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研究中国问题，但不可以有中国特色_风闻

​　　这篇文章，批驳对象是《真理之光 |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350279），是观察者网的用户转发的。看末尾介绍，作者应该就是郑永年教授，但不知道为何没有直接署名，或者，是转发者有疏忽也未可知。下面为方便一直称作者为郑教授。

　　郑教授一开篇，就犯了概念性错误。他给出的“文化”概念的定义，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过于宽泛，完全把科学包含在内了，这对专业学者而言是很难想象的。

　　文化是文明具体发展路径特殊性的反映，这个发展路径，对应的具体条件和具体时代不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不同，都会反映到文化当中。这导致了不同文明的文化有显著差异，文化总是多种多样的。而研究一般性客观规律的科学，则是与认识的主体（文明）无关，不同的客观条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路径，都不改变科学所研究对象，即客观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唯一性，符合被认识客体的是对的，不符合的是错的，这里没有多元和多样的生存空间。

　　郑教授强行歪改文化的定义，将文化和科学混为一谈，并都归类于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知识体系”。我只能猜测他在为诠释自己文章的主题故意如此。

　　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科学，中国人当然都要自主发展，而绝不能一味依赖外部输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文化，本来就是自主产生的，无需再提自主二字，这也没疑问。但自主产生和发展，并不等于全部和必定带中国特色，哪怕完全是中国人从中国实践中得到。面向一般性的科学成果，如果是真正的科学成果，就一定不带中国特色，只有面向中国特殊性的科学成果才带中国特色。这里，郑教授在用“自主”的说辞在试图把水搅浑。

　　接着郑教授用了些篇幅说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关系，但一涉及关键问题，他就出错了。现存“三大体系”缺失“中国性”，而更多的是体现“西方性”，这一点当然是事实，但在哪个环节和方面缺失“中国性”，他偏偏就不讲。其实，把这个明明白白讲出来，问题很好解决：中国人就是在一般性的研究上是缺失的——没人善于做、没人愿意做，也没人意识到应该去做。郑教授对关键环节不讲，却提议说要“重构‘三大体系’”——为了特定环节的问题将整个体系推倒重构，这是个难以让人理解的逻辑。

　　至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需要推倒重构（发展当然有必要，但不需要推倒，而且马克思主义西方人已经排斥好久了，根本就不是体现“西方性”和缺失“中国性”的领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当然不需要推倒重构。

　　一般性的经济学，中国人就没有提出过基于模型和假说的一般性理论，需要的是推倒西方错误理论而重构，但绝不应该推倒基于模型和假说的理论构建形式——这是经过了至今为止古今中外所有实践检验而未发现问题的，并且尚未产生更好的理论构建形式。所以，我们尤其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的缘故而推翻它，更不可以回归祖先早已被实践淘汰过的理论构建形式。

　　哲学，其定义从我们上高中就知道的很清楚：研究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定义直接就否定了“中国特色”或“外国特色”加入其中的可能。换句话说，一旦带有具体国家或文明的特色，这个所谓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即使在特定文明的语言习惯上称之为哲学。中国人在哲学研究上的问题，其实就在于过于专注于特殊性——中国社会下的规范、道德、秩序和社会运转机制，而不顾背后更普适的一般性。这导致了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包括哲学），但只愿意在特殊性上去发展，从不肯涉足一般性的新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上停留在马克思时代，而西方有致命缺陷的五花八门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行其道，看似更有现代感和先进性而对年轻人具有很强迷惑性，这才是哲学研究领域的真正中国问题。

　　哲学不可以带中国特色，其他研究一般性的社会科学也同样，只要它们研究的是足够一般性的客观规律，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属性决定了它们的理论当中必须剔除任何形式的特殊性成分，尽管所有一般性研究在过程上都无可避免要从特殊性入手。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体系这种提法就是一种错误——只有面向中国特殊性的部分社会科学才可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的社会科学，以及哲学，都不该谈中国特色。

　　这方面，马克思作为革命导师，给我们做出过很好的榜样，他的理论三大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有德国特色的哲学”、“有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和“有法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欧洲国家。他的出色工作，让我们的先辈们不必深入了解欧洲五花八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就能用他的理论来救亡图存和搞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还和我们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不亲自来中国，怎么能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

　　马克思的理论可以成功对外输出，而中国特色的理论则在国外举步维艰，必须在文明的实际碰撞和中国人在国外的实践中才能有效交流，这问题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是中国人自己要在一般性研究上多有建树，而不是将西方人构建出的所有体系推倒再建立完全不同类型的体系。而完全推倒重构的思路本身，也会因为实践检验的标准的缘故而失败，哪怕西方人的体系里也包含相当多的错误理论。

　　然后，郑教授的文章转入主谈经济了，但即使是这方面他依然在不断犯错误。

　　首先，郑教授把西方经济理论的作用和错误性质理解错了。他显然没意识到西方经济理论对西方世界本身而言是大错特错，而只是以为把西方理论“搬运”到中国之后不适应中国国情和不解决中国问题才是错误。事实上，西方那些经济理论指导他们自己的经济就是不成功的——好多次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为此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西方现在无一例外都在走向衰落，这样的事实早已人所共知了。但西方在他们错误经济理论之外，还一直不断能获得大量的基于霸权的掠夺性利益输入，并且他们有不按其经济理论指引的经济行为，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对待自己的经济理论具有双重标准的虚伪态度。这些，才让他们同时也呈现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假象。所以准确地讲，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他们自己，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因为遵循西方经济理论而正常发展。而郑教授对此的认知显然错了，错在对大量真正事实的无视和错认。

　　其次，中国人中实事求是面对自己国情的人数不胜数，根本就不是任何外国人可比的。但郑教授竟然还在持相反观点，认定中国人只会从国外做知识搬运工而不顾中国国情，和九十年前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只专注于具体实践和特殊性理论研究，而没有人从事一般性理论研究，或者说钻进中国特色里不肯出来，这导致了需要一般性理论解释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可用，也没能力与时间、精力临时自己新创，只得从外部“搬运”一些过来。这样的问题被郑教授错误认知和表述之后，只能陷入错误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现在需要的，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结构建立自己新的一般性经济理论，这既不是继续把头更深地埋入中国特色当中，也不是回归祖先失败过的理论体系。

　　对于经济的“国别性”、“问题导向性”，郑教授的论述不符合全部事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不针对具体国别的，也不以发展具体国家的经济为目标，他是在做基础性研究，试图揭示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为其他上层研究提供支撑。而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都是需要这种支撑的。而且，做这样基础研究的也不止马克思一人，比如他的前辈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这样。现在好多做这样基础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确是谬论，但我们为你不该因噎废食去批判。而且，中国人最缺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恰恰就集中在这些基础研究方向上，我们把这些研究方向给批判掉了，那再提什么自主研究就成了空喊口号了。

　　郑教授还说“西方经济学自以为具有普世性主要是因为其方法论”，但他的攻击的却不是西方方法论的真正错误部分，而是试图去否定面向模型和假说的现代科学共同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一直在接受所有实践的检验而未曾出现问题，并且至今没有出现过更好的替代者。

　　这个现代科学的共同方法论，实际上与西方人主流认同的方法论有重要差别，差别就在实践检验上面，他们的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一样。而且，我至少没见到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下的这种现代科学方法论具体细化出来，所以我个人把它整理成文了，已经在别的文章给出过，这里再次复制过来如下：　

　１、对被研究客体建立一定程度的简化模型，针对模型构建出以严格的基本概念、基本假定为基础的假说理论体系。

　　２、在模型／假说内，按逻辑规则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论，都必须接受后面步骤的实践检验，而逻辑只在理论体系内有绝对正确性，不适用于真实世界。

　　３-１、实践检验失败，彻底推翻理论之后重走上面第１步。

　　３-２、实践检验未出现矛盾，但仍被评判为检验不充分，继续接受检验直至可被判定为充分。

　　３-３、实践检验未出现矛盾，且已被评判为检验充分，将采用特殊的方式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即假定理论正确，将其付诸指导随后的实践而不再专门去继续检验，除非后续实践结果出现新矛盾。

　　３-４、早已判定检验充分而指导实践的理论，在新实践中出现确定的不能解释的结果，需要确定旧理论适用范围，视作相对真理继续在适用范围内指导实践。不适用范围内则重走第１步去建立新模型和理论体系。

　　４、上述过程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限迭代下去，用“无限实践过程”和无数相对真理趋近绝对真理。

　　５、实践检验是否充分的判据，是以后续实践成本为核心来控制的，这不是简单的检验次数问题，也与是否符合逻辑无关，最重要的是实践成本，尤其是大规模实施的实践成本要可承受，并且尽量让实践结果更符合人们的需要。在各种包括极端条件的不同条件下，认识和实践之间通常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有“大胆假设大胆求证”、“小心假设大胆求证”和“小心假设小心求证”的可能，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是千篇一律的——无论怎样选择，最核心的问题是控制好实践成本，这是个复杂的事。

　　我整理出的这个现代科学方法论，是加入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无限实践过程迭代检验真理的相关约束的，同时细化了细节问题。西方社会的方法论可能因哲学门派的不同有其复杂性，但共同点总是不可能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尤其是无限实践过程迭代检验这种论断。这造成了他们往往实际上不同程度地不接受实践检验。

　　一个例子是，他们的基本假设，就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看作是在真实世界中（而不是只是理论体系内）不必接受实践检验的绝对真理。另一个例子是，理论体系内逻辑上没问题，自圆其说，他们就可能理解为在真实世界没问题。

　　而这里，郑教授显然把正确和错误的两种方法论的共同之处（面向模型和假说，有逻辑支撑）当成了攻击对象，这种批判显然出错了。

　　而如果放弃面向假说和模型这种共同之处，一味谈实践检验的话，这其实就是对祖先早已被实践所淘汰的古代认识方式的回归：祖先会给出论断，不严格定义概念，不建立模型而直接谈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这会导致不同的人可以对概念和论断做无限多可能的解读，传播普及和可持续发展都会因此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并且，认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实践检验难以抓住重点和关键，不同的条件、时代下的实践检验可能得出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结论，也难以认识事物本质和背后真正的一般性客观规律。

　　现在的这种回归，当然和古代不一样，我们站在现代科学成果之上，会比古代的祖先能走得更远，更不可能短期出大问题或在眼前的与西方竞争中失败（这是西方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不是我们的完全正确造成的）。但这样的回归最终也和祖先一样，最终没有前途和出路，这是不会变的。

　　郑永年教授是个长期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学者，但他所犯的这些错误，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犯，甚至也想犯的，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有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传统，我们自以为被眼前的直接和特殊性的实践需求所驱使，就事论事解决好所有特殊性问题就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和有好的前途和出路。但最大时间尺度下的历史事实却是，至鸦片战争为止的数千年来，我们用西方人数倍的有文字发展历史，在早早领先的前提下得到了远不如西方人的发展结果。当代眼前的事实也是，我们有更伟大和更成功的社会实践，却没有马克思时代下的一般性认识突破，连试图这样做的人都没有。现在的经济理论上的问题，其他理论研究上的问题，以及话语体系的问题，其实根源都是这同一个：我们的一般性理论没人研究和发展。郑教授这里给我们展示的，就是带着传统错误来研究现实问题的典型。

　　这个传统错误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后果，毕竟眼前的实践总能被处理好。但它最终一样致命——一方面，缺乏全面准确的一般性认识所造成实践的小偏差会积累起来；另一方面，一般性认识的产生过于滞后本身也带来所有实践都会付出更多成本和代价，总的发展速度会更慢，即使一直都成功也会同时走更多弯路。小偏差最终积累出大错误和总体发展迟缓，当然会是最大时间尺度下的致命问题，鸦片战争后的危机就是这样致命问题的集中表现。对这个最根本的缺陷不充分反思和纠正，下一次这样的危机一定会到来，只是未必以西方人的再次入侵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