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国家统一的隐形作用_风闻

公元1039年，翰林学士丁度给宋仁宗打报告，说朝廷下令修订的那本书，《集韵》已经修完了。

宋朝人特别爱编书，而且是编那种大部头的书。在仁宗朝之前，所谓的宋代四大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已经编成了。仁宗朝也没闲着，继续搞这种官方主持的大型文化工程。这本《集韵》修了整整五年，今年竣工。而跟它配套的字书，叫做《类篇》，这一本，修的时间更长，一直到1066年，在司马光的手上，才终于完结。

你说编书这事重要吗？当时的人可能也不觉得，甚至史书里都没怎么提这事。

站在当时的人立场来看，这一年，肯定是宋朝和西夏的战争更重要。但是，是站在1000年的时间尺度上看问题的，官方主持编订《集韵》和《类篇》，对塑造中华文明的影响，恐怕要更大。

押韵是件严肃的事

这两部书，一部《集韵》，一部《类篇》，他们都属于字典，但是用法又不一样。

在传统上，《类篇》这种书叫“字书”，类似的还有《说文解字》《玉篇》等等。这类书的用法就是：你遇见一个字，既不知道怎么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去查字书。根据偏旁部首，找到这个字的说明。用法类似于今天的《新华字典》。

而像《集韵》这样的韵书，我们现代人看着就有点奇怪了。它是把读音按韵分成了206个小类。奇怪吧？看到一个字，如果不知道怎么念，我在《集韵》里就找不到它。这字典不好用啊。

其实这不是给我们识字用的，而是给古人写诗作赋用的，对，除了你熟悉的诗，古代的赋也是要押韵的。比如，今天我要做一首诗，第一句刚憋出来，“毕竟西湖六月中”，哎？哪些字和这个“中”字押韵啊？一查《集韵》，哦，和“中”押韵的字有好多，比如“红”、“同”，好，我就接着写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完交卷。当然这不是我写的啊，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你体会一下，我只要有了《集韵》在手，我知道自己的武器库里还有好多字呢，东、童、忠、虫等等，这个韵部里还有大几百个字没用呢。作为一个诗人，我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啊。

你可能会说：这还用查书啊？只要会说话，就应该知道每个字怎么念，就应该知道什么字押这个韵啊。

没那么简单。你就想两种情况。

一种是韵用得非常险，也就是这个韵部里的常用字特别少，那就费劲了。熟悉诗词格律的人可能知道，有几个韵，字数特别少，古人叫“险韵”，危险的险。比如“江”韵，还有“佳”，韵，你可能一听，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佳”，不难啊，什么花、瓜、拉，不都能押韵吗？不行，在古人的规范里，那不是可以押韵的字儿。那佳和哪些字押韵呢？给你念念《笠翁对韵》里的几句。“冠对履，袜对鞋，海角对天涯。鸡人对虎旅，六市对三阶。”你听听哈，佳人的佳，居然和鞋子的鞋，天涯的涯，台阶的阶是押韵的。你瞧把《笠翁对韵》的作者李渔给为难的。这句子都很难懂，都得用很偏僻的典故才行。这哪像那些宽韵，就是字儿多的韵好些啊。比如“一东”的韵，你看《笠翁对韵》里写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这多流畅、好懂？字儿多嘛。

古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险韵呢？自找苦吃？不是。这是为了显能耐啊。

苏东坡就有一首诗，是写雪的，非要押《集韵》的“二十四盐”这个韵，这个韵跟咱们前面说的一东比，是出了名的字少，不但字少，而且里面还有不少是生僻字。先给你念念，“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chóu）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堆盐？对，说雪花堆起来就像是一堆咸盐。哟，不怎么美啊。形容雪，还是鹅毛啊，棉絮啊，飞花啊，更合适一些。再看下面两句：“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最后一句是说，我这儿北台上有一幅画里有马，这雪把马都掩埋住了，只剩下马耳朵尖儿还露在外头，“未随埋没有双尖”。瞧把苏东坡难的，这么艰难才找到一个意象，一个符合韵脚的字儿，形容雪下得很大。但是不好意思，苏东坡这首诗，严格说来，还是有一句出韵了，“夜静无风势转严”，“严”在集韵里，就跟“盐”不是一个韵。你看，这么严格的限制，大才子苏东坡也没辙。这还是苏东坡，如果是才情一般的人作诗，是不是需要一本书，把所有能押韵的字儿都摊在桌面上，一点点儿地去凑？

这就是古人需要韵书的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古人也需要韵书。

一个字儿的读音，古今不一样、各地也不一样。你觉得不在一个韵部的，未必不是。比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斜”，和“家”、“花”在都属于“麻韵”。反过来，你觉得在一个韵部的，也未必是。比如我问你，“东”和“冬”，这两个字押韵吗？我们读着好像押韵，但是在《集韵》里，这是两个韵部。要是在一首诗里面用了这两个字押韵，内行人看了就要笑话了。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古代汉语课要分辨入声字。我因为是南方人，所以用家乡话就可以分辩，比如“积极”这两个字，“屋”字，我老家话念起来都很短促，是入所以声字。北方同学就遭罪了，他们就只好生背。别觉得现代人才遭这个罪啊，古人一样，很多音为什么要分在两个韵部，他们也不知道。比如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东、二冬，到唐代的时候就已经不大区分得开了。他们也得生背。刚才说的，苏东坡把“严”跟“盐”弄混了，很可能，他生活的时代，这俩字在口语里也已经分不开了。现在你明白了，古人为什么需要一部韵书？作诗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嘛。尤其是《集韵》的大型韵书，里面收了3万多个字。那真是一本在手，作诗不愁。

你可能又会说了，为啥一定要这么规定呢？这不是文学创作吗？给点自由空间不好吗？

写词和写诗得分开论，写词在宋代，是士大夫的闲情雅趣，也不怕写歌楼舞馆，用韵就自由得多，经常能看到好几个韵合着用。但是写诗和作赋，在古人那里，可不是什么文学创作，那是非常严肃的事，尤其是在科举的考场上。平时写诗，韵脚用得对不对，就是个水平问题。但是到了考场上，写诗作赋用韵对不对就变成了成绩问题、名次问题。而在科举考场上，那就变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成败荣辱问题。能不严肃吗？

宋代的科举考试，到这个阶段，已经很把押韵当回事了，说两个故事，你感受一下。

宋仁宗亲政后，有一个宰相叫李迪。这个李迪是真宗朝景德二年，1005年的状元。不过，李迪这个状元，还中得挺惊险的。皇帝跟当时的宰相说，李迪的文章最好，意思是这状元名至实归。但其实，礼部刚开始报上去的入围殿试的名单，根本就没有李迪。不是主考官们眼光不行，而是在之前的考试里，李迪犯规了，他的赋，押韵就没押对，这叫落韵。按照当时的规定，甭管文章写得有多好，只要韵没押对就是硬伤，一票否决。好在当时的参知政事王旦力挽狂澜，他说一个读书人，写文章韵没押对，只是有点粗心，不是什么大事儿。李迪这才起死回生进了殿试，紧接着就中了状元。你看，在1005年的时候，这种事，还有得商量。

但是再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佳话了。1023年，也就是不到20年后，另一个比李迪名气大得多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州一级的解试，就落榜了，原因一样，也是因为落韵。谁啊？大文豪欧阳修啊。这个时候，不光是考生落韵了就会铁定落榜，如果考官判卷子的时候，没有发现落韵，一经查出，也要受罚。可见，韵押得对不对，在北宋的科举考试中，绳子是越勒越紧了。

那为啥考试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古板呢？因为正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所谓“锁院”、“弥封”、“誊录”等等考试黑科技，所有这些措施都指向一个目标——要公平。一场以公平为目标的选拔考试，当然会无限趋向要考客观题，也就是那种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一翻两瞪眼、无可辩驳的考试标准。诗文的水平，见仁见智的，很难评定高下的，但是你押韵押得符不符合官方的标准，那是可以查韵书去核对的啊。这不就正好是科举考试最想要的那种红线标准吗？你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主考官，你把住这类红线，才能够让落榜的人心服口服。反过来，你胆敢在这类红线上对人网开一面，其他考生的口水都会把你淹死。所以王旦替李迪说话的那种佳话，在北宋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宋朝这个时候一定要编一部权威的韵书了。这部大书往这里一放，是非对错就以它为标准了。这是科举考场上的定海神针啊。

我说到这里，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这个宋朝人哪，真是文弱啊。这一年，宋夏战争马上就要打响，朝廷不去厉兵秣马地备战，还要吟诗作赋，搞什么押韵，出什么参考书，让读书人死记硬背。这样培养、挑选出来的人才，怎么有能力管理国家、应对挑战啊？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还是低估了音韵这个事儿的重要性了。

语音是件国家大事

音韵这个事太重要了。对什么重要呢？不是对文学创作，甚至不是对科举考试，而是对中华文明本身。

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先把《集韵》这本书放一放，来说一个人。这个人你可太熟了，苏轼，1039这一年，他两岁，此刻，还生活在四川眉州纱縠行的苏家老宅里，也就刚刚会走。但是，此后的60年，苏轼走遍了大宋疆域的东西南北。

他的家乡眉山，算是大宋疆域的西部。然后，再过17年，他们父子三人就要出川，离开家乡，到京城赶考。此后，不管是因为做官，还是因为贬谪，苏轼的足迹，往东，去到了杭州、湖州，快到东海边了，往北去到了定州，那已经是宋辽边境了，往南，一贬贬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也就是海南岛。还有，他也在今天的安徽、湖北，算是大宋疆域的腹地做过官。最后，他死在常州，葬在河南。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轼走遍三山五岳，所到之处，他说什么话？怎么跟人交流？现在中国各地有方言，1000年前的宋朝，那更是如此啊。苏轼可是一个四川娃，19岁之前都没离开过家乡，他去开封赶考，中了进士，上了朝堂，怎么跟皇上对答？怎么跟同僚辩论？后来去当地方官，又怎么主持政务，怎么结交当地人呢？

这里先说个普遍的误解，看见网上有人用今天的河南话读宋词，说那才是读宋词的正音。咱们必须说，那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那真相是什么呢？

有一个小故事。话说真宗朝的宰相寇准和丁谓，有一次在政事堂办公，闲聊的时候，就说起天下哪里的语音最正？寇准是北方人，丁谓个南方人，他俩各自的家乡话就不一样。寇准说，那得是洛阳话，注意，他说的可不是当时的京城，开封话，而是洛阳话。但丁谓不同意，丁谓说，四处都有方言，唯有读书人的口音是最正的。丁谓可算是一语道破天机。对，苏轼走遍大宋，说的不是京城里老百姓的话，什么开封话、河南话，而是全天下读书人通用的话。

丁谓说的读书人的话，是一种什么话呢？

这就要说到这套《集韵》了。别看《集韵》是在仁宗朝编修的，但这本字典给每个字标的音，既不是当时北宋都城开封老百姓的口音，也不是当时其他什么地方的口音，而是一种有复古色彩的读书音。《集韵》标的，就是当时读书人的口音。

顺便说一句，寇准的说法，也就是洛阳话最正宗，其实也不算错。为啥？因为《集韵》的前身是《广韵》，广韵的前身是隋唐时期的《切韵》，而《切韵》，有学者就认为，代表了南北朝晚期的洛阳和金陵的士族所使用的语音。所以，寇准和丁谓的观点都有道理。

今天的语言学者有一项成果，就是复现了宋代读书人的口音，比如有人读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你可以品一下，宋朝人是怎么朗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

得强调一句，这只是现在学者的推演。古人到底怎么说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但是你肯定听出来了：这不是河南话，更有一点接近今天的广东话、福建话或者浙江话。

好了，下一个问题来了：汉语方块字，统一字形，还比较容易，秦始皇就做到了嘛，书同文车同轨嘛。但是，在疆域如此辽阔、地形如此复杂的古代中国，要实现语同音，太难了。那时候既没有广播电视录音机，苏东坡在老家的时候，也没听过有推广普通话的国家政策啊。那中国人的老祖先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看来，那是一套奇妙的组合拳。主要就是三招：韵书、科举诗赋，学堂诵读。这套拳，宋朝打得尤其漂亮。

第一招，就是制定语音标准啊。标准是什么啊？就是韵书啊。刚开始是文人自己编，到宋代就有了官方修的《集韵》嘛。国家花这么大力气编韵书，可不光是规定了什么字跟什么字能押韵，而且每个字都给出了官方审定的读音。这种事作为国家工程，皇帝亲自下诏，组织读书人编字典，而且由朝廷下令刊刻颁布，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从大宋朝开始的。

第二招，就是推广，最好的推广方式，就是考试啊。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科举考试一定要考诗赋？其中一个原因：有这一条管着，读书人就更能下功夫学习正音。全天下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科举，就自动统一在同一个语音系统里了。科举考诗赋，考的不光是文学才能，也是语同音的水平，这恰恰进入官僚系统的必杀技，你不光是识文断字，还得跟皇上，跟五湖四海的同僚能交流才行。

前面说了，口音是会变的，所以，也不是一本韵书编好了就万事大吉，事实上，从宋朝以后，官方颁布韵书，就成了一个传统，历朝历代都在修修补补，一直到晚清，1901年的时候，废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它才算告别历史舞台。

你说不对啊，科举考试不都是答卷子吗？不用出声啊，怎么就统一口音了？这离不开第三招：学堂诵读。

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有早读课，要整齐地大声朗读课文。要知道，这是中文教育的一个独有的现象。反正在西方的学校，你是不大会听到什么“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的。

对，汉语里，有两个指代学习的词，“读书”和“念书”，你看，都是带声音的。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形式。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他小时候怎么上学堂的，就有这么一段。私塾先生老师大喝一声——

“读书！”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其实不光是念，如果是传统的学堂，还有调儿，像唱歌。小时候还见过老先生这么读书。我是不会了，有机会你可以试听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录音，他吟诵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请注意，各地的方言吟诵并不一样。赵元任先生是常州人，所以这是常州读书人的吟诵，换了一个地方的读书人，吟诵会不一样。每个人，每篇诗文也都不一样，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完全是照谱唱歌。但是哪些字是同音字，哪些字互相能押韵，又都在韵书的框架之内。

正是靠着四散在中国乡村、城镇的学堂，不管是官办的太学，还是民间的私塾，靠着学堂里琅琅读书声，中国的读书人，学会了一种可以让他们可以出门做官、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共同语。这种话，在历史上被叫做“官话”。

你别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其实欧洲的拉丁文也是类似的现象。欧洲的大学里，语言一度只教拉丁文。各个国家自己的民族语言，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19世纪以前，英国人上大学，并不会去专门研究英国文学作品，这些上不得台面，都是自己在家里随便读一读的。要考察一个人念没念过书，不是看他的母语如何，而要看他的拉丁文功力怎样。这么一来，拉丁文便成了知识阶层、文化精英的身份象征。懂拉丁文的，就是文人雅士，不懂拉丁文的，就是普通百姓。

你可能看过《鲁宾逊漂流记》，讲的是鲁滨逊荒岛求生的故事。小说快结尾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情节，鲁宾逊和仆人一道，从野人手里救下了一个白人。书里是这么说的——

当我的仆人星期五正朝他们射击的时候，我拔出刀，割开绑在那个可怜的受害者身上的草绳。给他手脚松绑后，我扶他起来，用葡萄牙语问他是什么人。他用拉丁语回答：“基督徒。”

你看，这个故事就有意思了，鲁滨逊自己是个英国人，他当时之所以用葡萄牙语问，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葡萄牙才是海上霸主，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荒岛上，突然遇到个跟自己样子差不多的白人，大概率是葡萄牙人。其实呢，这个人是个西班牙人，他其实根本没听懂鲁滨逊那个半吊子的葡萄牙语，但是显然，这个人也觉得鲁滨逊没准儿是个欧洲人，所以他就拿欧洲通行的拉丁语来回答了。

在那一刻，在远离欧洲万里之遥的南太平洋上，两个欧洲人，通过欧洲共同语拉丁语，实现了沟通。

现在你就明白了，诗赋之学、音韵之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那么重要，不是因为文学艺术闲情逸致，它是偌大的一个中华文明的强力粘合剂。

读书人精神共同体

过去我们总是讲，秦始皇搞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化的强力粘合剂。但是，提醒你的是，中国古人还搞了一个我们不太注意的大工程，就是语同音。这其实更隐蔽、更困难，实际效果看，也更有用。

你不觉得吗？中国文化的粘合效应也太好了。我们已经很习惯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国。家里老人从哈尔滨飞到三亚去过冬，或者一个上海人飞到乌鲁木齐出差，5个小时。这个距离，要是放在欧洲，那就是从东边的白俄罗斯，飞到西边的葡萄牙，中间要经过波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但是在中国，这也就是个国内航班。

不仅是空间大，而且时间也长。一个中央集权的、多元一体的、超级疆域的大国，居然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就出现了，距离我们今天在的宋仁宗，超过1000年，从宋仁宗往后，又过了将近1000年。中间虽然也有分分合合，但就是没散摊子。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独一份。简直就是个奇迹。

注意啊，这是在农耕时代的技术条件下做到的。农耕时代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人口分散，有无数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村落啊。这种村子，和外界的人员、物质、信息的交换都很少。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统一的大国，也太难了吧？想想印度就知道了。同样是小农经济，在英国殖民者到印度之前，它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在那片土地上，有无数的种族、部族、语言、宗教、文化，彼此既不认同，更谈不上统一。就算是今天，印度独立快80年了，全国还是有1000多种方言，全国发行的法币卢比上，印着15种语言的文字。但是中国做到了，长期统一，即使统一被打破也总有机会回复原状，这是怎么做到呢？

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的这本《大国宪制》。其中就提出了很多解释。这本书给我的见解就是：这可不是什么天然的因素导致的，这就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持续努力的结果。

举个例子，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是因为那边的地形支离破碎，不利于统一。而中国呢，在东亚这片大陆上，北有大漠，西有高山，东边南边全是海，就围出了这么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有利于统一。其实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

别的不说了，中国境内有长江这样的天险，第一座长江大桥，那还是1949年之后才建的。古人其实是很难跨越的。还有，像太行山、秦岭这样的天然分界线；像关中、四川这样的易守难攻的地理单元。但是你再看欧洲，不仅山地面积比中国要少得多，它里面的的河流比如多瑙河也不大，不但不成为地理障碍，还很适于通航。所以它不仅不构成阻隔，反而可以打通欧洲的地理。即使对于古人来说，从欧洲大西洋沿岸一直走到伏尔加河，一路都是平原。按说这种地理特点，更易于形成统一国家啊。但是很奇怪，是中国而不是欧洲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为啥呢？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说中国之所以统一，是因为方块字。乍一听，这个观点有道理。对啊，西方人用的拼音文字，各地人说话渐渐地不一样，书法写下来的文字就不一样，时间一长，没法沟通，所以就分裂了。而中国人很幸运啊，用的方块字，字形和读音本来就分开的。所以，各地说话虽然互相听不懂，但是文字是统一的，是能交流啊。

但其实，这个逻辑也有问题。方块字并不意味着就是字形不变的文字啊。要不为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还要搞什么“书同文”呢？就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六国文字，全国统一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这说明，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制，即使是方块字，在使用中是很容易乱的啊。

这两个例子都在说明同一个道理：哪里有什么本来如此的好条件？都是祖祖辈辈的中国人用行动创造出来的。就像彼得·德鲁克说的，“预测未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创造它。”

如何能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就是读书人，虽然不是绝对的语同音，但是他们之间至少能交流，这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

请注意，这种努力要对抗的，还不仅是自然进程：大家分散在各地，交流得少了，所以语言文字渐渐就不统一了。其实，还有一种更积极、更主动的力量，需要去对抗，那就是地方精英的天然的离心主义倾向。

得承认，人群中就是有一帮能干，而且不甘于人下的家伙。他们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不能成为全国性的精英，他就必然成为地方上的精英。你别觉得这是耸人听闻。看看欧洲的历史就明白了。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但是说话呢？没办法统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国也差不多吧？结果呢？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利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方言，就很难再消失了，操这种方言的人，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要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而这种方言，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但丁对意大利语、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这件事的后果可不会局限在语言领域，他一定会往政治领域发展，德国这个国家就从此轮廓清晰、逐渐成型的。

听明白这个道理，再回来看我们古代中国，就会倒抽一口凉气啊。如果全国精英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历史的中途也就解体了。

但是这件事在中国确实没有发生。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在语音上的努力：制订官方标准音、编《集韵》这样的工具书、推广科举考试、学堂诵读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制度配套。举个例子：“异地当官”的制度。

一个人考上了进士，在家乡享受光宗耀祖的荣誉可以，但就是不能在家乡当官。如果让官员在自己的家乡当官，很容易导致官民勾结、地方势力固化。要当官到别的地方去当。但是，这会带来新的问题：官员都是外地来的，跟当地老百姓语言不通，怎么处理政务？打官司，老百姓说话你也听不懂啊。别忘了，科举可是全民游戏，考中当官的是少数人，还有大量落榜的读书人呢，他们也受过一定的官话训练。这里头，很多人就成了扎根本乡本土，配合官员工作的“吏”。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

第一，这种异地当官的制度，从大国的视角来看，有个很大好处，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变成了天下的精英，而不是地方的精英。让一个人的才能在全国其它地方，而不是他的家乡发挥作用，地方上就不容易闹分裂、闹独立。甚至，那些教育特别发达，特别能出进士的地方，等于变相用读书人支援了其它地区。

第二，异地为官，还有一个好处。你想啊，一个人去外地当官，你新来乍到的，肯定没多少抹不开面子，非得照顾的亲戚、朋友、熟人吧，那当地老百姓就比较容易相信，你能秉持公心。更有意思的是，因为会说官话的毕竟是少数人，当地的土豪和外来的官员打交道，要是自己说不了官话，那中间就可能站着个翻译，暗中勾兑就不大方便了，这多多少少少也能遏制一点腐败。

第三，那些吏虽然熟悉当地情况，也容易勾结豪强，比如，《水浒传》里面的宋江，那就是典型的吏啊。那跟当地势力勾结得！有人劫了生辰纲，他能给通风报信放跑了；他自己杀了人，衙门里也有人庇护他。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还得了？但是放眼整个权力结构，他们的影响力毕竟只是在当地，他们的手里毕竟没有很大的权力。说到底，他们还是要听官员的。

你看，这么一个能够形成制衡关系的一个权力结构，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之一，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官话，或者诗赋音韵之学。

更进一步看，中国的士大夫们，虽然出生在各自的本乡本土，但他们只要上学读书，他们就会隐隐然地结成一个语言共同体；只要他们考上科举当上官，他们就会区别于家乡的所有人，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更进一步地，他们还会结成一个精神共同体。

这个精神共同体具有很强的超越性，超越乡土，超越家族，甚至超越时空、超越现实。

现在讲的是1039年，再过7年，到了1046年，范仲淹就要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名句了。

你看，这样的句子，超越了任何具体的乡土，它的尺度是“天下”；也超越了任何具体的人，他的胸怀里既有庙堂，又有江湖。而这个句子本身也在超越时空，直到今天，还能在我们的心里回响。

这才是中国读书人真正的精神空间。这里面有美文、有诗篇、有往圣绝学、有太平理想。这种理想，隐形中支撑了中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