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蒋介石消极抗战害惨中国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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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安排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上，不仅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被当成战败国对待，领土、主权都被美国、苏联与英国肆意分割，这是一件至今仍然令人思之气结的事。

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遭受的损失，大部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被收回了，比如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美国在中国的“权益”等，但也有一些至今无法解决，比如外蒙的独立。

当年上海的媒体感叹，“战胜国的名分，战败国的待遇”——何以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

直接的原因，和当时把持中国中央政府的蒋介石私心自用，在最后打败日本的问题上，一心想搭美国的顺风车有关。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既然工业实力强大的美国已经参战，则日本必败；既然日本必败，又何必把国军实力消耗于对日作战？留下来用于对付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是最聪明的。

在1942年1月至1944年10月间，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的这一心态，洞若观火。他在离华之前，曾邀请《时代》周刊首席记者白修德和《纽约时报》记者谈话，提供了一个高层知情人的视角。

据史迪威观察，蒋介石在1941年12月8日的珍珠港事件之后，就已经不愿意抗日了，蒋那时已经认定日本终将被美国击败，他需要为战后的中国未来（即内战）做准备。

史迪威认为，美国与蒋介石的结盟简直像是在**“与死尸结盟”**，美国的援助未能体现为对日作战的丝毫效果。经过“驼峰航线”艰难运达的军事装备，则被堆放在仓库里，准备在战后“更重要战场”使用。

做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为了提升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同时也为了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与伤亡），史迪威一方面要求对腐败无能，战斗力低下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造，另外一方面，则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发生联系，包括分享美国援助（为此派出“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这两点都受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

1944年，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行动期间，白修德曾经到访前线，亲眼目睹国军某部炮兵毫无目标地打完全部20发炮弹，就算是完成了作战任务。

白修德晚年写了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出版之后成为1980年度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其中有关中国的第二部分内容，被翻译成中文，以《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的书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白修德基于史迪威的提点，以及后续对于史料的查证，指出“史迪威事件”的根本原因：“据我所知，甚至就在那时候，使蒋介石最为惊恐不安的，既不是日本人在1944年的胜利，也不是史迪威暴躁的指挥作风，而是史迪威欲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努力。这些革命者在北方，即所谓的延安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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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召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4次高峰会议之一。

但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蒋介石对拟议中的中缅印作战计划兴味索然，基本没有表态，任由史迪威将军和蒙巴顿海军上将操盘。

蒋介石最关心的是行动开始后可能会影响到通过“驼峰航线”输送到中国的物资数量。因此，他斤斤计较地坚持，无论战局对空中运输力量产生什么额外需求，每月运到中国的物资都不能低于1万吨，否则就不同意在缅甸使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非常奇怪。因为从日军占领下收复失地，本是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本分，但在蒋介石的讨价还价中，似乎成了在替美国打工。

从后来的历史看，蒋介石这种看似鸡贼的操作，导致了严重后果。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就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斯大林就慷慨地做出保证，在取得对德作战胜利后，一俟远东苏军得到必要的增援与加强，苏联就将对日作战。

也就是说，在蒋介石自鸣得意的与美英首脑平起平坐的开罗会议后仅两天，远东的战略形势就大为改变，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战场的分量已经大大下降，中国事实上已经从分食战后利益的餐桌上被排除了出去，并且成了被分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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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苏联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旧皇宫内，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各自的国家共同举行了雅尔塔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了此后几十年的世界格局。

虽然随着德国的统一，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但远东的雅尔塔体系仍然存在，包括朝鲜半岛的分裂，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以及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等等。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答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对日宣战，同时提出了参战的条件，包括外蒙古独立、苏联在中国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等等。

罗斯福慷中国之慨一口答应，条件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其余部分，主要是长城以南的特殊权益——这就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共同出卖中国的主要内容。

本来，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之间的交易，中国完全可以不予承认，但日本投降时，由于执行消极抗战的政策，蒋介石指挥的几百万国军根本就没有发起反攻，并且刚刚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局促于西南一隅。此时，外蒙已处于苏联控制之下，东北则被赢得远东战役胜利的苏军完全占领，蒋介石还要仰赖美军帮他运兵到华东和华北抢地盘，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打落牙齿和血吞”。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11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雅尔塔协定中涉及到中国的内容照单全收。

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到屈辱的是，中国虽跻身战胜国，竟不能乘势收回香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经提出由国军接受香港，但被丘吉尔蛮横拒绝，而蒋介石也不敢坚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军卷土重来。

蒋介石的这番操作，意味着他口中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利益”等，不过是他个人利益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

所有这一切也都意味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有待解放战争的胜利！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纪念抗日战争，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总结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失败的教训，不能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国民党青年军的征兵口号）的吟诵中浪漫化国军抗战。

今天，我仍然强调这一点。不总结教训，就可能重蹈覆辙。（本文参考了历史学者老田的研究，谨致谢意！）