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化入侵”之前，请看看“祖传的”童年游戏都是咋来的吧_风闻

当下的中小学生，随便干点啥都很引人注目。拆卡拆到官媒喊停上热搜，刚恢复课间十分钟就玩起窒息play，打个王者让人连发十几篇评论员文章……

看上去很让人怀疑：现在的小孩是不是没玩的了？

关于玩，在上个世纪度过童年的老帮子们十分有发言权。

下午四五点，夕阳西下，马路上传来共享单车的车铃声，小区里穿着校服的小孩三三两两地回家……三旬老汉老太们开始集体回忆过去。

对他们而言，十几二十年前的这个时间，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丢手绢、打沙包、跳房子、翻花绳、跳皮筋……下学疯够了再回家，直到你妈站在楼道口扯着嗓子喊你吃晚饭。

一边感慨“怎么我们小时候玩的都那么有意思”，老帮子一边转念一想：我们小时候的游戏，都是哪来的？

这一想不要紧。一番调查之后，我发现《家有儿女》主题曲唱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不仅适用于同代中国人，也通用于生活于不同时代的全地球人！

1、你小时候玩的游戏，

可能比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大

如果你问一个人，老鹰捉小鸡/丢手绢/“东西南北”是哪国发明的？得到的结论大概率是“祖传的”“中国的”，毕竟“我小时候就在玩”“我爸妈小时候也在玩”，甚至“连我爷爷”都玩。

然而，有些留子出国之后才意外发现，自己的童年竟然不是专属的。

你玩的丢手绢加拿大小孩也在玩，只不过手里不一定有手绢，名字叫“Duck, Duck, Goose”。你玩的老鹰捉小鸡，英欧洲小孩叫“狐狸与鹅”，再一问，发现“东西南北”折纸游戏竟然变成大马特色了。

然后你不禁怀疑起人生，究竟是自己穿越了还是儿童游戏穿越了？

难道早在经济还没实现全球化之前，这些玩意就悄悄抢跑了？

难道，咱爷爷奶奶，甚至太爷太奶的童年，就已经深受全球化影响了？

这种猜测有一定的道理。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在1560年所作的这幅画里，画了80多种儿童游戏，其中不乏我们非常熟悉的滚铁圈，骑“马”、跳山羊、捉迷藏、抽陀螺、老鹰捉小鸡，甚至抛羊拐，看上去像穿越一样。

此时的中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日本是永禄三年。也就是说，80、90后熟悉的童年游戏，就早已成为欧洲人的日常了。

在智利，丢手绢叫“Corre, Corre la Guaraca（快跑快跑小傻瓜）”，玩法跟我们大同小异；“123不许动”在希腊叫“我是一座雕像”，区别在于他们可能带了点cosplay的成分；“石头剪子布”在苏门答腊群岛叫“蚂蚁大象人”。抛羊拐在韩国抛的是石头，在东南亚抛的是小沙包，但游戏规则近乎一致。

不但如此，有文物反映，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古希腊和罗马，羊拐游戏就已经十分普遍，出土于庞贝古城的画作上甚至有两个女神玩羊拐的场景。可见，无论玩羊拐的习俗起源自什么地方，其历史都一定比我们想象得更久远。

▲左：古希腊雕塑中，少女在玩羊拐 （约公元前330—300年）右：出土于庞贝古城是画作

类似古老的游戏还有翻花绳。

关于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768年，不同版本遍布世界各地，除了欧美之外，还包括非洲、 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甚至北极。在英语俚语中，人们用“Cat’s cradle”来特指这个游戏；在俄罗斯，它被称为“弦游戏”；在以色列，这款游戏被叫作“编织”。

▲1765年的日本浮世绘，两名女士在玩翻绳游戏

“东南西北”的名字一听起来很有中国特色是吧？但它也很可能也是舶来品本土化的产物。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折纸游戏的起源是中国，随后传播至日本，但“东南西北”这种形式的折纸布局现存最早记载是12世纪西班牙的占星文献，有人认为其起源大概率是西方宗教。

我们玩“东南西北”大多数时候是捉弄人，但这种被叫作“Paper fortune teller（算命纸先生）”的折纸玩具被英国儿童用来占卜。其玩法同我们类似，在内部各个面上写上各种事件和指令，由玩家报出方位及开合次数，最后对应的句子即为其未来之“遭遇”。

▲西方儿童用来占卜的“东南西北”，以及16世纪约翰·汉密尔顿大主教的占卜星盘（上边的折痕同“东南西北”的折法一致）。

关于跳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7世纪，在1677年出版的一本名叫《Poor Robin’s Almanack》的书中，这个游戏被称为“苏格兰跳蛙”，其中有苏格兰人在找平的砖地或木板上划分扁或圆形的区域用来跳跃。此外，也有人认为跳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印度或古罗马时代。

印度人管它叫“Stapu”，拉美地区叫它“rayuela”，在土耳其语里是“Seksek”，保加利亚称其为“asдама”……总之就是全世界都在玩。

▲英格兰莫克姆的一种传统跳房子游戏

2.你以为的“民间传统游戏”，全世界都在玩

有研究表明，类似“丢手绢”的游戏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如英国、德国、瑞典、美国、印度甚至加纳和智利等国，游戏形式几乎一致——在游戏过程中，大家通常会唱某一首特定儿歌，像我们的《丢手绢》，法国的《 邮差没有来》。

在美国，“丢手绢”叫“鸭子，鸭子，鹅”，玩法也是一群人围成一个圈，而一个人喊着“duck”转圈，直到在某人身后喊出“goose”，追逐者换人。这种游戏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有变体，比如“Drip, drip, drop（滴滴滴）”“Mush pot”。

在印象中，小时候玩的游戏里，玩法同“丢手绢”很像的，还有“白毛女”——小孩们拉着手围成一圈唱歌，圈中蹲一个人蒙着眼，在歌谣停止时指出一个人代替他。

日本也有类似的游戏“笼中鸟”，但与我们玩时大声喊出“白毛女就是你”并随机指一个人不同，日本的玩法多了一些神秘学意味——歌声停止时，站在当“鬼”的人的正背面的的，就要代替“笼中鸟”当“替死鬼”。

△比起这个游戏本身，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游戏时唱这首童谣《かごめかごめ（笼中鸟）》，它的变奏曾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犬夜叉》等动画里。

正如《丢手绢》这首歌是作曲家关鹤岩在1948年为了延安保育员的孩子们游戏所作，游戏的出现早于儿歌。“白毛女”游戏时唱的歌谣，明显出现于1951年《白毛女》电影上映之后。从文献上看，《かごめかごめ（笼中鸟）》这首童谣是江户中期以后出现的，且也有极大可能是为了配合游戏形式所作。

虽然歌曲的创作背景各有不同，但纵观游戏形式本身与它所流行的地区，很容易看出其中贸易往来与殖民主义的影子。

此外，关于儿童游戏的发源和传播虽然少有学者考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老鹰捉小鸡”。

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这个小游戏的足迹遍及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本国的传统民间游戏来待。而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也都认为其是自己民族的传统游戏，同本民族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日本，这个游戏被叫作“比比丘女”，源于1300年前的平安时代中期，后来演化为“捉鬼子”。在韩国济州岛，它被叫作“大雁”，被认为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越南，它被认为是起源于童谣舞曲的“龙蛇”游戏；在俄罗斯，它被叫作“鸢”，在本土传播了几个世纪；在土耳其，它被叫作“狼爸爸”，同土耳其人半狼半人阿塞纳的传说有关；在英国，它叫“狐狸与鹅”，与游戏相关的歌谣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马达加斯加，它叫“拉萨林德拉”，早在法国人入侵之前就存在……

△1818至1830年间，歌川国芳绘制的《新板儿童游戏浮世绘》。比较有意思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疑似只有中国和日本的玩法包含了“被抓住就要改换阵营”这项规则。

据学者考证，如果一定要给“老鹰捉小鸡”的传播路径找一个历史脉络的话，它的来源很有可能是古印度“尸毗王割肉养鹰救鸽”的传说。但无论真相是否如此，“老鹰捉小鸡”在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存在是因传播居多还是独立演化占主流，其成形的核心一定是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底层逻辑——勇敢、善良、守护，为了他人挺身而出的信念，自我牺牲的觉悟。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哪种说法都说得通。

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彼得·弗兰说：“大陆与大陆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而使印度北部的马匹市场需求剧增。”

“儿童游戏的变迁与传播历程印证了古今文化的共通性”，像一根来路不明的引线，串联起整个的人类文明。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真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闭环。

3.儿童游戏，文明史中的善意角落

如此之多的儿童游戏近乎全球统一，是巧合吗？

不排除有巧合的成分，确实有些相似文化产物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被独立孕育。

但对于“游戏”这一贯穿智人进化全过程的行为，更大的可能性，依然是“传播”。

数字时代之前，我们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东西，经常有匪夷所思的历史源流。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应该是“七颗星星”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有一种说法是——像每个中国人小时候都听过七颗星星变成七仙女的传说，希腊神话中有七姐妹星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有类似的故事。至此社会学家发现，几乎包括少数原始族裔在内的全世界大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然而我们如今只能观测到模糊星云中的六颗星。

至此，“比较神话学”发现，这也许是人类第一个故事，它成型于人类走出非洲之前，是所有人类曾为一母同胞的证据。

至于这些我们小时候习以为常的游戏，早在我们“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形成之前，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

儿童游戏简单的框架和逻辑中，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共通的朴素哲学和文化基因。

从“体育”这一伴随人类发展的早期教育概念展开，“老鹰捉小鸡”的本质是家庭与责任感，守护与抵抗；“白毛女”或“笼中鸟”中隐含着对社会性压迫和囚禁的反抗；羊拐和翻绳体现着对简单物质的最极致利用……

而无论是哪一种儿童游戏，其最本质功能之一，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维系。

游戏，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最早的社会化行为。遵从游戏规则，便是一种社会实践。

儿童游戏的附属品，是伙伴，是团队，是从周边衍生而来的关系。所谓“有人跟我玩”，是一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建立的，最初的社会支持与安全感。

而既然儿童游戏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那它们无论传播多远，跨越多漫长的时间，遍布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种、国家和民族，好像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这个世界由人构成，是所有人与人关系的集合。

而这些童年游戏的存在，更是人类曾在大众所忽视的地方彼此友善过的证据。

如果不是有人在孩童阶段牵起那双同自己不一样的手，这些游戏又是如何在充斥着战争、侵略、迫害，贸易与文化倾轧的人类文明史中悄然传播的呢？

所以你看，80后、90后的童年不仅在精神娱乐上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滋养，看过汤姆和杰瑞的相爱相杀，见识过机器猫的神通广大。就连那些以为是祖传的户外游戏、动手小游戏，也是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美妙产物。

据此可以说，当下十分流行的，对于“纯国产”的追求和崇拜；对于它国，特别是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极度排斥，根本算不得什么“觉醒”，反而和人类文明的美妙之处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这一代人，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不仅仅是曾腾飞过的经济，曾部分解冻的文化传播。就连童年一起玩过的游戏，也是全球化的美妙产物，堪称文明的细节。

而如今有些人掉过头来，大唱抵制所谓”文化入侵”，不仅是逆文明潮流，也是在背叛自己的亲身经历。

实在是荒谬可笑且不自知。

另外，肉眼可见的是，这些经久不衰的儿童游戏，如今渐渐消失在街头巷尾。特别在国内的大城市里很难见到。

当“周边的人”被不让出教室的课间休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才能玩的小区游乐设施，大大小小的课外班和网课，以及网络另一边触手可及又随时可以抛弃的“朋友”所剥夺时，这些早期的儿童游戏自然就不存在了。

随之而来的是拆卡和咕卡这种最简单的，在有限条件下勉强“能证明我依然身处人群”的桌面游戏——同朋友交换卡片和谷子，给对方展示自己穿的珠子咕的卡，以及新买的萝卜刀，变成孩子们为数不多维系友谊的方式。

在一些为了保护孩子甚至放弃分级制度的地区，成人世界与孩子之间的界限反而不甚分明。孩子们唱着成年人的口水歌，学着成年人的语言方式，在对世界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的时候就惯于讨论什么是“我们的”而什么又是“他们的”。

当维系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更为基础而朴素的东西被别有用心地击碎，你猜，儿童游戏下一个level的出场方式，会是“来，我们换张SSR”吗？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