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597）一本日记本背后的故事_风闻

67年后抗美援朝“老兵”前线日记曝光。

一本突如其来的战地日记打开了李进良尘封66年的记忆。

这本日记写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来自一位支援前线的无线电技术专家。他在1953年10月换上军装，跨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支援前线。彼时，战争双方刚签署停战协定，仍未撤军，没有人知道战事是否还可能重来。

这是抗美援朝历史中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是志愿军里的通讯兵，但他们也一样穿过军装、上过前线。

笔记本的封皮是红色的，写着“和平日记”四个大字，下方是一只和平鸽在地球上铺展翅膀的图案。内封透露了更多信息。日记本来自国营南京无线电厂，是1952年这家单位的总结评功纪念品。

日记本来自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早在2015年，日记本在一个名叫“7788”的收藏网站上曝光。乌鲁木齐一位痴迷各类无线电台收藏的徐先生花了9000元从一个广东人那里买下了这本日记。

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没有人知道日记本的主人是谁，但其中一页有一个人名——李进良。这是一条关键线索，也成为打开日记本身世之谜的钥匙。

恰好，徐先生与专用移动通信杂志编委主任项军熟识。而后者知道，在中国移动通信领域有一位资深的专家，就叫李进良。他在50年代也曾支援朝鲜前线，在战地修过电台。

他们希望，李进良就是日记的主人。

穿上军装的李进良。

鸭绿江

“李老师您好！当年在朝鲜修电台期间有没有记日记，如有您还保存吗？或者您当年的同事是否有人记日记？”2019年8月4日，项军得知日记本存世，第一个联系了李进良。

第二天，他拍了几页日记发给李进良。其中第7页上有份名单：天津电工二厂质检科平永保科长、总装车间王祥恒主任、设计科李进良技术员。南京714厂设计科胡金轮科长、朱文烈技术员。上海无线电厂程洪涛工程师。

日记左上角出现了李进良的名字。

这是一串令李进良百感交集的名字。他们都是当年赴朝志愿军电台维修团的成员。

李进良回想起67年前得知要去朝鲜时的情景。1953年的9月26日，一个星期六，天津电工二厂（712厂）副厂长林中把李进良叫去办公室。林厂长说，厂里确定由王祥恒带队，与平永保、李进良共3人，三天后去北京报到。

朝鲜刚刚停战，国家决定利用停战的喘息机会，抓紧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器材维修团，前去朝鲜前线维修调研712厂供应的102短波15瓦电台、702型步谈机等设备。“因为敌对双方仍驻军原地，保卫和巩固和平成果不容懈怠，需防患于未然。”

三天后，一起搭下午火车去北京的，除了李进良等712厂三人，还有南京714厂的胡金轮、朱文烈。他们在天津汇合。李进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714厂设计科科长胡金轮的样子。

胡金轮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声音尖细，和蔼稳重，给大家介绍朱文烈，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朱文烈比李进良大一岁，两个年轻人都是无线电技术发烧友。后来，两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刚刚出版的苏联无线电发射机、西福罗夫无线电接收机教科书，成了好朋友。

原南京714厂设计科科长胡金轮。

9月30日，一行人去当时的中央军委通信兵部报到，见到了参谋石磊。石磊主持开会，给各地前来的通信行业技术人员布置任务——彻底整修志愿军通信机器。

他们将在朝鲜战场上建立几个维修站，分组进行全面检查，看是否需要修理，能修即修，不能修需提出处理方案；同时收集前方对电台使用的意见。

石磊参谋也去了朝鲜。

所有人被分成5个班。李进良在第5班，共8人。南京714厂设计科科长胡金轮任班长，和李进良同厂的平永保任副班长，组员还有上海710厂程洪涛、天津712厂王祥恒、南京714厂朱文烈以及京津两家有线电生产单位的王长庚和王强。

国庆后，1953年10月2日夜里11：33，维修团乘火车离开北京。第二天深夜10点55分，到达中朝边境的安东（现在的丹东市）志愿军报到处。

10月4日星期日上午，8个人一起来到鸭绿江边游玩，他们远眺鸭绿江大桥对面的朝鲜新义州，目睹一片荒凉景象，拍下了唯一一张全体合影。

8个人合影：后排左起胡金轮，王长庚、平永保、程洪涛；前排左起朱文烈、王祥恒、李进良、王强。（受访者提供）

10月5日，志愿军报到处开会通知，10月7日凌晨4点起床，5点集合，6点过鸭绿江。

他们需要自己准备一天半的粮食，火车上没有水。报到处给他们发了全套干部军衣、军大衣、帽花，让他们过江前更换，换下衣物则留在安东。

会上，还有人教他们如何打铺盖，并教了一些行军窍门，比如军大衣要易取，行李不跟火车，有汽车送，每班安排一个人跟车押送。

10月7日一早，李进良起床脱下了便服，换上了军装。24岁的他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生平第一次以军人身份出国，“心情异常激动”。维修团早上7点乘上闷罐子火车跨过鸭绿江，火车开得很慢，到了朝鲜境内，满目疮痍。李进良第一次亲眼看到战争造成的创伤。

资料图片。

12小时后，他们抵达平壤。“城市到处断壁残垣，看不清街道，原来的电车轨道被炸得像蛇一样弯弯扭扭，不见行人，灯光暗淡。”李进良回忆，他们被安排落脚牡丹山半腰一处歇息。

第二天中午12:20又离开平壌，夜里11:50抵达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个矿坑洞里。一排排巷子隔成一个个小隔间。每个人各住一个只能摆张床的小间。坑洞里面，非常潮湿，手一摸坑壁都是水。

日记本

联系上了李进良，有希望搞清楚日记本真正的主人是谁，收藏家徐先生也很兴奋。他想要揭开的谜团很快就会有答案。得知这本日记存世几天后，李进良从徐先生那里拿到一份“和平日记”全文扫描件。

这不是李进良的日记。他自己的战地日记在文革期间早已遗失。

但看到“和平日记”上那一串熟悉的名字，李进良知道，这本日记一定是他们当年赴朝鲜电台维修团第五班上的某个人。凭借日记本扉页上印着国营南京无线电厂，也就是南京714厂，搜索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

当时南京714厂只派了胡金轮与朱文烈两人上前线。

朱文烈后调到成都719厂。李进良前几年还和他有过联系。收到日记照片的当天下午，他就与朱文烈联系上了。两个90多岁的老人，耳朵都不好使，只能戴上耳机通过电话交流。印象中当年那个走路步伐急促，有一副好嗓子，常常高昂欢快歌声相伴的小伙子朱文烈，现在也已是91岁的老人，他还住在成都。

“和平日记”也不是朱文烈的。他们从日记本的前面几页分析，日记可能是胡金轮的。但朱文烈与胡金轮家属也没有了联系，他表示，要找胡的后人很难。

李进良记得，胡金轮的年纪比他和朱文烈大了将近20岁。去朝鲜之前，胡已经有了家室。日记本最初的记录正是家庭琐事，这曾令收藏者徐先生感到困惑。

日记的第一条记录写于1953年4月12日。内容这样写道，“忘记掉今天是星期日，特意请了事假去儿童医院为小明挂号，当然是挂不成了，自己做事事前不考虑周到的毛病实在太大了。”

日记的第一条记录。

日记主人又反思道，“在医院里碰到许一如大夫，她说病床已无空，问我为什么不早来，对这一点又是我自己不好，我这种不抓紧时机、遇事拖拉的毛病，常弄得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反而变成麻烦难办的事儿，我真不知如何来改造自己。”

1953年4月13日的日记吐露出一丝愁怨。“金轮竟然这样长久没写信来，倒也是一种本领，我努力在使自己忘掉这件事，唯有这样才聊以自慰。”李进良推测，这些应该是胡金轮妻子所记。

小明的病让日记主人牵挂不已。同一天，日记本上记下，“对小明的病，决定以后每逢星期日就去挂号，总要使她得到治疗的机会才行。”治疗似乎遇到困难，日记主人感到十分疲倦。“儿童医院设备尚未完善，医生说现在尚不能作全面的检查，开了一点维他命B、C。”

家庭的琐事一下切换成国家的使命号召。

4月17日之后，日记就中断了，一直到9月25日才有了新记录，不过换了一种笔迹，也换了一种心境。家庭的琐事和愁苦情绪一下切换成国家的使命号召。

李进良猜测，应是胡金轮把这本单位发的日记本带到朝鲜了。

9月25日记有：“今天下午才知道后天要到朝鲜去，应该准备些什么？明天要跟槐厂长谈一谈，请王祥华代科长。”随后是行前的21项准备和工作安排，非常具体。记下携带的东西小至牙刷、牙膏、信纸、邮票等日常生活用品，非常细致。末了是抄录的电台说明书。至此，李进良确定，日记本的主人就是胡金轮。

记下携带的东西小至牙刷、邮票。

步谈机

在战场上，胡金轮在日记里记录下前线的行程安排和电台维修汇总情况。依循着胡金轮的记录，李进良一步步将脑海中模糊的记忆和具体的日期联结起来。他像搜素引擎一样从脑海的记忆库中逐日将66年前的一幕幕调出来放映。

赴朝鲜行程安排。

抵达朝鲜，电台维修团在志愿军司令部停留了一个星期。10月16日上午，8个人又分成几个小组分赴不同部队的驻地。李进良和胡金轮、朱文烈分到一个小组。

当天，他们一早8点就出发离开了司令部，三人在志愿军战士陪同下，走了一整天山路，到天色渐晚时，已疲乏至极，于是开始找地方落脚休息。

从左至右：李进良、胡金轮和朱文烈。

朝鲜男人都参军了，老乡家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李进良他们好不容易在山沟沟里找到一户茅草房，进去一看，家里非常简陋，只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坐在铺地的席子上。一行人说明借宿一晚的来意，女主人就招待他们喝水，只能席地而坐，陪同的战士送给她一点随身带的干粮，与她边谈边吃。

李进良发现女主人家里有几张报纸，顺手拿过来一看，是前几天的。他很惊讶，这么偏僻的乡村，居然有会看报的农妇。她说，丈夫在当兵，每天要看报了解前线的情况。吃完干粮，他们就躺在席上和衣而睡。第二天一早，他们告别了女主人继续赶路。

10月17日下午2点，三人抵达了第20兵团。团部派了8个通信兵跟两人一起找到一个方圆几里没有人烟的山区，在平缓的山坡上砍树开辟了一小块地，搭建两个棚子。一个棚子搭个通铺垫上稻草可以睡觉，另一个用树枝钉在地上，上面架上板子当工作台，用发电机发电。

简易的维修站就开张了。第20兵团各师依次将各种电台送到维修站检测修理，一个师全部检测修理完了，就领回使用。换另一师送来检修。

志愿军的通信装备分有线、无线两大类。驻防、休整主要靠摇把子电话机和拉被覆线，把营、连、排联系起来，战斗打响，被覆线常被打断，这时就只能靠无线了。各师送来的多是15瓦102短波电台、71型2瓦短波电台、702超再生步谈机，还有少量E27、E29、101电台。

八一型102短波电台。

志愿军1950年10月刚入朝时携带的无线电台，大部分是国共内战时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军电台。

后来国内厂家陆续开发，志愿军逐步装备了国产电台。军以上是91型150瓦短波电台，师团配备以报为主的102型15瓦短波电台。团营主要配备以话为主的71型2瓦短波电台，营连排则是超再生702型步谈机。

702型步谈机。

这样中国部队从军一级一直到排一级就有了成套的系列国产战术电台，可以进行机动及时的战争指挥，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能力。

702型步谈机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它像大哥大一般的，是一个可以捧在手里的长方体墨绿色铁盒子，按下按钮就可以通话。这种轻便型电台正是由712厂参与研发生产。

李进良回忆，比起美军电台，702型步谈机具有轻便省电、便于携带、易于操作、信号覆盖范围更广、话音更清晰等优势。入朝初期，志愿军还普遍靠军号、哨子来联络，702号步谈机相比之下已经高效及时得多，它的量产使得前线营连排之间通讯更有保障，可以相互清晰地知道彼此的处境与战况，做出灵活的指挥。“步谈机话务员爱护它比保护自己生命更重视。”

在胡金轮带领下，小组三人制定了一套检修程序，先分类登记，对送来的电台做清洗，再做检测和维修，最后验收。人手不足，登记和清洗的工作主要是团部的通信兵负责，检测和维修工作则交给胡金轮、李进良和朱文烈分工承担。

胡金轮和朱文烈主要承担71型2瓦短波电台，李进良负责102型15瓦短波电台和702型步谈机。

他们的检测工具只有信号发生器、万用表、频率计、功率计。发射机检查频率和功率，接收机要检查频率、灵敏度和音频功率，要把每部电台的性能调到最佳。验收则由老报务员凭经验实际使用。

李进良和通信兵战士合影。（前排右二为吕居仁）

20兵团全体维修通信兵在草棚前合影，前排左李进良、中胡金轮。

李进良也找到一套好的工作方法，检修要“由外到内，由后向前，划分区域，按线寻找”。 “由外到内”说的是对有故障的电台，要先检查电源、天线、话筒耳机等外部附件及插头、插座接口等有无毛病，排除之后，再检查电台本身。由后向前，则要求对发射机先检查末级功放，再一级级往前级检查一直到主振；对接收机首先检查末级音频功放，再检查中放、变频、高放。

依据前面检查判定故障出自哪里，在这个范围内，按线路图逐一测定其电压，判定是哪个电阻、电容或器件坏了。这说的是“划分区域，按线寻找”。

“这样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检测，很快就能找到故障所在。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可能一天都修不好一部。”李进良说。

很多故障有相似性，一看是同样毛病，立刻就能确定是哪个元器件坏了。但也碰到一些怪毛病，总也修不好，他就会与胡金轮一起分析。遇到个别电台，怎么也修不好，他们就挑出无法修理的机器上拆下来的元器件做维修件来更换。实在修不好的也有，他们只能在记下维修意见后，等待器件。

每检修一部电台，李进良都会在本子上做好记录。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上半年回国，他总共修了一千多部各种各样的电台，最多的就是步谈机。其次是71型2瓦短波电台，此外还有八一型(102E)15瓦收发报话机及其前身101、E29、E27以及零零星星的BC1000等美军电台。

无线电收藏家徐先生对南都记者说，中国共产党早在红军时期就在办无线电学校，长征到达延安后已经可以以组装的方式生产一些电台了。早期除了一些教材之外，私人文字性的资料十分罕有，几乎就没有见到过。

“战场上的维修记录非常难得。”在他看来，“日记也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他们做事非常认真，在前方不只是维修电台，也在总结经验。打防卫战电台有什么问题，打进攻战电台又有什么需求。”前方收集到的问题也在此后后方的生产中做了改进。

老战友

理清了日记的线索，李进良、项军、徐华然都在想办法联系胡金轮的家人，想将胡金轮的“和平日记”物归原主。

除了试图找到胡金轮，他们也开始一场寻找老战友的漫长之旅。他们想要知道当年一起赴朝鲜的电台维修团第5班其他人以及第20兵团通信兵的下落。

尚未寻找到的20兵团通信兵战友。

这时，项军的校友巢才荣也参与到寻找队伍中来，他们俩和李进良以及徐先生共同组建“寻找”群，开始寻找李进良的老战友。项军和巢才荣分别通过校友、朋友和南京714厂其他尚健在的老专家寻找线索，一个月后，他们首先找到了一个胡金轮女婿的手机号。由此，李进良联系上了胡金轮的女儿。

胡金轮和妻子陈尉平。

日记本的身世终于得到了解答。其中一个女儿见到父母亲熟悉的笔迹，终确认了日记的主人。

胡金轮的妻子名叫陈尉平，两人育有4个女儿。令母亲牵挂不已的小明是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后恰逢解放战争，小明被送到老家奶奶处照顾，因严重缺钙脑发育不良造成智残。目前，她在南京一处条件很好的颐养中心安度晚年。

大女儿出生。

胡金轮已于1995年8月8日离世，享年八十三岁。陈尉平也已经在2007年年底去世。女儿们都感恩父母的慈爱。在她们心里，父亲胡金轮“有一双老黄牛似的大眼睛，一副骆驼一样的厚嘴唇”，他为人忠厚，默默奉献。母亲则教会她们孜孜以求。

胡金轮的妻子陈尉平年轻时。

和李进良同在天津712厂待过的王祥恒后来调到绵阳原电子工业部属厂工作。2019年10月，李进良联系上王祥恒女儿时才得知，就在几个月前王祥恒已逝。

王祥恒和李进良合影。

到了11月，另一位和李进良同厂的维修团员平永保也有了消息。他从朝鲜回国后在电子部工作，1971年已去世。至此，电台维修团的8个人已经联系上5人。

当年给维修团布置任务的20兵团通信处机务员石磊，也是通讯兵部老参谋，他也陪同维修团一起去了朝鲜。遗憾的是，石参谋1965年参加抗美援越时牺牲，年仅37岁便英年早逝，长眠异国他乡。其爱人徐霭贞也是原通信兵部科技部参谋，依然健在，已经八十七岁，今年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纪念章。

石磊和胡金轮的合影。

故事还没有结束。2020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在今年4月，李进良又联系上了当年志愿军第20兵团一位通讯兵战友吕居仁，他在贵州遵义生活。

吕居仁近照。

李进良近照。

10月下旬，李进良和吕居仁双双获得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吕居仁的后人将获奖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李进良。看着照片，李进良想起，当时去修电台，吕居仁年龄最小，现在的模样和年轻时很像

吕居仁（中间）在坑道口同战友合影。

照片背后的题字。

受益于通信技术的发展，两个老人相隔一千多公里互传相片，还打了一通视频电话，“见了面”。这一切是如此轻而易举，距离他们在朝鲜战场艰苦维修那时的通信设备，已经过去了67年。

采写：南都记者吴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