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焦虑_风闻

对于趋利执法、远洋捕捞这事，我聊过好几回。

之所以冒着风险聊聊，主要是出于中产阶级的焦虑。不是想通过聊这个话题，带动什么流量，而是希望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能够想想办法进行解决。

毕竟，中产阶级是最希望国泰民安的群体。

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大概是最尴尬的群体。事情大致看明白了，但傻乐做不到，想走走不了。如果因为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不断叠加，导致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下滑，中产阶级可能会跟着一起倒霉。

出现趋利执法、远洋捕捞的底层原因，是司法地方化和执法权限无地域边界的双重结合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执法、司法机关应该以专业为主，办案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应受地方政府的任何影响。

但从实操中来说，地方的执法、司法机关多多少少受制于地方的财政，跟地方财政收入有着相当的利益关联。如果某个地方财政困难，甚至到了发不出工资的程度时，地方的执法、司法机关难免受制其中。

而在中国进入互联网电商时代后，全国范围内的产、运、销基本都被打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经济困难地区的基层执法机构，想要获得异地的某个案件管辖权，都变得比以往容易很多。

解决趋利执法的核心，是要建立一套客观中立、公平公正，让各方都信服的执法和司法机构。

不是说不让执法，也不是说对民营企业的一些违法行为，不进行打击。

而是说，要建立一套让各方都信服的中立机构，这个中立机构不存在任何趋利或地方保护的可能或倾向，在实操上让人觉得能够完全排除这些利益干扰，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法律裁判。

核心是实操，不是理论。

因为不同案件有很多不同的细节，同一个事实可能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读。如果执法和司法机构不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一定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某事，或者一定要从有罪角度进行解读的话，则作为弱势方的民营企业，有时很难逃脱。

客观中立的机构，也需要给民营企业充分的自我辩护机会。

如果做不到这些，便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逐渐向境外转移资产。

因为他们在境内觉得不安全。

我们当初的经济发展路径设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让劳动者在跟资方的二次分配谈判过程中，有更多的博弈能力；先富起来的人在境内进行二次消费、二次投资等；对先富起来的人，多征收一些税，通过税收进行境内项目建设，叠加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把这部分财富分散到底层劳动者手中。

但如果先富起来的这些人，把资产转移走了，则后续的先富带动后富，在客观上便难以出现。

这可能会导致出现后续的经济发展回落，失业率上升等问题。

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首当其冲，就业可能变得困难。

而大学生群体，血气方刚，社会经验不足，是社会中最容易被挑动的群体。如果任由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了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社会出现其他不可控场景。

而如果整个社会的基本规则秩序因此出现偏差，则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当然，还是那句话，只是因为出于中产阶级的焦虑，所以写写这些文章。不一定都对，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