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也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与财政部门就有个分工合作问题。财政部门的职能，在于寻找国债的锚定物并进行估值，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债和赤字规模，并以征税方式回收货币、干预货币发行量；央行购买国债使之转化成商业银行信贷货币投放市场，旨在增加国债货币流动性并通过利率管理来调控所有货币的流动性。

货币流动性与货币发行量是两个不同范畴。央行的职能在于通过利率变动调控流动性，但不能决定国债发行规模的货币供应量。

利率变动影响货币流动性。M0、M1、M2是流动性不同的货币，利率变动可以调节流动性不同的货币的占比结构。加息是为了减缓货币流动，使部分货币回流到商业银行，防止经济过热；减息是为了加速货币流动，释放流动性，防止经济衰退。

在当前流动性危机环境下，央行应通过减息增加流动性，改善人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但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发力，关键在于国债货币的发行规模和用途。

国债发行规模，取决于财政部门对一定时空范围内“隐形锚定物”的确认及估值；国债创造的货币流向和用途，在“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经济环境下，应更多投向人口人力资源再生产所需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领域，使相对滞后的人口再生产赶上生产力水平。这将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重拾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促使家庭乐于消费、企业敢于投资，推动生产力与生命力走向正反馈良性循环

从更长远的战略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必须综合考虑家庭人口、企业产品、政府公共产品三种生产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旨在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

（七）AI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猜想

AI革命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同时也带来巨大风险，它会不会使“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更趋恶化，颠覆企业与家庭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并摆脱政府监管？一个恐怖的声音说：大自然既然可以创造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假人类之手创造更高级的生命和文明？

悲观者认为，AI革命超越工业革命，将取代人类大部分工作。多数人不工作就可以丰衣足食，给吃给喝就行了。如果人类进入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充分福利”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社会还能持续吗？

乐观者认为，AI只是人类创造发明的又一个工具。历史上早就有过“机器排斥工人”危机，但每次技术进步在淘汰旧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人性决定了人类必然会发展出相应的制度、法治和道德规范来管控AI，确保AI始终由人所控制，为人类所服务。

在AI革命引领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或将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时代，不仅基本的衣食住行用游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具备了全面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的条件，社会可能演化成一个“充分福利”的“懒人社会”了。

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不再是问题，分配才是问题。但在分配问题上，人类仍将面临无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人的物质需求有限但精神需求无限。人类需求从低层次物质需求逐级向高层次精神需求转变，或许有一天可以在物理空间向火星移民，但人的精神想象早已超越火星走向无垠宇宙。人类社会内部，攀比性、竞争性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对权力和影响力的追求，基于人性而永无尽头，导致彼此争斗甚至冲突和战争。AI能不能制止战争？抑或火上浇油？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悖论。效率产生于竞争，没有市场竞争就没有效率，但市场竞争一定带来分化和不平等。其原因，不是因为基于人为法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基于自然法的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

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通过“资本社会化”来解决，例如全民持股；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是大自然赋予个人的私有权利，除非消灭人的肉体，否则永远不可改变。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能力不同，只要有竞争，即使机会绝对平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犹如百米赛跑，同一起跑线出发，到达终点总是有先有后。如果强制一起撞线，谁还奋力争先？

AI时代的财富分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大数据、算力、算法的认知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会被极少数科技狂人或大公司垄断？财富分配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认知或“涓滴效应”？

不平等带来社会分化和动荡，需要分配公平来维护社会正义。人们曾提出一个美好想象：按需分配，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如果“需”是个人无节制的欲望，而欲望在相互攀比中是永不满足的。所以，“需”是有边界的。

相对公平的分配，仍有赖于两个制度机制：一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机制；二是政府基于市场底层逻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求机制；还要在社会文化和心理上找到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平衡。

基于此，可以想象：AI时代，货币仍是有效购买力和分配工具，尽管其形态可能发生变化；宏观经济均衡仍有必要，三种生产仍有一个协调发展问题；还要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

处理AI时代的社会难题，需要更深刻的哲学思维和价值观，选项之一是和合主义。和合主义或能为解决AI时代的新问题开拓一条创新路径，相关思考，另文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