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院长的全球化观点及历史观有问题_风闻

本文是从杨光斌院长的一篇文章有感而来，杨院长的原文《杨光斌：中国“经济解放式现代化”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观察者网链接是：https://www.guancha.cn/YangGuangBin/2024_11_26_756731_s.shtml。

　　“经济解放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是杨院长文中提出的，它是需要严格定义的。这不是故意刁难，而是一旦这样严格起来，立刻就能发现一些问题：“解放”是什么意思？解放对象是什么？是被压榨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被剥削的所有国家的下层劳动者？现代化和全球化，是“解放”就行，还是另有其他核心任务？核心任务究竟是不是对美西方的斗争？

　　杨光斌院长强调了“平等”和“去垄断化”，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被全球化经济发展所惠及，这本身是对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当今世界已经与一百多年前有所不同，我们的任务也不仅仅是带领下层的群体对剥削群体和国家作争取权利的斗争。坚持以这种斗争为主而其他都不重要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并且那个时代是以斗争各方都没有出路的前提下终止的：美国为首的西方自以为获得了冷战胜利而终结了历史，但他们却自此走向其自身历史的终结；苏联和东欧集团崩溃解体了，但社会主义事业并未失败，而只是从错误的方式转为正确，只是成果不在它最初成功的那些国家里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发展为核心而成功的国家。我们的成功，是以否定旧的错误认识为前提的（这绝不是否定那个时代整体），并且，前提还包括更早时候已经否定过更多的古代错误，我们不可以重蹈覆辙，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共识。这段历史是必须再提一次的。

　　当然，我不认为杨光斌院长会直接重蹈覆辙——在对待国内发展问题上肯定不会。但他的这些主张，恰恰忽略了国际上斗争之外的东西——除了“解放”之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来让这个世界正常运转。而在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彻底崩溃之后，只靠我们做事也是不行的，因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除了美国西方霸权的存在这种直接障碍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那些国家自身——他们和我们过去一样（甚至更糟糕）都有各种各样阻碍自身发展的错误，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否定自身错误之前，是不可能只借助外力顺利发展的。这些国家的自身错误，当然也不可能随着美国西方霸权的垮台而消失——在西方崛起或入侵之前，这些地区就是更落后的，而不是因为西方人的到来而落后。而我们所能提供给世界的“平等”和“去垄断化”、“普惠包容”等等，都只是提供外部条件的改变，他们自己发展的真正根据只能是来自自身内因。

　　这个自身内因问题的影响，其实早已有长期的明显表现，只因美国西方霸权的影响更突出，才一直不受我们重视——仔细分析一下所有和我们合作最好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发展照样有让我们头疼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消除，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无法越俎代庖解决问题。

　　这样内因问题的存在，在杨院长的文章中就根本没有体现出来。这很容易让我们在即将引领的新全球化进程上重蹈几十年前的覆辙：以为把眼前的敌人斗趴下就万事大吉，但其实远非如此——坚持以对敌斗争为主的做法是失败的，放弃斗争谋发展也是失败的，坚持以发展为核心同时不放弃斗争才可能成功。

　　从以上一个点上，当然不足以断定杨院长的观点必定有问题，但在杨院长的文章中还有别的相关表述。

“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矛盾所在，即拥有支配地位的美国为维护其垄断利益而与求发展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根本矛盾是“冷战”的延续。冷战不是简单的美苏争霸，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也是两种全球化模式的竞争，竞争焦点是哪条道路的发展绩效更好”

　　上述这段文字中，他明显将冷战的本质搞错了，且不说他这种认识和毛主席当初的三个世界划分观点都不一样，单是他把冷战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这就很让我们难堪：我们曾在不同时间段上属于两个对立集团，那么我们到底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员，我们曾和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过吗？

　　对冷战的历史，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其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进步，但一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都不了解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做错过不少事，做错过多的事而不肯改变之后，社会制度的优势也会名存实亡，他们所搞的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冷战，也就远非单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这样简单。其二，至今为止的世界，成型的利益共同体一直是国家而不是以社会制度分类的阵营集体，一定时期内可能形成阵营集体的更多共同利益，但不仅这种共同利益本身并不稳定可靠，甚至还可能发生阵营内的矛盾大于甚至远大于共同利益的情形,同时一个阵营内的国家还可能和另一阵营有更大共同利益。这让阵营集体不可能持久牢固。其三，作为真正的成型利益共同体的各个国家，不可能不顾甚至牺牲自身根本利益来维系阵营集体的存续，最终总会回归自身根本利益的诉求。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可绝不仅仅是对中国才成立。而在发展上，犯了过多错误的苏东集团偏离了发展核心，发展水平也显然事实上落后于美国西方，尽管美国西方也犯小不少错误。发展的不利是苏东集团解体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其四，中国没有犯苏东集团那么大的错误，也及时改正了自身错误，以融入西方的方式发展与西方不同的文明，既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学习了对方经验和长处，同时创造出了新的经济模式，最终发展更成功。这不能理解为仅仅旧有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成功——我们也没有遵照旧有理论来发展。

　　我认为杨院长的那种对冷战的论断是错的，并且这种错误和前面的问题加在一起，能够佐证杨院长看问题没有把握住真正的发展核心——在“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入人心之后这么多年，他竟然没把握住。

　　没有把握住发展这个核心，是会造成实际问题的。我们自己的国家有中共这样出色和始终如一的执政党，国外可没有。我们自己的发展经历中，社会总体上是不断走向更平等和公正的，但期间也有一些局部和部分的波折和反复，出现过比较严重的贪腐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我们坚持以发展为核心，有的很好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中，最终都是可以解决的。国际上，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没有我们文明的团结一致和共同认同，更没有对其自身各种历史错误的充分反思。可以预计，即使我们的传授的经验、认识和提供的条件、机会完美无缺，他们发展实践上也至少不会不出问题，出大问题的概率并不很低，失败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认识如果还没有以发展为核心，难道不是更雪上加霜吗？

　　不仅对冷战历史错误解读，杨院长对更大时间尺度的历史也理解错了，他的历史观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错误，集中体现在在他的“全球化的非西方起源”这段里。不管是500年、1000年还是2000年的时间尺度，古代中国人都从未试图去影响整个世界，即使事实上成为过世界的中心。我们对世界的影响，都不是我们主观上要做的事，因而即使因此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也不是我们的功绩。我们一直是在被动适应古代的世界，而西方人才试图改变世界——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改变有相当多是坏事，但拿被动适应来否定西方，无论怎么说也不可能是正确的立足点。

　　而事实上，西方人不断犯大错地去改变世界和我们从不害别人的被动适应世界，最终结果也很清楚，我们从遥遥领先沦落到落后挨打，以至于需要救亡图存。并且，这是中国四千多年历史和西方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发展对比结果，倘若考虑到西方人中世纪浪费了近千年之久的时光的话，这个对比反差会更强烈。杨院长要是真相信更大时间尺度的历史，这个最大时间尺度下的历史是最不能忽略的。

　　对这种最大时间尺度的历史对比，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西方人重视一般性认识，中华文明错误地只重视眼前的直接实践和特殊性认识，而认识比实践重要，一般性认识比特殊性认识重要，正确的一般性认识对文明发展更具碾压式的决定性作用。因偏离这里的主题，这里不多说。

　　我这里需要着重说的，是杨院长的历史观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要准确区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作用。短期历史可以受偶然性左右，长期历史则受必然性支配，对越大时间尺度的历史，越要重视必然性的作用——文明因为做对了的事而长期发展更迅速，也因为做错了的事而长期发展更迟滞。

　　而杨院长的历史观显然与此不同。他把西方长期历史发展更快归功于大航海那样的偶然机遇，从他文中不同时间尺度的“全球化”表述看，他把“主导全球化”看作一种“风水轮流转”的对各方都公平的机遇，而不是不同文明内因的不同所导致，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口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真正事事践行之。

　　杨院长的历史观是中国传统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文中还有别的体现：

​**“从根本上来说，作为时间进程的客观历史并没有方向，对历史发展做出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观的产物。”**

　　这段话，文中本来是为否定西方中心论者们关于“逆全球化”和“倒退”的论断的，但为此却将历史描述为没有方向的，对其方向的判断被认定为纯属主观价值判断，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是需要进步的，进步和倒退也是有客观判断标准的（生产力标准），即便有些文明和在有些时间段上没有选择进步，其中相当多的也因此而灭绝。而“没有方向的历史”，显然和中国传统史观的“周期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盛衰无常”如出一辙。

　　放着现成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用，偏要回归祖先，并把这种思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当今不少中国学者就是在这样做，不止杨院长一人。这种做法不会立竿见影要我们的命，但最终积累效果，和刚开始变异的癌细胞的积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