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热搜，不是张译一个人能摆平的_风闻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回避。

前天，一条热搜找上了张译——

原因是去年张译主演的《他是谁》，其中一个案件与“南大碎尸案”接近，家属认为一些情节不尊重受害人名誉。

要求公开道歉，并撤下相关内容。

而喊话主演张译，是希望更多人关注此事。

这么看，其实并不是张译的事。

真正的矛盾在于——

影视改编和真实案件， 能否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天从这个热搜说开来。

01

“南大碎尸案，”是在90年代的刑侦案件里属于破案难点极高、作案手法凶残的案子之一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消失10天后，被人发现已经成了2000片的碎肉，并且尸体也被加热至熟。

因为离奇又悬而未决，在网络上不断被重提。

各种解说视频，网络分析贴，都在疯传。

其实，这个案件不是第一次被改编了。

在1998年，王大进将此案写入中篇小说《纪念物》，并在《收获》上发表；

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2·宿命》也以此案件为原型；

2016年，实验性网络广播剧《寻找刁爱青》，开创“追案剧”……

然后就到去年的《他是谁》。

还原案情。

包括，在网上所流传的遇害人常听摇滚乐等爆料，也都被放在了电视剧里。

而让家属最不满的一个细节是。

剧中“余艾芹”一角，私生活上受到指摘。

这场纠纷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而于此同时。

真实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都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第八个嫌疑人》《除暴》。

最近的《我是刑警》，就同时涉及“1·28”持枪抢劫案、鹤岗团伙粮库盗窃案、黑龙江母子被杀案、周克华案和凯里爆炸案等等。

而这些真实案件的影视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观众所期待的。

真实与虚构。

原型与作品。

类似的冲突也许还会越来越多。

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合理的边界呢？

02

《他是谁》因对受害者的私生活改编而在剧作层面陷入争议，不是孤例。

2014年，陈可辛的作品《亲爱的》上映。

这个讲述人贩子的妻子将被拐儿童养大，出狱后“进城寻子”的故事，在当年引无数观众泪下，同样改编自真人真事。

女主角“李红琴”，原型名叫高永侠。

当年陈可辛为了拍摄高永侠的故事，特地找到现实里被拐儿童的生父帮忙联系，并获得高永侠的许可进她家拍摄了一些东西。

这也是《亲爱的》映后花絮的由来。

但在电影上映后，高永侠却宣称要告制作方侵权。

因为她并没有被告知电影里的角色增加了“给记者下跪”、“与别人睡觉”这样的虚构情节，让她在现实生活中遭别人指指点点。

导演陈可辛也承认，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和高永侠接触太多。

对于高永侠的侵权指控，他表示：“如果对某个人生活造成影响，我代表剧组和自己向她道歉。”

无独有偶。

一部迟迟未上映的电影《操场》，改编自2019年的“操场埋尸案”，因为在家属授权方面出了问题，争议一度爆上热搜。

受害者的妻子在获悉电影即将开拍后。

表示自己和其他亲属虽然对事件改编成影视作品并无异议，但并未收到制片方的授权申请，哪怕委托了律师帮忙维权，但对方依然毫无动静。

未获授权而拍摄。

不少网友对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容忍，电影又饱受选角争议，上映遥遥无期。

真实事件改编，是否一定要经过当事人或家属授权呢？

其实，目前的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

只是规定——

对于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若文中针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

在传统观念里“死者为大”，一旦发生纠纷，大众的情绪更容易站到受害人和家属一遍。

但就算不涉及悲惨的命案。

哪怕是正面赞扬的影视作品，也可能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比如《我不是药神》。

电影上映后，原型陆勇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表示自己从未授权给片方。

豆瓣9.0的《后翼弃兵》。

因为一句台词——

女主哈蒙在对战苏联对棋手时，解说员说到：“苏联有诺娜·加普里达什维利，但她是女子比赛冠军，从来没有和男性较量过。”

诺娜·加普里达什维利于是向Netflix提起诉讼，指控该剧“性别歧视和历史不准确”。

因为其在当年已经至少与59名男棋手比赛过。

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影视改编获得原型的授权。

这更像是片方自己的考量。

如果不获取授权。

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比如诉讼赔偿，或者舆论对口碑的影响。

除了被动等待风险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主动承担点什么呢。

0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已经成为是电影宣发时必打的卖点。

而观众对于这类型的电影，也是趋之若鹜，毕竟这类的故事自带流量，像是去年突然定档又撤档的《远航》，就是根据“山东鲁荣渔2682号惨案”改编。

33人出海，其余22人全在船上被杀，最后只有11人活着回来。

这案件本就是“全员恶人”，程度堪比恐怖小说、电影，此后，也有不少改编这个案件的电影，比如《祭海》《死亡船》《深海迷航》《死亡船》……

而导演翁子光当年也准备着手拍这个故事，并取名为《海祭》。

但，在如今何时能开拍，都还是遥遥无期。

真实的故事不好拍。

我们是知道的。

正因为导演要还原故事的真实性，在尊重这个故事的社会意义还要注重其人文关怀。

才让“真人改编”的故事总容易被“真实”掣肘。

就算是有诸多限制。

但，还是有些不错的罪案改编的电影。

这里不得不提到2015年的港片，《踏血寻梅》。

电影原型，是08年著名的“雏妓碎尸案”。

来港的14岁少女王佳梅，被嫖客丁启泰杀害，碎尸。

一开始，导演翁子光并没有在电影里避讳血浆和裸露，尺度是完完全全的“三级片”。

但他为什么没有落入“消费死者”、“美化奇情”之嫌？

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翁子光在采访中曾提到的——

对于“奇案”的处理方式，影视改编最要不得的不是大尺度，不是逼近审查红线。

而是如何不草率地对待受害者，不是单纯向观众们展示一场命案的发生，用受害者和家属的血泪为票房赚吆喝。

他说：

“奇案是个伪命题，把受害者故事拍出来，某种程度上能让其他经历悲剧的人释怀，疗伤，理解到再沉痛，再艰难都要活下去，才是重点。”

“家破人亡的当事人如何自处，那些复杂思绪才是要细诉的。”

关键的不是不去触碰伤口，而是触碰的姿态。

因为伤口再旧，也有仍在为它流泪的人。

借影视的力量传递人文关怀，甚至用受害者的故事引发社会思考。

这些看起来“麻烦”的后续，却是今天我们所争议的，“奇案”改编的根本。

就像电影里，哪怕血浆多，性爱多。

但面对王嘉梅（原型名字：王佳梅）这一主角被杀之前的生活描写更多。

通过翁子光的镜头，我们看到是一个来港的大陆少女，因为身份和地域的诸多不融合，经历了一系列与这座城市的舒展所背道而驰的个体的挛缩。

原生家庭的阵痛。

佳梅闹情绪后，妈妈反手就是一巴掌。

“谁叫你穷”，成了佳梅来到香港的“原罪”。

物质条件的渴求。

精神的空虚，对爱情的向往。

电影里用一个“买耳环”的细节，讲述了王嘉梅内心最深的诉求。

她用卖淫的钱去商店买下一对昂贵的耳环。

用一种小女生的心态，试图证明自己已经漂亮、成熟地完成了社会化，融入了这个光鲜的城市。

直到被杀前，她终于脱下这对耳环。

也脱下自欺欺人的希望。

影片的最后，导演翁子光也通过男主的口，表达了对王佳梅家人的共情，与对逝者的哀悼。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翁子光刻画王佳梅这个角色时，并没有脱离她所映射出来的社会背景。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之下，像王佳梅这样年轻的生命，被如此轻易地吞噬殆尽，是她在这个城市中感知的巨大迷茫，她迅速抓住了这个城市最表层的浮华，却无力承担其背后的污秽。

她的死，也在某种程度反映了社会对于“外来人”的漠视，以冷漠，以格格不入的姿态，将王佳梅排除在外。

神剧《黑镜》的编剧查理·布鲁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越来越不满基于真实的犯罪拍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当一部被打上“真人真事”改编的剧很受欢迎时，往往它反映的不是真实，只是用黑暗面的标签吸引了一帮空洞的观众而已。

而最让Sir记忆深刻的，是《踏雪寻梅》的女演员春夏在获得金像奖后。

获奖感言除了感谢团队、感谢父母，最后也提及了电影涉及的真实事件，以及那个真正的受害者。

谢谢远方的王佳梅小姐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对面对真人真事？

是因为伤痛，就必须尘封。

还是在揭开伤痛，同时用关怀和治愈，尝试阻止伤口在社会中滋生蔓延？

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

在今天资讯越来越密集，传播迅速，真假信息也鱼龙混杂的当下，一桩血案怎样才能免于被廉价地消费。

透过它，追问那个无法告破案件的时代，与笼罩在彼时阴影下的社会群像。

这是旧案重提最基础的意义，也是文艺创作理应拥有的追求。

最后。

希望南大碎尸案早日告破。

逝者也好，家属也好，都能得到迟来的正义。

在这一天到来前，整个中国社会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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