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有它的合理性_风闻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就被正式废除了。但哪怕到了今天，科举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从中国到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

01

有句老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谓是诚哉斯言。

谁能给评评这两位大爷谁的诗词水平和成就更高？

要是有人敢叫嚣“老子武功天下第一”，弄不好下一秒就会跳出一条好汉来把他揍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小说中的各种武林盟主，下场通常都比较凄惨。

可要是李太白跳出来说就没人比我更懂作诗，没准杜甫就会忍不住嘟囔一句其实我也略懂好吧；白居易被时人誉为“诗王”，但他肯定不敢去问问元稹和刘禹锡对此是否服气；苏轼被门下大弟 子黄庭坚吹捧为“落笔如风雨，真神仙中人”——这要是被他师祖欧阳修看到了，兴许屁股都得被揍成八瓣。

要不怎么说文人相轻呢？因为文华这种事，根本没法比，也永远比不出个能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结果。

这在平时无所谓，可到科举考试的时候就麻烦大了。

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主张平实文风的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礼部贡试的主考官，然后就大笔一挥，将所有采用他最讨厌、在士人中又最流行的“太学体”的考生统统黜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考试结果一放出来，那些因为太学体而落榜的考生纷纷表示不服，不但上街闹 事，还差点把老欧阳给揍了一顿。最终还是宋仁宗赵祯力挺，再加上欧阳修文坛盟主的牌子太硬，才勉强把这件事平息下去。

两年后欧阳修担任殿试考官时，对一个名为刘辉的考生写下的文章大加赞赏，推荐其为状元。谁知这个刘辉，就是当年被老欧阳亲手黜落的太学派领袖刘几的化名。人家只是换了个马甲和文体，命运就在同一个考官手里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改变。

欧阳修的做法合情合理，但难免有失公平的争议

这件事后来被渲染成了一段文坛佳话，但也尴尬的说明了一个事实——科举考试如果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仅凭考官的个人好恶进行裁决的话，不但显失公平，而且背离了科举为国选材的初衷。

而跟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比起来，北宋嘉佑科考案连场小风波都算不上。

当时朱元璋任命已经85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会试主考官，结果后者录取的51人，籍贯统统都在南方。再加上刘老爷子本身就是湖南茶陵人，这下全员落榜的北方考生可不干了，纷纷联名上疏，状告刘三吾偏私南方老乡，在搞地域歧视。

这事惊动了朱元璋，组建了由侍读张信等12名顶级学者组成的超豪华调查团彻查此案，并增录北方士子入仕。结果查来查去，调查团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刘三吾所录取的51人都有真才实学，而被其黜落的北方士子的水平实在是有点洼，想挑几个勉强能录用的都很费劲。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自从建炎南渡以来的近300年来，北方因一直处于女真、蒙古等异族的统治之下而日益胡化，渐成文化荒漠。而南方恰恰是于此期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北方的反超，而且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北方考生考成这个熊样一点都不奇怪。

可问题是老朱是大明朝的皇帝，而非单纯南方人的君王。因此对他来说，科举考试的公平固然重要，但是在政治考量，尤其是跟拉拢本就有离心倾向的北方人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于是朱元璋大笔一挥，就将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打入了蓝玉和胡惟庸的余党行列，惨遭发配边疆的待遇。而固执的坚持公平第一、不能深刻领会“圣意”的调查团首席调查员张信，更是落得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同时老朱又钦点北方士子61人入皇榜授官，比南方还多了10人，故称北榜。

从此大明朝的科举便南北分卷、分别录取，颇类似前些年的高考分省出题。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教育、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但其弊病也是显著的，别的不说，明中期以后朝中的齐、楚、浙、秦等诸党党争，科举分榜制度就是其诞生的温床之一。

02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选材，理论上是为皇帝服务的。可问题是儒家士大夫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撬皇帝家的墙角……于是他们就鼓捣出个名为“座师”的怪胎出来。

文官一直在跟皇帝政权，这一点在明朝表现得尤为显著

啥叫座师呢？就是对于考中进士的读书人来说，给他们启蒙、向他们传道授业的师长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让他们成为“天子门生”、享受荣华富贵的皇帝也不行。真正被他们认可的、愿意与之荣辱与共的真·亲·老师，是他们参加礼部会试时的主考官。

天地君亲师，是在当时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只要当上主考官，随便批批卷子、点个名字就能得到一大批官 场新秀的终生效忠——别说背叛了，哪怕是稍有违逆都会遭到所有人唾弃的那种效忠。请问，世间还有比这更高回报的投资吗？

所以从两宋到明清，历届科举的主考官都会被抢破头。若非权势、德望以及文名达到一定高度的，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一旦能捞到一届主考，“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不再是一种奢望。这样一来，哪怕将来自己下台了，也能遗泽子孙，保证家门不堕。所以这样的好事，岂容他人破坏？

要是主考官自己作弊被抓住了，无论砍头还是流放都是活该。可像刘三吾老爷子那样，明明公平取士结果却被朱元璋甩锅，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这谁受得了？

所以士大夫们很慌，拼命的想辙找补，无论如何也得弄出个让谁都挑不出毛病的取士的办法出来。就这样，八股取士才应运而生。

其实八股的雏形，早在北宋就已经出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针对科举进行了改革，废诗赋而改考经义，将考试内容限 制在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内。南宋时对考试文章的文体有了进一步的限 制，要求“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作义要诀·自序》）等固定格式。元朝时，更是将考题的范围限 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的范畴之内，可以说“八股取士”的大趋势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倡议，科举考试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谁要是敢不这么写，就等于自绝于举途。

为啥八股文就能解决“文无第一”的问题，使得科举取士不但能做到公平公正，还能让人挑不出毛病，堪称主考大人的保命神器呢？我们拿一篇八股范文解读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03

王鏊，明朝名臣，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王鏊参加礼部会试，以《百姓足，君孰以不足》为题作下一篇流传千古的经典程文，打动了全体考官，最终荣膺榜首“会元”：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此段为破题）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此段为承题）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此段为起讲）

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 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此段为起股）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此段为虚股）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此段为中股）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此段为后股）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此段为大结）”

全文共8段、337字（不含标点），先是破题、承题、起讲，之后4段皆为对仗文，谓之“四比”，一比两股——这就是“八股”的由来。最后一段为大结，至此全文搞定。

在文体上，破题、承题、起讲和大结通常都是用散文的写法，既要观点明确、言词简练，还得辞藻华丽、吸人眼球，让考官清楚的认识到你不但把经 文倒背如流了，还能用最简单而且最优美的文字对其加以阐述。简单说，就是对经义这玩意，你不但读了、懂了，还能拿来浪着玩了。

而中间那4段八股，可就万万不能浪了，更不能随心所欲的继续“散”下去。必须使用严格对仗的排偶句式，阐述全文的中心思想并举例说明——无论是八股的文体还是内容出了问题，那么恭喜这位考生，可以提前预备下次进京赶考了。

当然不是说把4段对偶句写得完美就万事大吉，其余部分也很重要。像是破题，考官在阅卷过程中往往只看这一段就可以决定一名考生的命运，要是破错了题或破得难看、啰嗦，这张考卷可能就直接被黜落了。其余像承题、起讲、大结虽然没这么重要，但主要考验文笔。要是考生写得干巴巴的让考官直打瞌睡，即便不会被直接黜落，也注定得不到好名次。

04

科举考试通常要考好几场，考试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明朝会试通常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题3道，五经题（任选一经）4道；第二场考公文写作，包括论1道，判语5条并在诏、诰、表中选答1道；第三场考经、史、策5道题。

科举考试不但科目多，层级也不少，与如今的小中大学升级淘汰体制

也就是说，在整个会试期间每个考生要写19篇文章。而明清时每次会试的参考士子至少也有4000人以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最多不超过20人的阅卷官（通常为17~18个同考官阅卷， 2个主考官负责复审及决定名次），需要最少批阅76000篇文章。即便每篇文章按300字计算，也足足有2280万字之巨。

而且如此巨大的阅卷量，还必须在15天内完成。哪怕超时一个时辰，考官都要受处分。

更让阅卷官爆肝的，是朝廷对批阅考卷的变态要求。打个比方，一份考卷的破题要是破错了，后面的内容哪怕写得再出神入化，也逃不过惨遭黜落的下场。那么是否意味着，阅卷官就不用搭理这份卷子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要求，阅卷官不但要对考卷进行断句，还必须将其中的所有错处标记出来，并用文字加以说明。为啥？因为考完放榜之后，考生是有权查卷的，阅卷官要是不把错处标记出来而且写清楚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人家可是要找你麻烦的。所以一旦出现漏标、错标等情况，朝廷是要对阅卷官处于警告、罚俸、降级乃至于免官处分的。

大家挤破头抢个考官当当，是为了给自己的仕途锦上添花，可不是找罪受的。因此在阅卷过程中，哪怕再烂的文章也得强忍着恶心一个字眼一个字眼的抠，生怕一个不留神导致自己前功尽弃。

这就导致了哪怕考官们在半个月内不眠不休，也不可能在不出错的情况下批阅完这么巨量的考卷。

这不是在考试，而是考官在阅卷

于是乎潜规则就出现了，那就是考官只以考生在第一场考试的第一道四书题的成绩，来决定最终的名次。至于其他18道题，只要不是错得离谱或犯了忌讳，甭管是答得妙笔生花还是能把阅卷官恶心得连年夜饭都吐出来，通常都不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因为《四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其正确性和权威性在当年无人可以质疑。因此将考题的范围限 制在《四书》之内，同时对《四书》的注释和解说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文体上必须采用八股文的格式——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本来属于主观题的写作文，就被这帮脑洞大开、更重要的是为了偷懒和甩锅的士大夫们，活生生的给改造成了客观题。

既然都是客观题了，批卷就变得简单多了。比如格式错的，就能刷下一大批考生；破题错的或是破得难看的，又刷下一大批；对偶对得不够完美的，再刷下一大批；文笔不够优美的，还能刷下一大批——这么刷来刷去，还能剩下多少考生？

反正搞八股文的明清两朝，每次开科都要录取300～400人呢，也就大差不差了。

这是一份经考官批阅过后的试卷

为啥不从文章内容的高度和质量上刷人？呵呵，一群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谁还指望他们有啥真知灼见？

05

自从八股文一统科举以后，我们会发现诸如“一门数进士”、“父子皆状元”（或榜眼、探花啥的）之类的“盛况”愈发常见。早已在唐末灰飞烟灭的世家豪门，因为科举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比如海宁陈家，号称“海内第一望族”，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之称；比如常州庄氏，在明清两朝中进士35人、中举人79人，出仕为官者达200人以上，跟魏晋时期的顶级士族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科举本是为了限 制士族门阀垄断仕途而生，最后怎么又成了孕育世家豪门的温床？答案就是八股文在搞鬼。

为啥这么说？

既然八股文把写作文弄成了客观题，那么就自然有大把的套路暗藏其中。就像我们考试时遇到难题所秉承的“三短一长选最长，三长一短选最短，实在不行就选C”那套“真理”一样，搞清楚了八股文的实质，便很容易总结出一套应试“秘籍”。

明末大思想家、被称作狂人的李贽，26岁初试便中了举人，觉得科举这玩意实在是无聊，自叹“此直戏耳”（《焚书·卷三·杂述》），干脆连进士都懒得再去考了。

为啥？因为他考举人之前既未熟读经典，也没狂背程朱章句，就背诵了几百篇前人时文。考试时也不管出的是啥题，只管从各种范文中寻觅佳句在东拼西凑一番就交了卷，然后……就中举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还真有。李贽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了研究，发现什么八股文阐述圣人微言大义，全是狗屁！一句圣人之言不懂，也能写出高分八股文。怎么写？他总结出一套写作八股文的公式，然后要求学生再死记硬背几百篇范文，等到考试的时候就套用公式和范文对文章进行截搭，这样就可以拼凑出各种命题的八股文。如此一来，考生既不需要熟读四书五经，也无须把程朱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只要照章写作，大概率就能过关。

这就等于将八股文章，从士大夫口中最高端的脑力劳动，直降到了跟老农种地没区别的体力劳动。

李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口当官，而且还口无遮拦的大讲特讲他的应试“秘籍”，而且极擅押题，因此一度成为大明朝首屈一指的“辅导天王”。后来他调任姚州（今云南姚安），靠着这个办法居然给这个教育极端落后地区培养出了大票的进士、举人，甚至引来全国各地的考生不远千里跑到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只求能上李老师的辅导班。

李贽当然是天才，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天才，否则那些一口气能蹦出上百个进士、举人的家族是怎么来的？

只不过人家只占便宜不吭声。要是都满世界嚷嚷，让写高分八股的秘密弄得举世皆知，他们还怎么再连续高中？

这就是个大明版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大家都睁眼说瞎话的赞美八股的光鲜亮丽，唯独李贽大喝了一声，这货光着腚呢！

这让大家伙情何以堪？又让大家伙以后再怎么保持高高在上的尊荣？所以李贽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狗血喷头：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另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诛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第六》）

所以李贽最终落得个入狱后自尽而死的下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06

八股文的问题肯定有一大堆，这个无需多说。

但科举发展到最后，变成了八股文一统天下，就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

在唐朝时，进士科考试的试题是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后来又加试杂文和诗赋。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废诗赋改试经义策问，但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后来又恢复了诗赋。到了明清两朝，想考中进士在事实上只需考好经义一门即可，也就是写好八股文就行了。

实事求是的说，这是一种进步。

想让一帮闷头读书至少十年八年、没有过任何任事治事经验的书呆子讨论国家大事，怎么看都是个愚蠢且注定收获失败的尝试。当然也存在像诸葛亮那样宅在家里就能纵论天下的天才，但科举是一次性录取几十乃至数百人的选官考试，谁敢想象一次性的蹦出几十、数百个天才？所以考策问可能偶尔能喜获个把诸葛亮，但绝大多数弄到手的可能都是赵括，这是与为国选材的初衷相违背的。

考诗赋就更离谱了。毕竟朝廷不是作协，作协也治不好国。

所以在儒家一统天下的时代，科举考经义是最合理的，而用八股文来阐述经义，也是最合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