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特训学校的心理老师_风闻

来源：触乐

空气寒冷，阳光温暖，孩子在不远处玩耍，她就那样看着。

徐秋菊在两个故事里出现。

第一个故事里，她是“72岁农民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当事人的女儿，父亲第一次写信希望离家出走时写了一份申请书，只有她在结尾签上了同意；第二个故事关于一所类似“网戒中心”的特训学校，2022年，她以心理老师的身份意外入职这里，目睹多位未成年学生遭受殴打和虐待，次年11月，她和家长们一起，携带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两个故事里，她看起来都很开明和勇敢。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2022年9月27日

营地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景区里，这里距市区70公里，自驾抵达需要大约1个半小时。下车步行的时候，徐秋菊的心情很好，很开阔，带着强烈的憧憬，“天高云淡不足以形容（这里的景色）。这里是山清水秀，虽然是秋天……”

这天徐秋菊第一次以心理老师的身份来到“指南针”营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来自营地的创办者景海峰的随口一问：“我要去山里，你们谁跟着一起？”她立刻答应下来，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跟着出发了，想赶快见一见自己“理想当中想营造的环境”。

最开始，一切都没让她失望。这片地域峰高谷幽，树木大多泛着青绿色，很奇险地生长在嶙峋的石壁上。从高处往下看，草木密密地遮住下方，空气很清新，瀑布和泉水传来很静的响声。阳光洒下来，她自拍了一张照片：换上了和营地学生、教官们一样的迷彩服，眉目舒展，嘴角带着点笑。

营地的环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跟在景海峰的后面，徐秋菊很快见到了营地里的学生。当时是下午，学生们正在室外训练，人数只有30人左右，他们站成几队，非常整齐利落，远远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条不紊的，很有秩序感”。但走近时，徐秋菊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当天她是初来乍到，因此也没多想。

现在徐秋菊再次回忆当时的场景，那种怪异变得更加明显和清晰。实际上，那更接近她小时候目睹母亲和姊妹被父亲家暴时的场景，被鞭子抽到奄奄一息或者被掐住脖子，“往死里掐，掐到眼珠子都凸出来”，而所有人都只敢忍耐。“孩子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清一色的僵硬和麻木，（这种表情）放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脸上很奇怪。”

第二天，2022年9月27日，徐秋菊对这个时间记得很清楚。她和景海峰一起接待一位名叫罗非的新生和他的父母，他今天新来营地报到。罗非读初三，身材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服装十分时髦，留很蓬松的中长发。徐秋菊判断，他在家应该很受宠爱。

新来报到的学生家长要和景海峰简单谈话，交待孩子的问题，徐秋菊陪在旁边倒了些茶水；罗非在旁边的大厅坐着，远远只看到一个安静的影子。和家长聊了没一会儿，景海峰便让他们离开，随后示意徐秋菊跟上，两个人一起走进罗非所在的大厅。

走进来的时候，徐秋菊注意到，营地的“总教练”路忠国，还有另外几位教练， 也都已经很默契地围在大厅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徐秋菊还记得一些清晰的细节：景海峰先拿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营地的十大规定——那张纸皱巴巴的、带着卷边，看起来使用过很多次。他念给罗非听，然后要求罗非按照上面的规定，立刻换上营地的服装。

也有一些记忆很模糊。景海峰喊来早几天到营地的一个学员，在景海峰的示意下，徐秋菊别过脸去，没有直接看到现场的场景。根据后来其他学员的转述，当时，景海峰让那个学员脱掉裤子，露出屁股上被打得发黑、流着血的伤疤给罗非看。

罗非说：“能不能让我给我妈打个电话？”景海峰不回答，连续命令三遍让罗非马上去换衣服，换过衣服后还需要剃头。

然后是打人。看罗非没有行动，几位教练围了上来，分别摁着他的两个胳膊、两条腿，而后路忠国拿着一根胳膊粗的大木棍，疯狂殴打罗非的屁股，持续打了有10来分钟，直到罗非不再反抗。徐秋菊没有亲眼看到血迹，只是看到罗非崩溃的表情。她瞥见罗非用手抹了一把屁股，估计是见血了。

之后路忠国命令他换好服装，马上出去训练，罗非一拐一瘸地去了。

又过了几天，徐秋菊听说，罗非在早上拉练时跳崖了——他从25米高的陡坡悬崖上跳了下去，现场一片混乱。几个教官和孩子把他从崖底抬了上来，再搬回营地、扔到车上，期间罗非“一动不动”，景海峰和路忠国看起来似乎有点慌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被立刻送往医院，而是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徐秋菊走到他身边，给他喂了点水喝。

教育

徐秋菊起初对指南针和景海峰都有不少期待，这也是她第一次去营地时诸多幻想的源头。

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指南针智业集团”和创办者景海峰一起，有着持续多年的好名声。集团由两部分构成，位于市区的心理咨询室，以及位于风景区内的营地。在徐秋菊的印象里，指南针的商业化做得很好——在当地，没有社会背景的个体心理咨询师很难生存，而指南针和当地很多学校、企业都有合作，一直“蒸蒸日上”。

徐秋菊也是一位个体心理咨询师，她和不少“问题少年”及家长打过交道，一直有找人一起创业的想法。说是创业，实际上带有很多理想色彩，她希望可以组织一些能够疗愈心灵的营地，真正地解决一些家庭问题。

景海峰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2022年6月7日，徐秋菊在微信群里看到景海峰发的消息，他正宣传自己的“变形计成长营”，宣称这项活动面向青少年、采用自然教育的模式，和徐秋菊的想法不谋而合。她加上对方的微信，简单聊了几句话，景海峰显得友善、热情，他说“早上好老师”“感恩遇见”，又说这类活动他们经常举办，采用游学研学的方式，目前带着学生们在营地，“疫情过了，计划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腾格里沙漠、琅琊台”。

徐秋菊觉得这活动真好。她询问对方：“需要助教团队吗？”景海峰发来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少年少女穿着迷彩服站军姿，看起来神气、健康，又说“向您学习，欢迎你给我们指导工作”，但两个人之后没再联系。

同年9月3日，在一个名为“××市心理健康服务人才库”的微信群中，徐秋菊再次看到景海峰发布信息——这次是招聘兼职心理老师，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指南针的心理咨询室接待家长，同时在营地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工作，待遇优厚。

她立刻联系了景海峰。两个人约在两天后面试。

面试过程很顺利。指南针咨询室的环境很好，窗明几净，摆着很多心理学应用书籍。她和景海峰聊了大约1小时。徐秋菊对景海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说“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把这件事扎扎实实地做好”，景海峰表现得很支持，声称两个人目标是一致的，还和她分享了公司未来的业务规划和版图，态度诚恳。

他们也交流了一些教育观念方面的问题。徐秋菊问：“对那些‘躺平’的孩子，应该怎么做心理支持和帮助呢？”

景海峰回答：“心理咨询就是一种说教，没有丝毫用处，要把孩子带到自然里、山野里，去玩和锻炼，磨练意志力。”

稳健、扎实、让人充满信心，这种感觉很明确。徐秋菊觉得自己很理解对方：把孩子放进大自然里，让他们去充分地玩耍，然后观察他们，再去引导和疗愈身心。那天面试后，她的情绪一直很高涨、开阔，就好像即将做成一件事业。

期间出现过一些小插曲：比如景海峰没有和她签订任何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双方入职的手续也十分草率、接近于无，都被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当时的徐秋菊看来，这些都只是小问题。

9月22日，徐秋菊做了入职后的第一项正式工作——和另外两位老师陪景海峰到当地的一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宣传营地、接见家长。来咨询的队伍一直排到办公室门外，家长们看起来痛苦、迷茫，把他们当成救命稻草，景海峰的咨询队伍是最长的那条。

困惑

目睹罗非被打的当天，徐秋菊受到强烈的刺激，也非常震惊。

她难以置信：“为什么要打孩子？”但在现场，某种直觉让她不敢问出这句话，一切好像都很高压，而高压下顺理成章。打完人后，景海峰和路忠国走到她身边，位置一前一后，态度体贴地带她去外面“散心”——实际上是去营地附近的悬崖边逛了一圈，整个过程中，徐秋菊的脑袋是懵的，四肢僵硬，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威胁。

这天晚上，徐秋菊在营地住下，但一夜没睡。她打开搜索引擎，“拼命地搜这些信息，我第一次知道豫章书院，还有好多这种殴打和囚禁，还有打死人的”。她和一位朋友发了好几段长消息，还转发了几条关于豫章书院、杨永信的报道。徐秋菊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疗，这是刑讯逼供啊！这根本不是听话，这是奴性！是打断孩子内心根本的自信与独立，而让他屈服于暴力，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奴隶。”

两三天后，她离开营地，回到市区。一位教官开车送她离开，徐秋菊一边敷衍着和对方说话，一边感觉“心里在滴血”，“我想，这可能不是我该待的地方，但是又放不下，几十个孩子们的脸在我的眼前晃啊晃，感觉心里面在流眼泪”。

回家后，徐秋菊打电话给一位同样学心理学、她十分信任的朋友，心有余悸地把营地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朋友同样十分气愤，她说：这是一种摧残！你要举报他们。

徐秋菊拜托对方问问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该怎么对待这种情况，“想要得到一个相对的、客观和公正的说法和建议”。之所以没有立刻去做，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她的社会经验并不充足。2009年，徐秋菊自学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之后几年一直在各个机构辗转学习——其中有一些机构鱼龙混杂、不太专业，但总体上，人和人的交往非常简单，哪怕2019年她正式从事个体心理咨询工作，情况也没太多变化。今年徐秋菊46岁，营地里发生的一切都背离她此前的生活经验。

当天中午，朋友对她转达了丈夫的看法。和徐秋菊想象中背道而驰——对方的态度很含糊，“他说这些孩子们都是小偷小摸，是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仗着十几岁（警方）不敢逮捕，就敢钻法律的空子打架和偷东西，派出所对这些孩子也很头疼。”

“大概的意思就是，能有个地方把他们管起来挺好的，打他们也活该。”徐秋菊说，她感到很困惑，也很无措——对方接触过很多问题青年，似乎很权威、很客观，她犹豫又矛盾。

后来徐秋菊才了解到，营地的30几个学员，只有一个有过“小偷小摸”的经历，其他都是因为学习上的困难才被送来。但是当时她不知道这件事。

“他（朋友丈夫）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徐秋菊说，她感到很困惑。

困惑还不止于此。景海峰和她分享了很多成功案例：某某某在这里待了3个月，回去后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某某某过去总是在家里玩手机，也不和父母沟通，现在都改好了；某某某如今都读大学了。

这话听起来真心实意、十分坚定，他相信这是“能够帮助学生们改好”的手段，语气近乎“一片苦心”，又说：“打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对于一些精神不稳定、有躁郁症的学生，需要先把他们打一顿，让他们平静下来。”他说，自己之前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

说起这些孩子的时候，景海峰显得自信、胸有成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他又和她分享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他的孩子当时12岁，读六年级，有一次声称“想死”，把头往墙壁上撞——景海峰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他抓起孩子的头，更有力地往墙上“咚、咚、咚”撞过去，那次之后，孩子再不提“死”字。他说：“我不吃这一套，我不受这种威胁，不能被孩子拿捏。”

景海峰是徐秋菊认识的人里从业经验最丰富的人之一，她犹豫了，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

“现在（回想）其实挺后悔的，”徐秋菊说，“当时懵叉叉（河南方言，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看不清楚、犯迷糊）的。”

10月1日，罗非被打后第4天，徐秋菊再次来到营地。当天营地举办了“新老学员见面会”，不少从这里“毕业”的老学员带着家长前来参加。徐秋菊带了正在读六年级的儿子一起，两人站在靠边的地方，几乎没有和学员家长说上话，但她还是被那种氛围感染了。

氛围很热烈、亲密，非常感人，有学员和教官拥抱，很多家长都哭了；穿着迷彩军训裤的新生伴着音乐表演太极拳和其他动作，看起来精神十足。用于沟通的微信群从早上开始就消息不断，有家长询问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住在什么酒店，也有家长说因为没时间带孩子去，孩子正和自己闹别扭呢，一片欢声笑语。

国庆期间举办的新老学员见面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想不明白，”徐秋菊回忆起那种茫然和矛盾，“一边是心里的怀疑，一边是一个个成功案例、孩子痛改前非、家长感恩戴德，那时我也有些错乱、以为自己错了，一直在观察。”

“我想大人是会骗人的，但是那些‘改好’的孩子们呢？他们现身说法、发自肺腑地说了那些话。我是相信的，我当时觉得那些声音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她说。

几位老学员做了演讲，徐秋菊记得其中一个瘦高的男生叫阿金，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中气不足，但还是轻松的，他说：“我刚来的时候逃跑了两次，都被抓回来了，当时特别不适应……现在看到大家这种精神焕发的样子，我是由衷地为大家感到开心，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另一位女生说话的语气很轻快，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两个人都是景海峰的优秀案例。“我以前不听父母的话，就知道玩手机。我刚来的时候和教练发生了一些矛盾，还干过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比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两天。后来醒悟了。”说到这里，她“嘿嘿”笑了几声，“……后来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新学员的加入和老学生的改变。”

“我现在虽然学习上还有一些压力，但身体上确实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在这里天天锻炼，体力得到了很多改善……将来希望你们在这个‘变形计’也能努力改变自己、完善自己。”

这些内容通过营地的视频号实时直播。群里的家长随之感叹起来，只有被指定的、表现好的优秀学员家长才能到达现场，他们的语气不无艳羡：“太好了，我感觉孩子在那挺好的，我女儿这会也进入状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去一次，太想闺女了。”“看大家玩得这么嗨，好生羡慕，也想去。”

“感谢营里老师对我孩子的关爱与照顾，孩子的成长需要你们的关怀与辅佐，对你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却记在心中！祝愿孩子的明天会因为有你的教育而感到骄傲！”

这天下午，景海峰还带着教练和学生们做了烧烤，照片里大家热热闹闹地聚在一块儿，看起来亲密无间。群里的鲜花和大拇指刷起了屏：“感恩相遇！感恩一切！！！”“您们真是孩子们的再生父母，是我们家庭中的贵人，感激不尽。”

在这种氛围中，徐秋菊跟着打下一段话：“不管有没有父母到场，指南针成长营的每一个孩子，在我们心里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会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关注他的创伤、他的渴望，不但为他的当下负责，更要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助力！”

心理老师

指南针一共有3位心理老师。除徐秋菊外，还有一位闫老师和一位徐老师。徐秋菊和她们短暂地打过交道，闫老师难以接受营地的艰苦环境，还向她表达过一些对工资的抱怨，根据另一个教官闲时聊天的说法，景海峰有时会拖欠工资。她们来营地的次数比徐秋菊少得多，有时候，徐秋菊会感觉，她们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也没有那么在乎。

这里的心理老师确实不需要真的看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她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宣传营地，以及承接学校和家长的咨询——每成功介绍一位家长把学生送来营地，提成是3000元，这笔钱占工资数目的大头。

营地的规模很小，学生只有30几人，徐秋菊线下工作的时间从9月27日持续到11月底，期间在任的教官大约5位。学生们和教官住在一起，每五六个人一个寝室，学生们自然地依附在教官身边。他们要侍奉教官吃饭、洗衣，揣摩教官们的脸色，以期“尽早毕业”。根据徐秋菊的观察，也有教官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份工作，有一位姓罗的教官，态度称得上温和，很少刻意折磨学生。

这片营地在山坡上，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院子背靠着山，院外有一圈篱笆，四周竹林环绕，最南面养了几只小狗，它们有自己的狗窝，都是小型犬类，后来有一个学生毕业的时候，还抱走了一只卷毛小狗。营地也养鸡，还种了一些菜，都可以成为食堂的材料。

每天的食堂餐食由教官们轮流负责，他们都会做菜，有三四个学生们帮厨、打下手，负责蒸馒头。每次吃饭的时候，教官和老师们五六个人一桌，菜里荤腥更多，孩子们则是十几个人共吃一盘。如果按发给家长们的照片来说，孩子们的饮食其实称得上丰盛。

有的时候，一位女教官喜欢在心情好的时候“奖赏”学生，在吃饭时喊学生过来，叼走、或者喂食自己筷子上的肥肉——她似乎希望由此显得自己和孩子们很亲密、关系很好。这位女教官对徐秋菊十分敌视，有一次，徐秋菊找一个女孩谈话安抚，女孩讲起家人时哭了，女教官气愤地去找路忠国告状。“她说是我弄哭了那个女孩。”徐秋菊说。

偶尔，赶上天气不错，教官们心情好，会带着学生们去外面转转，看看瀑布，晚上播放几个红色题材的电影。一天的工作结束，学生们休息，他们得出空闲，聚在一块儿打打麻将，随便聊天。

营地有一份课表，上面记录了学生们应该进行的“正常”学习生活，从晨起、晨练，到“一周体能示范”“军事素养示范”“体操类示范”“文明礼貌示范”，还有“大扫除”“心理情景剧”“徒步”“心理直播”“田间劳作”“电影赏析”等等。有一天晚上，景海峰给学生们上“生理卫生课”，找了一个欧美的“大尺度”教育片，一打开就是几个裸露和性行为镜头——路忠国立刻要求把电影关掉，景海峰却坚持要把电影看完。

营地的课表（受访者提供）

手段严酷的教官，严格来说只有两位——路忠国和陈鸣。徐秋菊和路忠国聊天，得知对方有一个女儿，平时十分宠爱，因此，他似乎对营地们的女孩子有些优待，会和女孩开玩笑，也不太动手打她们。有一次，她帮营地收集宣传材料，路忠国把简历发给她，她发现对方参加过不少社会救助行动，营地的有些教官是他带来的。

有时候，路忠国身上确实表现出一些仗义，比如工资发晚了，他会替教官们向景海峰打抱不平。徐秋菊觉得，作为同事来说，路忠国其实是认真负责、重情义的，有时候还很幽默。但面对孩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像鹰隼一样，锐利又精准，带着审视，如果有学生不小心流露出厌恶营地、想回家的想法，马上就会遭到惩戒。

营地的狗基本上都是路忠国捡回来的，他很喜欢狗，他说之前这里死过一只小狗，语气显得很难过。逗狗的时候，路忠国少见地放松，几乎是“让人可以亲近的”，他会和狗说话，语气温柔。但是在面对学生们的时候，他总是讽刺、挖苦，“眼睛紧紧地盯着你，好像能看进骨头里”。

路忠国对她说：“景老师讲课很好，带孩子，不行。”他自信、权威，喜欢宏大叙事和艰苦奋斗精神，经常会和学生们讲自己过去的辉煌经历。他觉得，被送来这里的学生都是“精明又狡诈”的，“很浮躁”，必须经过磨砺。同样是打学生，景海峰偶尔会有“不忍心”的时候，打到差不多就说“行了行了”；而这被路忠国认为是软弱，“一定要打到服才行”。

徐秋菊小心翼翼地在他要打学生的时候拦着：“能不能先让我和他（学生）说说话？先别打他。”她把握着对方的不耐烦，“不耐烦”到达一个临界点，她不再敢多说话。但是出于卖给她面子的成分，有些时候，他们不再当着她的面打学生了。

她更实质上改变的可能是另一个教官陈鸣。陈鸣在学生们心中是“最可怕”的教官，“情绪化，有时候就像中了邪一样，孩子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他也会暴打一顿”。

徐秋菊和他沟通，从表现诚意开始。其他心理老师不愿意住在营地，她总是留在这边和所有人同吃同住；教官们要带着学生训练，爬山、徒步，她也跟着，不计较辛苦和疲惫。路边休息的时候，她和陈鸣搭话，一点一点地闲聊，话题慢慢转到对方的经历上：“你读书时成绩怎么样啊？”“十几岁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

陈鸣的回答是训练和服从，“做错了就被罚”，他和她讲起自己青春期被父母殴打和辱骂，“读书时我成绩不好，爸妈天天打我”。徐秋菊判断他实际上存在一些质朴的地方，她谆谆善诱：“当你被打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陈鸣的暴力行为在她的引导下有所缓解，后来 “几乎不打学生了”。他说：“徐老师，你在的这段时间，连我都变得温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哪怕在路忠国和景海峰眼里，他的改变都十分巨大。徐秋菊经常讲到这件事，这是少有的一些成就感，她觉得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起了作用，“我不太想——我根本不想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他们，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对症下药地有所调整。”

向朋友求助之后，又过了大概一个月，徐秋菊再次尝试着向当地一位资深心理专家求助，她描述了大概的情况和自己的困惑。对方的态度和朋友的丈夫有点类似，很冷静，劝她“不要多管闲事”。

“你看，我找到的人都是这样。”徐秋菊说，“我信任的人都这样对我说。”

她继续留在营地工作。

有一些时候，徐秋菊会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在把这片营地改好。她形容自己是在“呕心沥血”，接近两个月的努力后，营地的氛围平和了很多，她觉得，教官们已经很少再打学生了。

导火索

徐秋菊还是有帮学生们离开这里的想法。因为获得了大部分教官的信任，徐秋菊得到了和一些学生们单独谈话的机会。她靠这种方法帮助一些学生录下音频、视频，发给他们的父母。一切在非常隐秘的情况下进行，音视频里只有一些表达感激、思念、悔改和“希望离开”的暗示。

但这种信息很少被父母接收到。没有任何一位孩子通过这种方式被提前接走。

徐秋菊手绘的营地地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2年11月9日中午12点38分，一位家长正在群里祝一位营地学员生日快乐，感恩教练和学生们的陪伴。这时，一个名为“××妈妈”的账号忽然连续发了几条消息：“它应该说这里的人被打的样子”“什么都不让说”“这不是高压政策吗”“家长知道吗”。

刚刚那位家长回复道：“你发错地方了。”

“××妈妈”回：“没有”“自己去看看”。

20分钟后，“××妈妈”回了一串双手合十的表情：“这是孩子发的，打扰大家了。”

徐秋菊没有在群里说话，但她保留了这些记录。

这件事发生的10天后，是罗非的毕业典礼。

罗非是所有学生中让徐秋菊最挂念的孩子之一。除了入职第一天的那种震悚情形，跳崖再从医院回来后，他飞快地“改好”了，变得乖巧、听话，会反思自己。徐秋菊起初对这一点很担忧，她把他找来谈心，私下里、悄悄地问罗非：“之前教官打你，你介意吗？”

罗非轻松地说：“不介意，那是为我好。”

在困惑、犹豫和罗非明确的行动中，徐秋菊相信了这个回答。她高兴地在微信上给罗非的母亲发消息：“孩子状态不错。是个孝顺又上进的好孩子，能抗事。孩子能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正在努力改好。”又帮罗非发过去几条视频，视频里，罗非关心了外婆的身体，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和爱，绝口不提想要离开这里。

入学不到2个月，罗非被确认已经悔改，他“毕业”了，几乎是所有学生里最快毕业的一个。

徐秋菊没有参加罗非的毕业礼，但她想象那应该很热烈，营地的传统一贯如此，会有学生们夹道鼓掌祝贺，罗非要发表感言，让更多人学习他的优秀和向好。她在微信上和罗非的母亲交流了几句注意事项，嘱咐对方不要给他太大压力，还特意夸赞了罗非：“总体上，罗非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棒，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成长，获得全体教练和学员们的认可与夸奖，非常难得！我们都非常喜欢和赏识他！”

但一切都是假的。

2022年11月19日，罗非毕业，离开学校。11月22日，罗非母亲联系她，说“孩子在家崩溃了”。她赶到对方家里，罗非的母亲在痛哭，父亲在一旁抱着头叹气，罗非的表情很麻木。那几天，徐秋菊一直陪着他们一家人，有时候和母亲聊天，有时单独和罗非谈心。

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罗非终于对她说了真心话，“他说他当时谁也不敢相信，一直在咬着牙伪装，为了早点毕业”。

罗非说，那天跳崖被送到医院时，几个人抬着他用力地摔进车的后备箱，就不再管了，他感觉自己像被畜牲一样对待，只想一头撞车门撞死，但想到最疼爱他的外婆，熬着坚持下来。

爆发

见过罗非的父母后。徐秋菊形容自己“稍微醒过来了一点”。

凌晨一两点钟，她情绪激动地给景海峰发过去一长串消息：“罗非目前的症状、他说最感觉创伤的地方，是刚去第一天被暴打。站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角度感同身受，他说有意愿想变好、也主动去营地，但最想不通的是，为啥几个大男人要一起暴打一个孩子，感觉不被尊重、严重的被羞辱、被暴力对待、没有公平可言、压抑的愤恨……他说后来在营地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每天的目标就是不要再挨打，有时即使自己没挨打，听着别的孩子被打的惨叫，也非常难受……”

景海峰几句话几句话地回复她，说：“这是个深刻教训”“我这两天都在反思”“以后时间短的不接，尽可能不打，丰富营地生活模式”。

路忠国也来劝她，说“我们当时对罗非真的是很器重的”“现在这样也是伤了我们的心”。

他们许诺会改变、事情会好转。她的语气回落了一些，还是劝说他们改变教育模式。徐秋菊对罗非的父母感到很愧疚：“本来是做教育的人，反而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进了这样的机构，感觉惭愧不已，左右为难。”景海峰和路忠国提出，要不要他们再和罗非见一面？或者把罗非送回学校？

罗非的父母断然拒绝。

又过了几天，临近11月底，由于疫情封控，徐秋菊回家转为线上工作，而学生们被封在营地。这次离开营地，她下定了“不会再去”的决心，但是临近春节、景海峰又一直没有发除了咨询费以外的基本工资，没有其他收入，生活拮据——徐秋菊还是决定等拿到工资再正式辞职。

年三十，景海峰终于通过微信把工资转账给她。

正式辞职后，很多事情开始连缀出现，集中爆发。毕业后的学生并不像景海峰所承诺的那样，一个个好转、考上大学，而是更加糟糕了。之后又过了大半年，高峰期是春节期间，主要是家长们的求助和倾诉，也有的是怨怼，有家长不敢找景海峰的麻烦，只能把情绪发泄给她，“一个又一个不断地出状况，都是很崩溃”。

徐秋菊和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至少有两个女生之后告诉她，自己曾经被路忠国猥亵，因为方式隐蔽，很难取证。还有一位学生对她说，自己对营地非常怨恨：“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把景海峰杀掉、把营地炸掉。”那种巨大的怨恨让她震惊。

一位王姓学生的母亲在学生回家后崩溃，连续几天早上给她打电话哭诉：他们是农村家庭，家里没有钱，来指南针的学费是借的，现在不仅孩子没有转好，钱也还不上，不断地被催债，她没有办法，只能对着电话哭。

还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一家三口人轮流发来的消息：父亲给她打电话，说自己现在在外面，不想回家，今年庄稼要不成，孩子也要不成，没有活头；母亲在微信上不断地留言，说自己现在整天都在想怎么死才对孩子伤害最小；孩子刚满17岁，说“老师我现在就在沟边站着，我真想一头栽死进去”。

之前一些被忽视的东西也浮现出来。后来徐秋菊又知道，当时做演讲的那个男生，实际上非常“分裂”，他的父母又跑来求助她，说“孩子难以管控”，问她该“怎么办”，后来从营地的孩子的口中，徐秋菊才知道，对方曾经在营地被教官打到吐血，之后才变得“非常顺从和听话”。

马上要读初一的儿子第一次告诉她：那天去营地，他其实看到角落里有学生被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敢说。

举报

2023年2月，春节过后，有一部分教官自行离开了营地，据陈鸣说，是因为发工资不及时。后来，陈鸣去了建筑工地工作，那位温和些的罗教官则考上了公务员，成功“上岸”。

取代困惑的是一种绝望。5月份，徐秋菊和一部分学生、家长一起整理证据，意图举报营地。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罗非的妈妈，对方起初有过一些回应，后来归于死寂，很少再回复她的消息。

身边支持她的人也很少。她试探性地问丈夫：“我想举报那个学校。”丈夫说：“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让人家丢了饭碗，人家来要你的命，你怎么办？”徐秋菊没再多说。

8月份，几番辗转，徐秋菊终于托人把举报材料转交给一位当地政府人员。她没想到的是，对方把材料直接转给了认识景海峰的校长，材料又迅速被转到景海峰手上。

当晚景海峰约她出来见面，守在她家门口，约她“当面谈一谈”，徐秋菊拒绝了。

2023年11月16日，和几位家长一起，徐秋菊携带近半年收集的自述和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但没什么效用。直到今年4月，北京一家媒体对指南针进行了报道，报道发出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指南针进行了调查和关停。

生活

“感觉好像做的一切都没什么用。”徐秋菊说。

2023下半年，她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中医说是“心气不足、长期心理负担过重”，徐秋菊自己感觉，是由于长期的紧张和担心透支了身体，她开始胸闷、心悸，经常上不来气、浑身没有力气，严重时会头晕。年底，她感觉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大部分费用是和朋友借的。

这件事让徐秋菊感到有些难为情。她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很要强、想作出一番事业的人，但现在她总是感觉自己是“吊着一口气活着”。她开始花很多时间在钻研佛学上，其实更早之前，她在一些心理课程里听过这些，但到现在，“好像终于明白了这个含义”。

她发一大段话在朋友圈里：“……慢慢疗愈这些创伤，明白了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想要求一个公平与合理，是自己的痴心、妄想，是自己错付了真心。”

后来，徐秋菊总是想起2007年。那年她的父亲决定“离家出走”，要骑着自行车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逃跑”；次年母亲病重住院，他忙于骑行，无暇照顾。2019年，父亲的骑行受到关注，他接受了很多媒体报道，报道里写：“他压抑、枯燥，难以忍受村子里一成不变的生活。”

但实际上，徐秋菊知道，父亲是无法接受自己是只有4个女儿的“绝户头”，不想再受村里人指指点点，他逐渐的情绪化和家暴，都由此产生。她曾经是父亲的“好女儿”，父亲说“如果你考上大学，我们家都能扬眉吐气了”，可惜她没能做到。

这种心态长远地影响着她，让她总是想要付出、总是试图去拯救一些人。前几天，一个学生告诉她，自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徐秋菊劝说对方到深夜，当天失眠到凌晨2点。

她不知道一切该怎么办才好。

最近，托朋友介绍，徐秋菊得到一份兼职的工作，照顾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这有时候让她感到短暂的放松。还有一些时候，徐秋菊会找一片空地，远处有很高的楼房，地上的土坡光秃秃的，裸露出一些建筑残渣，她在这里跟着音乐，自娱自乐地跳一会儿舞。12月的冬日，周末的下午，她带孩子到室外透气，两个人都穿得很暖和，空气寒冷，阳光温暖，孩子在不远处玩耍，她就那样看着。

徐秋菊现在常去跳舞的地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景海峰、路忠国、陈鸣、罗非为化名。题图选自游戏《飞越13号房》，与本文内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