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_风闻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在现当代社会里有许多争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被视为封建余孽。我觉得这有失公平，所以写作本文说一下我对儒家思想的辩证思考。

我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下几点：

1、就有道而正焉。 

此句出自《论语》第一篇《学而》，意思是向有道德、有学识的人看齐，去匡正自己。这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类似。它说明儒家有明确的是非观，有阐明标准的理想和建构秩序的目标。为此，儒家好学务实，始终强调纠错、觉悟和改正，格局较为开放和开明，思想上不迷信，行动上较灵活。 

2、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就是不走极端，拒绝僵化，明白转换。这是有大局观和长期观的表现，是懂得平衡与协调的反映。 

3、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在认知社会，理解财富和经济时，知道源流，晓得轻重，明白利害。这是“公利”思想的重要体现。

4、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此句出自《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远方的人不归服，就发扬文治教化来使他归服。这是在提倡和平竞争，否定武力攻伐，体现了“和平主义”、“人道观念”和“大同思想”。 

从这几个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理解的良性社会应该是——上下有序，皆合于“道”的。 

“道”是世界运行的规律。它体现在万事万物运行的方法、规则和秩序中。

方法如果是正确的、先进的，就是“智慧”的。智慧的方法因其正确性和先进性而表现为“德行”，拥有“德性”。 

有德，有智的方法在实践中形成规则和秩序，儒家用“三纲五常”来总结。 

“三纲五常”以皇帝为核心，为刚领，但是“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为重。

在“三纲五常”中，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各司其职，各尽其道。 

如果无道无德就会呈现出“工具理性”，表现为自私、狭隘、短视、极端……这就与上述儒家的核心思想相抵触，难以“中庸”，无法做到谦虚好学、和平主义、公利主义，最后无法实现“大同世界”。 

“道与德”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道”是世界运行的规律和样子。“德”是正确的、智慧的方法。它使生命的存在符合“道”的规范和要求。 

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我理解，这就是说“道”包含“德”与“非德”。按照“德”去行动，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反之，按照“非德”去行动，就容易导致凶的结果。 

有德行，有智慧的方法，儒家总结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这些方法运用于实践，就使得生产生活有规则和秩序，就是“三纲五常”。其核心与其说是“皇权、父权、男权”，不如说是“道、德、智”。 

皇权、父权、男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不是自在的、天然的，而是由符不符合“道、德、智”的要求，是否有“仁义礼智信”来判断和确权的。权力是否能够确立和延续，就看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是治是乱，是吉是凶。

换言之，儒家推崇的不是皇权、父权和男权，而是“正确的方法”，符合于“天道”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将万事万物统领好，安排好，使之稳定运行，井然有序。 

儒家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和要求呢？这要从它的三个重要发展时期中找原因。 

1、春秋末期。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此时的社会特点是“乱”。 

礼崩乐坏下，僭越失序司空见惯。周王朝分崩离析，战乱频发，民不聊生。 

2、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汉武帝独尊儒术。此时的特点还是与“乱”有关。

秦统一后不久，由于苛政等原因导致国家大乱。经秦末农民起义和诸侯战争，汉朝初立。汉初，用道家思想治国，但是狠乱了一阵。有“诸吕之乱”，也有“七国之乱”。这为汉武帝继位后罢黜百家，恢复秩序，提供了民心所向和社会基础。

3、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儒学复兴，“新儒家”思想产生。儒家思想开始理学化和道学化。此时的特点还是与“乱”字有关。

这次的乱是从儒家失势的东汉末年开始的。然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短命的隋朝，这都是国家分裂动乱的时期。唐朝较为安定，但是唐末和“五代十国”又乱套了。在这700余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国家解体，纷争四起，战乱不已的。史书中关于这个时期的很多记载都令人不寒而栗。百姓生活坚困，苦厄，甚至是悲惨的。其间，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很显然，它们没有起到助力国家，稳定社会，安抚百姓的作用。

因此，当宋朝结束纷乱的历史后，统治阶级想皇权永固，国家统一，百姓想社会稳定，长治久安，这些心愿最后合力促成了儒家的复兴。

从这三个历史阶段中人们不难发现，儒家思想是作为“防乱治乱”的解药出现的。每当历史出现一次大动乱，社会上上下下对动乱的恐惧，对私欲泛滥的痛恨，就加深一层。于是在反反复复的动乱中，在许多灭绝人性的恐怖事件里，儒家思想最终从“百家思想”中脱颖而出，成了主流意识形态。 

即便儒家曾经被冷落，在东汉末年之后被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排挤，但是它终究还是会回来的。只要人们厌恶战乱，儒家就会复兴。人们越是恐惧战乱，越是会，迟早会，通过“理学化和道学化”改革使儒家思想一步步走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度。直到最后，出现对封建皇权、父权和男权的“愚忠愚孝”。 

这种“愚忠愚孝”的产生，不是儒家的本意和本质所导致的，而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私有制社会始终无法克服周期性大动乱所导致的。

当反复尝试各种方法都不能彻底根治之后，诉诸于迷信，进行洗脑，用神明的神秘权威来压制民众的个人思维，树立“愚忠愚孝”的盲目信仰（宗教信仰），去规范言行，稳定秩序，就是极容易发生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早期它的思维是比较清醒的，偏重依靠理性来建设理想社会。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发生的历史性大动乱也迫使它走向了僵化死板的道路，强调通过修炼心性来约束欲望，乃至用“存天理，灭人欲”来实现社会安定。这就把儒家“儒教化”了。至此，人们的思想被规训，言行循规蹈矩，慢慢演变出“愚忠愚孝”。这让社会秩序得到进一步稳固和加强，但是氛围也如同一潭死水。社会内部的安全性、稳定性提高了，但是国家也失去了活力，以致不能很好地抵御外敌。

所以，客观地看待儒家思想的衰变，与其说是儒家思想错了，不如说是封建社会或私有制社会没有能力治疗自身的“绝症”，所以强迫儒家恶变了。儒家为封建社会，为私有制社会背了黑锅。对比明、清两朝就不难发现，它们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但是异族统治后，社会压制忽然变得极深重，这是政治原因导致的，可是却让儒家变质，然后去分担骂名，做替罪羊。

换言之，儒家的失败是私有制社会无药可救后，采取反智、无德、无道的驭民术的表现。只要私有制不变，其框架内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将失败，并不只是儒家会失败，百家思想以及宗教都会失败。

这种失败是由私有制的两个本质特征导致的。它们共同注定了私有制社会的动乱和灭亡结局。它们是： 

1、私有制的经济与社会始终把追逐“私人利润”放在首位。 

2、私有制的经济与社会始终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

由于经济运行有周期变化，一时加速上升，利润快速增长，一时又减速下降，利润不断减少，这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所以当经济进入利润减少的周期后，私有制就会走向自毁。 

此时，私有制经济越来越无法从新增财富中获利，就转而从劳动者和普通百姓的损失中获利，导致“零和博弈”。由于私有制经济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将人群分为“资方和非资方（劳动者和普通百姓）”，所以只要出现零和博弈就会造成贫富分化，使资方富有，非资方贫困，很少反例。 

于是，劳动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断恶化，使得“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无法完成。这在古代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现代则表现为消费低迷，生育凋零，产能过剩，产销失衡，经济循环被毁坏。最后，古代、现代的私有制社会都走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简言之，一边是人类控制不了经济周期的变化，另一边是人类可以控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但是人类就是坚持不变，坚持不改。即，坚持追逐“私人利润”为首要目标永远不改，坚持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永远不改。

这种经济周期变化了，而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不改的后果就是，财富分配规则僵化死板，不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导致财富错配。财富错配毁掉了“劳动力再生”产，毁掉了经济循环，造成经济自毁和社会动乱。 

原本，经济周期变化只是经济“增速”下滑，“利润”下滑，财富“增量”下滑，它完全不会导致经济危机。因为科技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力水平足够养活原有人口并支撑良好的人口结构。但是，由于私有制破坏了“劳动力再生产”，破坏了“经济循环”，结果搞出了财富“总量”下滑，这就平白制造了经济危机，引爆了大动荡和大毁灭。

所谓违背天道就要大难临头，“应之以乱则凶”，主要就是指私有制社会的顽固不化导致分配规则僵化死板，不能跟随经济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结果财富错配毁掉了经济，被人类无法控制的经济周期（它是天道的表现之一）所惩罚。这在古代就是“王朝周期律”现象，在近现代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 

所以，只要私有制不改，此框架下的任何意识形态，任何防乱治乱的方法，都会失败。 

失败的意识形态要么被淘汰，要么走向愚民的宗教化。或者，干脆什么意识形态都不要了，乱套之后就大开杀戒，以血腥暴力的手段重建“丛林法则和丛林秩序”。 

如果还想要秩序，相比较来说，儒家思想已经算是私有制历史中最好的、最先进的思想了。它比法家更温暖、仁厚；比墨家更灵活和调和，更符合时代特征；比道家更强调秩序和节制，而非任逍遥；比佛家更接地气，更适合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 

更重要的是，儒家强调“中庸”和“民本”。

“中庸”隐含的目标是治疗私有制的“非理性逐利”。它若能实现，就可以调和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修复劳动力再生产和经济循环。 

“民本”隐含着“公利”思想。它若能实现，就可以用“劳动依据”去平衡私有制社会里的“资本依据”，从而使分配更有利于财富生产的主力军之一——劳动者，保护好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产销平衡和经济循环。 

所以说，中庸和民本，再加上“就有道而正焉（开放、自省）”与“远人不服，则修文得以来之（和平主义）”，它们都是针对封建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重要缺陷的。儒家虽然没有明确觉悟到公有制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却在治理私有制社会的动乱中，不知不觉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类似的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确实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只是，儒家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让他们无法突破私有制的藩篱，因此它寄希望于把天下的财富和权力主要都交给皇帝一人掌握，从而把“大私有者”变为“父亲”，以“家长”的身份去发挥“公利”的作用 ，以此制衡和约束中小私有者（权贵和百姓）作乱的冲动。 

这个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是不好的，不稳定的。“大私有者”并不会变为“公利”的代表。因为“私”就是“私”。 在私有制社会里，它始终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标，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公有化”，不把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大私有者（皇帝）是否为公利服务完全取决于其人品和个人意志。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在拥有了巨量的财富和生杀予夺的权利之后。

所以，儒家最后还是失败了。它没有改造好私有制，而是反过来被私有制改造了，走向了宗教化，继而催生了愚忠愚孝。而那些真正的儒者，尤其是认同早期儒学的人，只能是孤独地、愤懑地生活在权力的边缘，社会的边缘。 

纵观私有制的历史，“儒家思想”堪称意识形态中的顶级存在了。很少有比儒家思想更好的思想了。 

有人认为西方的近现代思想，如人道思想，人权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是比儒家更先进的思想。我不这么认为。 

一来，西方近现代社会没有解决私有制的本质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国际冲突和历史悲剧仍在上演。

二来，由于私有制的固有问题没解决，所以它在近现代化之后，所谓的进步性表现得极不稳定，且十分虚伪。

“不稳定”就是指那些“进步性”会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消失。西方人的“文明”在此时会隐遁不见，忽然换成另一幅面孔，变得充满仇恨，面目狰狞，言行具有攻击性，且异常凶恶。 

“虚伪”就是指他们所谓的“进步性”，是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为代价的。在经济增速进入下滑周期后，更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衰败为代价。这种建立在“广泛不公平”基础上的进步性，在损人利己后才能拥有的“进步性”，是虚伪的。但凡非西方国家要讨回公道，西方就会以破坏世界秩序为理由来制裁别国，维护美西方领导的“资本秩序”，即以西方资本为首要依据的财富分配规则。如果制裁失败了，那么西方国家内部就会乱套，它们所谓的先进性就会崩塌。人权、人道、自由、民主……都成了口号和画皮，背后尽是阴谋，满是交易。西方国家底层的老百姓也会受到极大伤害，尤其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更是如此。

所以，相较于儒家思想来说，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进步意义其实是有限的，被夸大的。它对于人权和人道的强调是基于私有制的，因此它主张的自由和民主带有极大的副作用。 

它所说的自由，往往包含放纵，因而具有侵略性。而它所谓的法制，其实主要是约束弱者和弱国的。这在经济增速下滑期会表现的特别明显。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以及服务于“私人逐利”和“私有资本”的法制，最终都会把“私利”作为自己的本质，或者视为自己的客户“上帝”。这就容易把自由和法制变为“面具”。由此，虚假的自由，变态作恶的自由，就随处可见。而钻法律的空子，以守法之名违法，也会稀松平常，见怪不怪。社会生活中的“黑幕”会特别多，特别沉重。 

“私有和自由”本来就是阳奉阴违，貌合神离的一对关系。私有制社会是竞争逐利的，它甚至不会给对方留下后路。这怎么能不侵犯自由呢？特别是在经济从上升转为下降后，私有制就会因为逐利而陷入零和博弈中。此时，它就扯下自由的面具，露出专制的真容，要置对方于死地，造成大冲突和大动乱。这会有它曾经标榜的美丽自由吗？ 

西方所说的民主，一到经济下滑周期也会有名无实。程序正义绝对好看，但是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极多，且性质异常恶劣。严守程序正义的假面下，隐藏的都是生意，而且还是为了私利。它甚至连党派私利都算不上，而是纯粹的个人私利。此时，民主就与其初衷相违背，不再体现公利和公共意志，而是在各种私利的复杂斗争中，成为大资本互相交易，互相妥协，出卖公共利益的工具，即“民主画皮”。各个大资本都会高喊民主，争夺民意，然后挟民意进行“私斗”。最后的结果绝不会是解决私有制经济的本质问题，而是在调和大资本之间的矛盾之后，将民意用完即弃。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被最大化，而民众的利益被出卖，扔在一边。经济危机不会得到解决，而是继续恶化，甚至进一步演变为国际冲突，直接引爆战争。

这就是所谓先进的近现代西方“私有制意识形态”。它与儒家思想相比，更没有大局观和长期思维。它的“进步”极度依赖“经济上升期”来涂脂抹粉。而它隐藏的本质其实是以强陵弱，分化打击，用吸血的方式获得巨额财富，然后去维持西方这少数人光鲜亮丽的“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或者一旦全球经济走入下滑周期，私有制制造的零和博弈就会引爆内、外部矛盾。西方所谓的进步性就荡然无存，露出凶暴可怕的真实面目。这也是西方模式只属于西方，在非西方的广大地区难以复制，无法良好运行的原因。在被经济掠夺之后的地区搞私有制是难有好结果的。 

因此，认为近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是巨大的进步，这个观点难以令人信服。相较于封建时代，近现代西方历史更像是对错误的社会形态又做了一次更恶劣，或者有失偏颇的推进。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资产阶级比较会投机取巧，善于掩盖真相，不断把自己伪装成先进罢了。这个将少数人的幸福美满建立在多数人被不公平、不公正地对待之上的文明，而且这个幸福美满还是虚伪和不稳定的，这种文明应该被称颂为极大的进步吗？

所以，当经济下行周期再次出现的时候，从更宏大的人类历史高度去审视私有制下所有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现西方的近现代意识形态，尤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较于儒家的“大同思想”来说，不能算是一种进步，而是更像一种无药可救后的破罐子破摔行为。反正私有制的周期性危机解决不了了，“大私”也压不住“小私”了，那就干脆不解决了，用“自由”来伪装一下“自私”，然后把私有制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于是，殖民掠夺开始了，黑奴贸易开始了，世界大战开始了……毕竟，别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至此，私有制的本质缺陷暴露无遗。它无力自救，只好由“丧心”走向“病狂”，极力摆脱约束，把“自由”矫饰成“民主”，去掩盖私有制最后的疯狂。资产阶级革命顶着人道和人权的名号，把私有制的短视和自私表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制造各种人间灾难。而这些灾难逐渐让人类对私有制的自我疗救丧失信心，失去耐心，最后催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向。 

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向就是顺着“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的思路发展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来。 

西方确实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是文化积淀导致他们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能力。因此后果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因为缺少“中庸思想”的启示和历练而走向失败，让资本主义又复辟了。

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大多没有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有些人甚至贬低中国古代思想和古代哲学。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验的历史意义，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独特价值。所以，西方搞专制的能力不怎么样，在古代专制国家的排名中成绩平平。搞自由西方也不太聪明，其近现代历史给世界，也给他们自己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西方在没有治愈私有制毒害的时候就把自由释放出来，这已经可以算是整个西方哲学、西方意识形态失败的有力证据了。

在西方，他们习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的专制走向极端的自由。极端自由之后，左派就难以进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右派更是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传统。于是，西方无可救药地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其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去掉了除“私人资本”之外的所有中心。

而这种去中心化的操作显然是错误的。“去中心”是错误的。用“自由”来掩饰，然后“以私人资本为中心”还是错误的。 

“道”的存在，或者说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客观性来自“物理规则”的客观性。物理规则是人们无法改变，只能遵守的。只要人们想过好生活，就必须研究和遵循物理规律。由此，财富生产，经济生活，政治活动，乃至历史发展就必须围绕物理规则进行，围绕能够揭示物理规律从而大量生产财富的方法进行，围绕能把财富分配好，运用好的方法、制度和秩序进行。这就是从物理规律衍生出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乃至历史规律的过程。制度和秩序孰好孰坏，判断标准的重要源头在物理规律。 

由此不难看出，万事万物的运行是有“中心”的，而不是“去中心”的。“道”或“规律”在基础层面决定了万物的运行不是自由的，而是不自由的，甚至是专制的。在平等问题上也类似。这世间并没有绝对的平等。对和错不可能平等。符合“道”，符合“规律”不可能和违背“道”，违背“规律”平等。 

道和规律体现在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中。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道和规律集中体现在那些能够维持人类生活，维护社会良好运作的事物上。这个事物显然不是“资本”。因为，作为自然资源的资本自己不会变成财富，而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资本，自己也不会产生新增财富。 

财富是由“正确的方法和劳动”联合生产出来的。所以，科技与劳动，或者说创新者和劳动者，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没有他们，财富不会产生，社会也无法存在。而没有资本和资本家，社会依旧可以存在和发展。因为，自然物就在那里不会消失。有创新者和劳动者就可以生产财富。把财富用于投资就可以形成资本。 

换言之，“创新依据”和“劳动依据”才是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资本依据”不应该成为分配的主要依据。它作为主要依据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分配，从而毁掉经济，毁坏安定的生活，直至葬送人类历史。即，资本，尤其私人资本，不应成为社会运转和历史发展的核心。

当然，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专制，它是有核心的，并不意味着“自由”就不需要了。人类对自由的需要源自“道”的晦暗不明和曲折起伏。 

正因为“道”是看不见的，不走直线的，所以人类才不能轻松地、明确地把握它，不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跟随它。由此，人们才需要“自由”来进行多方向、多方式的连续探索。然后，自由就催生了“平等”的观念。平等的意义就在于更好地探索“道”。 

但是，探索归探索，尝试归尝试，最终人们还是只能依据“道”来生活。所以，摸索和尝试的诸多“自由”最后会被收回，只让符合“道”，追随“道”这个核心路径前进的事物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其他尝试则被摒弃，驱赶向社会边缘，历史边缘，直至被剥夺存在的必要。

因此，“道”中，“规律”中，就包含了“中庸”的道理，“辩证”的道理。人类的所有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等规则、标准和秩序，都必须以“不自由”，以“中心专制”为基础，但同时要保有灵活性，以便有限度，有智慧地运用“自由”。这就是中庸之道。 

“去中心化”只有在失去“道”的方位后才短暂使用。一旦再次找到了“道”，那么“中心和专制”就会回来。因为，不符合道的事情，就是错误的、落后的、丑陋的……事物。它们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不被“中心（即正确的、先进的、美好的事物）”集权压制。 

正确的、先进的、美好的……事物，就是那个能够恰当地运用物理规律，使自身稳定，健康，持久地运行，而不产生内、外部毁坏因素的事物。 

《中庸》里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这里就隐含了集权与自由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产生于乱世，士人发奋努力寻求自我实现，取得功名的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孔子作为小知识分子和小官吏，也没有甘居平凡，而是努力想成为贤德之人，有大作为的人。所以，“天地位焉”虽然有各归其位的意思，包含了集权和秩序的内容，但是早期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很强的“龙生龙，凤生凤”的家庭出身观念。孔子是知道周文王怎么取得大位的。孟子也说民贵君轻。因此，“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是人身依附、人身约束才能良好发展的意思，而是依据才华，得到恰当的位置，获得公平的回报，才能实现良好发展的意思。所以，儒家对集权的理解，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对自由的理解，是基于“个人的能力被恰如其分地运用才符合“道”的要求，使社会健康运行”这一思想形成的。儒家的中庸思想，“致中和”，以及孔子对《周易》的深入研究，都说明儒家思想既坚守社会秩序，反对“去中心化”，同时又明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后社会才能良好发展的道理。即，集权和秩序属于“道”，而不是哪个人。能够实现集权，维持秩序的人，只能是言行符合“道”的那个人。

儒家思想的这些特点显然在西方思想史中是不显见，不常见的。首先，西方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宗教，是直接掌握政治权利的。教皇比皇帝权威还大。宗教思想说一不二。异教是不被允许，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的。而儒家思想即便儒教化也没有催生宗教国家。儒家思想一直与其他思想共存。儒家思想的开明程度显然更好一些，比古代的西方文化更宽容、更自由。其次，西方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一边是纠正宗教的极端专制，结果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另一边是追求自由的左翼运动，在转换身份后又变回了过度集权的社会主义。

西方总是在极端之间变换，以“矛盾对立”的方法思维，缺少儒家的中庸思维方法。所以，西方解决不了私有制社会的周期性动乱，在实践公有制后又陷入僵化教条的集权专制中，结果向无头苍蝇一样失去正确的方向，走了回头路，去复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只有我国继续前行，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集权和自由做了调和与融合，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说明，无论什么思想离开了“中国化”就不容易搞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化”就不能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甚至主要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没有跳出私有制的藩篱确实是一个失误和遗憾。它对中庸的阐述也不够完善和精确，以致后世使用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与儒家先贤没有克服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有关。但是客观来讲，儒家思想内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后，确保了我们在千年之后依旧是“广土巨族”，文化一脉相承。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没有第二个。 

其他国家要么有广土，没巨族，广土多是荒凉之地，要么有密集的人口，但是小国林立，政治关系松散，缺少广大且统一的社会合力。这些都说明在没有儒家思想的地方，人类社会更不容易摆脱私有制的桎梏，更不容易取得真正的历史性进步。这附带着“自由”也无法广泛，持久，健康地得到实现。而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在没有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也很容易走偏走错，非死即残。因此，儒家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对时代先锋——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正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历史，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模板和根据地，提供灯塔和火炬。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的旧病再次复发，要重演历史悲剧。而西方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私有制已经复辟。目前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保持活力，坚守社会主义的理想，坚持公有制的历史地位，并维持住了历史要从私有制时代向公有制时代转变的大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带来的“中国化”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儒家思想不能简单草率地进行批判和抛弃，而是要客观、理性、辩证地加以分析、判断和运用。既要将它与私有制联合起来认识，也要将它与私有制分开来认识，这样才能将它的历史作用、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完整完善地呈现出来。然后，人们会发现它不仅在数千年的私有制意识形态中名列前茅，而且还有跨越千年，跨越不同时代和社会形态，一直为人类提供重要智慧支持的独特先进性和进步性。 

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儒家“大同世界”的现代版本。中国要想走向光明的未来，世界要想摆脱现代西方的极端思想、变态思想、宗教思想、邪教思想……等对历史发展的阻碍，就必须明白人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世界上的思想都要研究和借鉴中国思想，尤其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百家思想”，去粗取精，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因为只有中国思想在私有制历史中建立并维持住了“广土巨族”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虽然还不是大同社会，但是相比较于其他思想来说，更接近“大同社会”。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实践中比其他文化更有利于维护公平，弥合矛盾，建构秩序，维持统一，并较长时间地保持和谐。这已经被数千年的文明史之后，只有中国基本保持了“广土巨族”这一形态历史性地证实了。 

并且，当代中国以“广土巨族”的身份走进公有制时代后，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退回到私有制中去。这种坚定地要把“广土巨族”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也只有中国。而广土巨族的治理经验与公有制社会主义结合后，才真正为“自由”打开了历史大门。 

“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化之后，在借鉴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之后，才能在大同世界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得到真正地、良好地实现。 

参考文章：

《百年变局的经济、历史和哲学内涵》

《人类历史并未现代化》

《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与历史发展的“节奏”有关》 

2024.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